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工业化是西方国家掉入“发展陷阱”后的被动修正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全方位、多层面的影响，经济疲软、债务高企、就业恶化以及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掉入“发展陷阱”。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爆发初期尽管采取了多种治理危机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而它们集体陷入发展迷茫期。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自由市场模式进行反思。2009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表示，“现行资本主义体制应该转为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但怎么做最好还需要进一步观望”。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背景下，再工业化作为一场技术革命被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提出来。可以说，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固然有反思后的醒悟，也有前瞻性的眼光，甚至被一些人加上了新技术和智能化的标签。但是，再工业化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动推行的技术革命，而是对其已有体制、政策及战略上的一次被动修正。
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产业空心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西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出现停滞和下降的趋势。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关注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于是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向金融部门，开始了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历程，产业日益空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与形式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积累体制。在资本替代劳动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虚拟化，作为资本主义大厦物质基础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让西方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回归制造业，建立一个高级而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重塑竞争优势，继续保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一些智库机构，特别是经济政策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基金会等亲民主党的智库，纷纷出台报告，阐述制造业的独特性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工业政策来促进就业。与此同时，奥巴马正式推出 《鼓励制造业和就业回国策略》，积极支持制造业回流，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并恢复在过去10年中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还专门设立“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师奖”，奖励那些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奖金高达100万英镑。
二、再工业化是下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开端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技术革命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核能等领域。在生产效率方面，连续工艺、标准零部件、装配线、大量的低成本能源等极大地提高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不论是空间技术还是电子技术都属于高新技术领域，从研发到应用不仅费用高而且风险大。于是被称为高技术产业发动机的风险投资正好能够弥补传统融资的缺口，承担起孵化高技术产业的重任，华尔街的资本大量进入新兴产业，于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二战”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战后形成的高科技革命高潮的消逝，资本主义普遍进入“滞胀”阶段，出现了增长停滞和通胀并存的局面，遇到资本积累困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73―197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总结这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的经过，可以发现：技术革命总会产生获取暴利的大量机会，导致金融资本蜂拥而至，热烈地追捧新技术及其催生的新兴产业，促进相关产业不断壮大;但不久，金融资本就会发现新兴产业的利润率出现下降，于是处于过剩状态的金融资本开始脱离实际财富的创造过程，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由于纸面财富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金融危机随时会不期而至。
三、再工业化暴露资本主义发展新困境
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已经五年有余，是否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一系列举措的长期效果还不能确定，但从以下六个方面看，其短期效果并不如意。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再工业化的效果并不好。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美国所塑造的全球化生产结构和美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痼疾制约，使奥巴马政府难以推行改革。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无法破解的两大难题。 一是再工业化无法破解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增加就业双重目标的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加工制造环节会继续向更低成本的国家转移，特别是向劳动力成本低、环境要求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本逐利属性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流，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违逆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布拉德・詹森说：“把这种希望说成一厢情愿或许有些言重了，但我们必须认清，制造业其实并非美国比较优势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雷奇也说，“不要欺骗自己了。我们不可能回到30或40年前那种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由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巨大成本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改变，除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抵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损失，否则跨国公司很难将生产线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回本国。但是，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发展现代化的高端制造业，机器不断代替劳动力，必然会带来制造业就业人口的进一步降低，而这又与再工业化增加就业的目标相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因此，再工业化 所引起的当代资本主义变革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只是当代资本主义还有能力进行一次重新调整。尽管再工业化能够促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尽快走出危机，但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无法消除。这决定了到一定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爆”，那时社会主义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