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是一位在晚唐诗坛上成就卓越的诗人，他与当时齐名的李商隐一起，被后人称为小李杜。长期以来，杜牧的诗文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成为晚唐文坛的佼佼者。这一时期的中朝文化交流，使杜牧的诗文以及文学观念受到了朝鲜诗家不同程度的关注。吴乔《围炉诗话》云:杜牧诗，唯绝句最多风调，其七言律亦极有佳致。七言律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杜牧全部诗歌作品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杜牧七言律诗作为切入点，探讨中朝诗家对杜牧创作风格的批评。
1中国诗家对杜牧七言律诗风格的批评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对杜牧诗的总体风格做出杜樊川诗雄姿英发的评价。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往往和作家的个性密切相关。关于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我国古代理论家早就作过探讨。曹不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以清浊有体，不可为强而致。曹不认为文章呈现给读者的是作家的气质和创作个性，也正是由于作家的气质和创作个性不同，才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创作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曹不的论点: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他认为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气和后天的学、习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创作个性及创作风格。他接着以历代作家为例来说明作家内在个性与作品外在表现的一致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清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杜牧正因为凭借自身的才气，追求高绝，成为晚唐文坛的佼佼者。
清人赵翼在《区瓦北诗话》中曾评价其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蔺，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新唐书》记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雄凝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因而杜诗在内容上多抒发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刚直有奇节则在以抵抗异族入侵与削平藩镇割据诸问题、以反对朝廷内部邪恶势力为题材的诗篇中表现得更为彻底和明显。试举其《李给事》略作分析:
一章缄拜皂囊中，僳僳朝廷有古风
元礼去归维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
纷纭白昼惊千古，铁攒朱殷几一空
曲突徒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
这是杜牧对甘露事变的感言。面对事变，大多数士大夫敢怒而不敢言，但杜牧却说:纷纭白昼惊千古，跌攒朱殷几一空。控诉在朝廷在甘露事变，，中滥杀朝臣的罪行，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恐慌。杜牧赞扬给事中李中敏朝廷有古风，，，更是对其自身刚直敢言性格的写照。全诗不管是对邪恶势力的批判，还是对正义人物的赞颂，都充满了阳刚之气。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又说:牧于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类似的评价也见于杨慎的《升庵诗话》，他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右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所谓拗峭，一方面是指用不依律体常格而加以变化的诗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气势;另一方面是指在律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古体诗有某种相似的豪右雄浑的意境。由此，我们可以把握杜牧七律诗中的总体艺术风格，即以雄姿英发为最主要特征，形式上遵循七言律诗的声韵对仗要求，有时在律体中又故意作拗句，或杂以古意，表现出一种遒劲峻峭的气势，从而使雄浑豪右的意境得到进一步强化。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惆怅无因见范暴，参差烟树五湖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知诗人托物抒怀，气魄宏伟，沉雄浑厚。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曾盛赞该诗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而已哉。其实，这首诗不仅仅直造老杜门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登堂入室，得老杜之真髓。但是，对该诗的格律法谢棒却提出了批评，他在《四溟诗话》中说:杜牧之《开元寺水阁》诗，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声，韵短调促，而无抑扬之妙。