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如此认真地读完一部研究小说的论著了，但当我翻开王安忆的《小说讲稿》阅读时，却有一种欲罢不能之感，特别是看到她通过对一部部名著的解读所揭示的作家创作动机和心灵奥秘时，其视角之新颖，剖析之透彻，“点睛”之独到，常会使我心头一震，豁然明悟。由此我忽然联想到，在1990年代初，我也曾读过她刚出版的小册子《故事和讲故事》，那里虽然也谈到她的小说观念，也对一些作品进行过分析，但似乎更多是表层性的感悟，很难说得上理论的提升，这种对比，使我更领会到王安忆的“复旦十年”的特殊意义。
这些年来，作家进校园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一些出道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取得突出创作成就的作家，不少人都进入了高等学府任教。但对此现象也引来了某些非议，除了所谓“镀金”说之外，更有甚者认为这些作家进高校任职，只不过是为了今后“生存的考虑”寻找“更稳当的安身之所”，亦即“学院化生存”。这种非议是否针对具体对象我不得而知，但从我这个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工作数十年的教师来说，对于这些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进高校任教却有不同的感受。
王安忆以她的《小说讲稿》在高校课堂上开设小说创作的课程，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它给长期凝固的高校文学课程体系带来一种新鲜的活力。她没有因为登上高校讲坛就故意去搬弄一些人云亦云的“高深”理论，而是按照一个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对创作的理解和体验来谈论她对文学的认识。比如她谈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时，就很直白地点明，这是作家的“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对具体创作来说，就是“材料与建筑”的关系。这种比喻，我觉得比那种“源于”与“高于”的说法要更接近文学创作的真谛，因为作家采掘现实生活原料把它化进自己的作品时，实际上已融入了他对这种生活的个人体验与生命感觉，由此构筑起的小说世界，必然与现实生活拉开了大大的距离，实际上是作家心灵所“构筑”的世界。王安忆按照自己的创作体验所阐述的这种观念，不仅对于小说创作，而且对于文学研究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在鉴别文学作品、特别是鉴别现实主义作品时，常惯用于拿现实生活的“尺寸”去“度量”文学作品所描写生活的“准确度”，这种评判标准其实是反常识的。承认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主观性，应该是我们研究文学最基本的出发点。王安忆这样讲授，实际上是要引导学生将审视的眼光放在对作品所构筑的文学世界的全面感应中，关键看它是否给现实世界投以光亮，是否有助于人们在反顾现实世界时有更深的省察，有助于置身于现实世界的人们自我意识的震醒，有助于唤起人们争取一种更美好生活的勇气。这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认知，发自具有创作体验的作家，自然会使人更加信服。
王安忆在《小说讲稿》中对一些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方式。她并不是仅仅依托某种理论对作品作外围的扫描，笼统地作抽象的评判。我觉得她更像一个熟门熟路的建筑师，拿着谙熟作品的“图纸”，带领她的学生进入这些经典作家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从局部到整体去分析、判别它的每个“艺术构成”。她并不否认小说创作有它的“制作性与技术性”，而正是从那些“制作”与“技术”层面中，去解开作家“选材”和“制作”的动机，一层一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步步深入去探求它们所体现的作家心灵的奥秘，无论是对古今中外名著，均如此。像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解读，王安忆没有满足于去依循那种所谓“一个音乐家的传记”的评判，而是用一个作家的独到眼光，直接进入作品的具体环节，从一个婴儿刚刚睁开眼睛的混沌感觉，到所经历的“生理、心理成长”――“思想输入健全的身心中”――“理性和本能的合作”等几个阶段，细致分析作家所采用的丰富的艺术元素，最后终于触摸到作者罗曼・罗兰的创作旨归：“‘音乐’具有神的特征和灵魂的特征”，所以小说所展现的“一个天才的世界”“它不是一个具体人的传记，不是一个反映现实的作品”，而是“创造圣者的神话”。王安忆对这部小说的体认，似乎更像一个作家对一个作家的心灵烛照。她对被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的解读也很有意思。王安忆是从小说繁琐的情节展开过程中，细致梳理出主人公布恩蒂亚家族六代人的族谱，一一标示每一代人际之间的婚姻关系、乱伦关系、生育状况，在这些畸形、扭曲、倒错的种种复杂关系中如何使家族走向颓败以致最后的消亡。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在她讲授小说创作时曾一再提出：“经验性的情节”需要“构成故事的动机”，因此，看来她是十分谙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小说赋予婚姻、乱伦、生育的隐喻性“动机”的，也正是从小说带有符号性的人物及其演绎的故事中，王安忆敏锐地感受到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最主要“动机”：它不只是反映一个小小的马孔多小镇以及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兴衰历史，作品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更深的内涵，那就是体现“一个生命的运动景象，这景象是以自我消亡为结局”，它凝聚着作家心灵世界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甚至宇宙运动的令人震慑的思考。我想，这种对作品的解读方式和直逼作家心灵世界的探究意识，与解读者所具有的丰富创作体验是分不开的。由此我也想到，在我们高校课堂习惯于所谓“高屋建瓴”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学讲授时，像王安忆这样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来登上讲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心灵体验来讲授文学创作，这不正是给高校的学子们带来一股强劲的清风么？
当然，高校的人文氛围自然也会给这些走进校园的作家以更浓郁的精神熏陶，就从王安忆进复旦后出版的《小说讲稿》中也可以看出它与王安忆当年一些谈创作体会的文章的重大差别。尽管都带有经验之谈，但《小说讲稿》所显示的理论素养却不可同日而语。诸如她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她对一些文学观点的阐述所体现的逻辑驾驭力，她在吸纳各种理论知识时所作的创造性运用，以及对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敏锐思考和判断，都显示出“复旦十年”在一个作家身上所留下的深刻影响。
文学创作的思维特点无疑是讲究形象性的，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性体验的，但这并不等于排斥理性、拒绝理论知识的“浸染”。真正属于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理论，有助于开启人们的心灵，把握事物的真谛。一个具有高远创作意向的作家，很自然会追求对人文科学知识的系统吸取，我想，我们正是应该这样来理解当前许多作家进校园的初衷。当然，人文素养的提高到更高水准的作品的出现，这之间不可能是“开直通车”，这中间必然还有一个内在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一个与广阔而丰厚的生活原料“酿造”的过程。我倒希望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过程”不要过早地、任性地下否定的断语，而是应该耐心地给予更殷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