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在媒介的冲击和推力下，需要对文学的存在加以深度思考。
关键词：媒介;形态;现当代文学;关系
“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们的‘现代文学’”[1]103，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现代传媒(媒介)具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2]73，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本身就带有信息，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其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以及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存在的“场”。媒介以其特有的强大冲击和推力促使着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及文学生产/传播方式、作家身份和读者/受众心态等的改变，因此，对现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等)需要加以关注和探讨。
一、报章印刷与新文学构建
晚清与“五四”前后，民族先觉者们为寻求社会变革而触动文化并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并促成新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在网络和广播、影视缺席的时代，报刊杂志处在最前沿，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形式，它们催生、哺育了新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与意义上决定了新文学后来的发展/走向。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体叙述的创新、写作者文化“身份”特征的改变等都离不开报章、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如文学观念变革的先驱者梁启超的“新文体”成就即与报刊密不可分，“没有大众传媒的发达也就没有梁启超”[3]17;另外，杂志和报纸副刊导致了职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将作家从小作坊式的、自产自销的历史写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他本人和其作品进入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之中”[4]3;还有，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涉到传播形式、写作技能、接受者的心态、写作者的趣味等，实是关系重大。传统文人的著述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现代作家的创作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报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亦有着重大影响，如报刊连载小说促使着作家调整笔墨以适应其特征，鲁迅的短篇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小说从“说———听”转为“写———读”模式等等，使得读书人耳目一新的当时，既兴奋，也不无惶惑。“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后来借助《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编纂完成了其自我经典化(总结与定位)，而此编辑设想无疑是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从以上论述中可窥见报章媒介对现代中国文学进程的深刻影响：“可以这么说，现代(新)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1]103，而由此产生的文学活动特征一直被保留着，在当今印刷媒介世界里内涵基本没有变化。
二、冲击与合作：电子媒介与新文学传统
报章印刷媒介带来的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新质文学，是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开辟，而以广播、影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兴起对此新文学传统构成了一种挑战，大众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个人化文本阅读，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新的媒体(介)催生新的文学，每一次媒体(介)的革命都会引发文学的革命。同时，现代传媒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文化中心，对社会的文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既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是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媒体(介)的商业化特征和政治化特征……”[2]159-160，广播、影视媒介的出现带来社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使文学开始与时尚/流行文化联系起来，并且逐渐娱乐化、商业化，文学的叙述方式、表现形式、接受观念等也随之调整和改变。声色震撼、感官冲击大有取代传统的阅读习惯之势：广播的直播让人感觉到与现实世界的“有距离的同步”，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带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体验;而影视(尤其是电视，它更多占据日常闲暇时间)则是使文学图像化、商业化意味越来越浓厚，当然也改变了读者的趣味，使文学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直观画面和身临其境感的喜爱与对快感和轻松娱乐文学的消费追求，取代了曾经的文学文本阅读的美感及愉悦，摒弃了深度思考。对此，很多熟悉或习惯纸质文学形式的文学研究者发出了意义复杂的叹惋———“文学终结论”，电子媒介的兴起引起他们对于纸质读物命运的担忧，对于文学命运转折的悲观，同时也在承认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和改造。但实质应是“每种媒介都既有优点也有缺陷，所以……呈现出多种媒介并存的局面。……因此，说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后，……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真正‘死亡’，而是边缘化”[5]61，即印刷文学的中心地位遭到消解，需要调整文学叙述/艺术传达方式，寻找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最佳结合点来应对紧逼的挑战;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有着崇尚高雅和深刻的需要，不会止于浮光掠影式的感官满足，寻求生的意义和价值源于人的本性，文学恰是对生命/人性的洞察与领悟，即符合了这种需要。