⑩客观来讲，杜牧该诗首句即入东韵，一韵到底，每一联的韵脚都押五五调值的平声韵，韵既不短，调也不促，虽无抑扬之妙，却是很美的乐音。清代诗家李重华对杜牧才气颇为称道，但也说杜牧法未完密。这实际上涉及对律诗中拗峭现象的不同看法问题。按诗歌创作的要求，古体诗和律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律诗中不应杂以古句，古体中也不宜杂以律句。古诗讲究气势，对声律则不作要求，但律诗重声韵，要求颈联、颁联对仗。但是，如果将这两种诗体刻意推向极致，则古诗会流于空洞，律诗则会流于呆板。相反，如果适当地在律诗中穿插一些古体诗句，使之成为变体，则可使律诗增加一些遒劲刚健、抑扬顿挫的特色。正如刘熙载所说: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诗之常也。论其变，则古婉近劲，古妍近质。公对于律诗创作自然当讲究声韵格律，但不必拘泥，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乐记》云:凡音之起，从人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不可恃为典要。杜牧的七律诗在雄姿英发的基础上有时寓少拗峭，这并不是不懂诗法，而是有意为之，正体现出了杜牧七言律诗的创作个性。
2朝鲜诗家对杜牧七言律诗风格的批评
在古代朝鲜半岛，新罗是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即便是在行将没落的晚唐时期，新罗仍然没有放弃吸收汉文化的机会。那些对中国文化满怀憧憬的留唐学生非常自然地就接受了晚唐的诗风。诚如金宗直在《东文选序》中所说得吾东人诗而读之，其格律无虑三变。罗季及丽初，专习晚唐，丽之中叶，专习东坡。追其叔世，益斋诸公，稍变旧习，裁以雅正，以迄于盛朝之文明，犹循其轨辙焉。对于初学汉诗的他们来说，追求形式美并充斥着艳丽感伤气息的晚唐诗歌比沉雄遒劲、意境高远的盛唐诗歌更容易接受。论诗者由于个人的偏好，崇尚不同的风格，并排斥与自己所崇尚相反的风格。
朝鲜诗人在对杜牧及其诗作批评时，也都注意到了杜牧的七律诗中存在拗峭现象。李碎光在《芝峰类说》中评价杜牧诗:杜樊川诗云: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又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遗堵，八九所高丘，又永安宫受诏，筹笔译沉思，亦变体之变者，中唐以上人所不道也。.李碎光所说的变体实质说的就是杜诗中的拗峭现象。杜牧的这几句诗，改将五言律诗中的前二后三的音步变成了前三后二，所以李碎光称之为变体。中唐以来的诗作讲声病，多柔靡，而杜牧刻意保持拗峭的风格，以改变这种风气，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赵翼的《区瓦北诗话》也注意到了杜牧为力矫声病所作出的努力，他说: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谐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右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朝鲜诗家申钦在《晴窗软淡》中也提到:樊川之诗，固变音也，然其才横逸豪俊不可挡，意者其人亦必似其诗乎?长篇中《杜秋娘》、《张好好》、《郡中独酌》等语，自是新腔别曲。这段话也谈到了杜牧律诗的拗峭，变音相当于变体，即有拗峭之意。作者不仅说到了杜诗的拗峭，而且赞赏了杜牧才华横溢，豪放俊俏，肯定了杜牧的创作个性。申钦还说到其人亦必其诗，文如其人，点出了风格的本质。扬雄的《法言》提出了最早的文如其人的思想: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从申钦对杜牧创作个性的评价可以窥见中朝诗家诗歌理论的传承与接受。
此外，朝鲜第二十二代国王正祖李祘雅好诗文，他在《日得绿》中评价:杜牧清励豪迈，词轧可讽。肯定赞赏了杜牧清励豪迈的艺术风格，但却说词轧可讽，这是李祘对杜牧律诗中的拗峭现象的不同见解。李祘身为朝鲜国土，接受的是正规的、传统的诗法;诗歌批评亦如此，遵循传统诗法则予以肯定，反之可讽，对杜牧律诗的拗峭并不认可。杜牧常采用设问来达到拗峭的效果，用设问归总全篇，耐人寻味。如《沈下贤》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不敷山下梦，水如环配月如襟。这首诗起句设问，如高山瀑布激荡着读者的胸怀，然后通过环境的渲染，表现对沈下贤的思念。这种手法后人不容易模仿，但在朝鲜却出现了一位善于拗体诗的文人郑知常，其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绿波(《大同江》)正是使用了设问的手法，使其诗意更加峭拔劲健。郑知常对杜牧的拗峭虽没有像其他朝鲜诗家那样做出直接的评价，却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证明了对杜牧拗峭风格的肯定。
纵观中朝两国诗家对杜牧七言律诗风格的批评，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1)中朝两国诗家都对杜牧才气大加赞赏，对总体创作风格作出了大体一致的批评。如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中说杜牧才甚豪俊，申钦的《晴窗软谈》中说杜牧横逸豪俊。(2)中朝两国诗家都一致认为杜牧的诗歌存在拗峭特点。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杜牧诗常寓少拗峭，杨慎在《升庵诗话》也说杜牧诗于律诗中特寓拗峭朝鲜诗家申钦在《晴窗软淡》中也认为杜牧诗固变音也，李碎光在《芝峰类说》中也说杜牧诗亦变体之变者。(3)中国的诗家们分析杜牧诗歌中存在拗峭特点的原因为了矫正当时诗坛的不正之气;而朝鲜诗家只是承认杜牧诗中有拗峭特点，但没有进行详细辨析。综合朝鲜诗家论诗的观点，能避免仅仅站在本民族的视角上的局限，更容易获得对杜牧七言律诗风格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