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女性；个人化写作；创作自由；社会道德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日益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下，凭借女性特有的情感以及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她们以。创作自由为利刃，在传统的文学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女性空间、在取得中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因频频触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备受社会的批评和争议。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性爱。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 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性爱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在由白烨主编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中，“小说《沙家派》事件”、“木子美现象”成为了该报告中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论争”。那么，在小说《沙家洪》中对传统经典意义进行消解、木子美在网上公开性爱日记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背后，则是人们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处理的又一次论争。由之引出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观是符合社会、时代观念的文学观?”等问题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其意义不是一个模式就可以展现的。文学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不是由文学是否自由、是否开放的表现方式来判定的，他们与文学的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只是理解层面上的相互偏离或冲突。我们欢迎对社会责任、社会道德高度弘扬的作品，也容纳对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现出了多样的繁荣，才能代表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示出足够的雍容与大度，才能展示我们对生活的自信和骄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但对文学自由的宽容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一些个人在张扬个性时，因素质不高或爱走极端，把低俗当高雅，把乖庆当时尚，使得判断作品与问题的基本道德尺度淡化或弱化。可以说，当基本的规范都没有时，宽容的尺度也就没有了。”“超越’，道德也不等于“不要”道德。陈染将她惟一一部长篇命名为《私人生活》，正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无论在社会的一般意识中，还是文学的流行观念里，‘个人’似乎都成了最重要的东西”，社会、国家几乎被放在了整个社会意识的背面。而在个人意识的膨胀中，真正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是被限制的，所以个人的自由又被迫退回私人的、隐秘的空间中。林白将她的小说观定义为“飞翔”，认为“写作是一种飞翔”，就如同“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吸大麻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她概括了精神和肉体两种飞翔的感觉，飞翔象征的是自由，即精神自由和肉体自由。自由是一种超越，是超越后的对规律的把握和驾驭。
文学的自由是超越道德之后的对艺术规律的审美把握。文学的道德则是作家自我得以扣心自问其作品所展示的自由能否得到大众宽容的职业操守。如果用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规范文学的自由表现，不免有些“卫道”的意味，也会让文学丢失它本有的精神和灵气。社会前进了，文学不能停留。社会道德不能呆板地成为文学的标准和宿命，更不是批判女性“个人化写作”过于自由的理由或理论。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绝不是女性“个人化写作”的两难，而只是形式上的悖反和内在的在艺术审美意义上的统一。女性的“个人化写作”使自由在文学的世界里寻求到了广阔的空间，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表现，更是女性突破传统男性话语霸权的方式。她们表现的是女性世界和女性视角里的社会道德。在多变的时代里，女性的“个人化写作”还在经受考验，还在不断地寻找最合适的尺度。当它的主体和客体、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对自由意识的理解达到了最佳契合时，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在女性“个人化写作”中的融合才会焕发出更加奕奕的文学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