文学本身并不拒绝/排斥新的电子媒介，“在纸质书籍阅读已经大量减少、出版业萎缩、电子出版业超过传统出版业的前提下，电子媒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播优秀作品的方式”[5]63，如何更好地借助运用它们并保持文学内在的艺术独立性/深刻性不为新媒介所“奴役”才是必须深思的重大问题。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早在上世纪初就已出现，如作家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张恨水、张爱玲等或参与电影创作，或对电影进行理论上的评论;后来一些经典作品如《伤逝》《林家铺子》《围城》等等被搬上荧幕，由此形成的人气聚集效应带来了纸质图书的再度热销，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被重新欣赏;新近的如《白鹿原》《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影视改编和广播台有声阅读也使得很多受众在表层的视听图像艺术欣赏之后，选择重回文本感思作品的表意丰富性和艺术独特性。另外，有些作品则是通过影视播出后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比如六六的《蜗居》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还有如韩寒、郭敬明、明晓溪、饶雪漫等人，更是借助影视使自己的作品“梅开二度”，由此带来印刷图书的畅销大卖，而这些也催生了影视文学。可以说，文学艺术是广播和影视艺术形式的基础，即文字语言绝不可缺席被取代，同时，电子媒介也大大拓展了文学的生存空间。虽然其中存在消极方面的影响，如影视改编与作品原意的大不相符;影视炒作现象使原作品的内涵意义夸大或缩小等等，但这些都不能掩蔽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强大整合作用。
三、契机与危机：网络与现当代文学
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媒介的兴起，让文学走向了大众狂欢，众声喧哗。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智能手机等通讯工具的逐渐普及带来了“网络文学”这一文坛新现象，“这些依附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媒介作品，对文学的嬗变形成了强大的推力，也对文学传统的历史赓续造成了新的变奏”[6]143，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相对于报章印刷、广播影视等来说，网络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媒介，它几乎囊括了前几种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信息，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实时性、交互式、全球性等特点。其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范围之广泛、变革之剧烈、渗透之全方位是前几次媒介革命所不及的。文学的存在方式自然就会大量转向“数字化生存”，几乎全部的原印刷文学作品(国内外)都被数字化复制储存在网络资源库中，网络原创文学更是难以数计，“读/刷屏”多于读书，纸与笔逊位于网络技术，使得文学的创作、阅读和传播方式以至作者身份、读者接受等又一次从媒介本体上发生重大转型与改变。关于网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现已有很多评论，综合观之，主要集中在网络之于文学转型的“启蒙”和“消解”双重角色上：借助网络的大众化叙事，对既有的文学体制、文学旧观念和传统的作家文化身份等进行了革新颠覆，文学刊物和报纸编辑的权威性被消解，突破了原有的文学惯例/成规，推进了文学写作/阅读自由度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和异化的一面，比如网络媒介的技术化对于文学性的消解，“自娱以娱人”的文学观念转变导致非艺术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网络写手大都是隐匿真名的，在虚拟的身份中，消解了作家该有的“责任焦虑”，导致主体承担感的淡化，致使网络文学的作品意义缺失;数字化复制及拼贴技术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易碎的没有重量的存在，带来的是文学经典的隐退与文学信仰的消褪，“……数字媒介写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与仿拟的界限”[6]153，带来文学身份危机。另外，网络文学的虚拟真实带来的只是数字化媒介之间的交往，虽然在公共网络上，每个写手都能够恣意用文字尽情狂欢或者与受众互动喧哗，但实质上都是“孤独的人们在排解孤独”而已，离开了网络，一切只是虚空，没有厚实感，所以，大多网络写手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印刷成纸质图书出版，等等，这些显示出网络媒介的缺陷暗弱。但不能因此把网络媒介看成文学的对立物，它是新的文学契机，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好网络的技术优势在数字化语境中提升文学。
四、结语
以上荦荦大端地分析了几种媒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当下是印刷、电子、网络媒介多元并存的格局，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与缺陷，互补共存着，在矛盾中整合，文学的存在状态也由此丰富多彩。当然，其中存在着显在的文学“忧虑”———在媒介技术本身带给文学的挤压冲击之外，还有“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是自足的存在，它必然处于多重体制之中，……体制的制约是外来的、强制的，而自己的思想、立场与利益的驱动则是内在的、自发的;……它们都要通过媒体对文学产生影响”[7]137-138，即媒介是由人来决定如何运用它的，“体制”与“市场化”也同时通过媒介规约着文学，尤其是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带来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借用程光炜先生的说法，即“媒介焦虑”，“一方面，大众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登场的欲望;另一方面，就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也在谋杀现当代文学的‘诗性’”[4]4，进入“功利化”或“解构”的运作怪圈，这些都是必须正视面对的文学困境。所以，在通过媒介视角更为原生态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真实存在面貌后，如何理性对待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在媒介语境下保存/增强文学的生命力，坚守文学性，重构/开辟文学新境界等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让媒介技术和商业化等外在力量牵着文学走，那么“文学消亡论”就不只是悲观的叹息了，需要来自传媒机构、作家、批评家、读者大众等的共同反思与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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