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从城邦统治者的角度对诗歌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创立了两条基本法律，并出于诗远离真实、不利于人心灵结构健康发展与城邦正义实现的考虑提出将诗人驱逐出城的主张。从中可以窥见隐藏于柏拉图美学思想中的政治考量是诗人遭驱逐的主要原因，对产生其原因的深层机制，陈中梅从本体论、认识论、神学、心魂学、道德及政治五重角度着眼探究“诗与哲学之争”；鲍桑葵认为正是古希腊万物同质的观念使得柏拉图无法界别美学与伦理学；朱光潜从柏拉图的贵族立场出发，考量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从柏拉图哲人与城邦立法者兼具的双重身份分析其行为逻辑将是一个新的着眼点。
关键词： 柏拉图 诗人 诗 哲学 政治
在《理想国》卷二、卷三中，出于培育城邦护卫者美德的目的，柏拉图带领格劳孔对城邦中流行的诗歌进行了严格的全面审查，并制定了两条基本法律：第一，诗人应只将神看成好事的原因而非一切事之因；第二，在诗歌中神应当始终保持本相而不能像魔术师一样通过变形在言行上欺骗大众。在卷十中，提出统治者只能许可歌颂神明和赞美英雄的颂诗进入城邦，甜蜜的抒情诗与史诗等不符合理想国构建的诗歌则都应被放逐。在柏拉图与格劳孔的对话展开中，我们可以看到产生其观点的逻辑，这些原因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在国内外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陈中梅立足于柏拉图诗论原文之上的研究，朱光潜着眼于贵族出身的柏拉图的政治立场而进行的理论分析，还有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注意到的理论产生的现实渊源。
一、“诗与哲学之争”
陈中梅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驱逐实质上是由于哲学受到传统诗歌对其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和实践它的“政治性”的阻挠，从而展开的诗与哲学在主导民族文化、规导公民认知倾向和道德意识领域的发言权与仲裁权的斗争。
1.诗与认识论
因为“在古希腊，诗与哲学都是教育的工具，也都积极地、全方位地参与了民族和社区文化的建构”[1]。并且在这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哲学并不占优势，因为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诗人是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爱慕和尊敬的“偶像”。柏拉图选择从基点处“反击”诗歌，通过否定诗歌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积极属性和正面价值，架空诗的内涵，从而釜底抽薪挖掉诗歌得以竞争的土壤。
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经历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雅典城邦陷入一定程度上的失控和混乱，希腊文明的繁荣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现象，雅典人所具有的崇尚理性的传统实则忽视理性内涵，比如雅典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却不理解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过的，重视民主却缺少对民主知识的正确理解，所以柏拉图想要在雅典公民之中建立起理性研究的深厚知识背景，而为了建立这个背景，传统笼统地谈论知识的方式亟待改变。
2.诗与本体论
柏拉图反击诗人和诗歌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通过本体论论证诗的虚假性。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有一种单一和稳定的存在，即“理念”。他认为只有事物的理式是唯一可靠的实体或质体，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只是“有”与“无”，或“是”和“不是”的混合。并且真知只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对可见世界而言只有意见。在柏拉图看来，世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具有意见，他们因为缺乏辨识真伪的能力而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只能在虚假的表象误导下生活。事物的“虚假”和人们的无知共同掩盖了真理的光芒，哲人的使命就在于启发人们认识到现实世界的虚伪并传授探求真理的路径。只是作为模仿术的诗歌本身就是失真的，并不具有展示实质的作用。
3.诗与神学
在荷马和赫希荷德生活的时代，神的世界还是一种充满仇恨、吵闹嘈杂的格斗局面，但柏拉图生活的时期，正在进入一个由自然神学向伦理神学过渡的阶段。《斐德罗篇》里面的众神之首宙斯已经作为“强有力的统领”而雄踞天庭，定导一切；被统领的众神也是各司其事，相处和睦，气氛亲善而没有妒忌。在被引入伦理判断的神学中，神的活动应当作为指导人们生活的“样板”，因而神只能是善好之事的原因，所以诗人对众神形象不经伦理学原则检验的塑造和歪曲是不被允许的。
4.诗与心魂学
柏拉图认为，心魂是自主引发运动的原力，是绝对完整自足的存在，人的心灵结构的完善不仅符合个人的自身利益，更直接影响城邦秩序的稳定。就像《理想国》中所体现的正义的人与正义的城邦可以相互推理的逻辑，个人正义的实现是理想国能够建立的前提，健康的心灵结构是个人正义的基础，所以城邦的统治者必须重视对个人心魂的治理。因为心魂不仅重要，而且可能产生失调和无知两种错误，正如泰阿泰德将胆小、放纵和不公正看做是心魂的疾病，把形形色色的无知看做是心魂的内在变形。
5.诗与道德及政治
以文化讨论文学，以伦理评述诗歌的方式是古希腊人的共识，这种根深蒂固的城邦利益的视角与其生活的环境紧密关联。自公元前六世纪，尤其是在经历了梭伦变法之后，城邦在公民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柏拉图所说的“城邦是我的父母”与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名言均概括性地反映出当时公民阶层对人与城邦关系的共识。正是由于Politics作为“第一艺术”对其他艺术居高临下的优势，使得从城邦利益出发去审视诗歌变得理所应当。
二、“万物同质”的假定
“万物同质”是一种缺少二元论色彩的观念，即视万物同为彻底的自然现象。以神为例，希腊人认为神就住在某个山上或某座神庙中，以神为创作原形的艺术品不是一种对无形力量的纯粹象征，而是一种对神的肖像描摹。既然万物同质，“自然不能不假定，艺术和美的本质不在于它们同普遍感官知觉对象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实在具有象征关系，而仅仅在于它们同普遍感官知觉对象具有模仿关系”[2]。
既然人们如果仅因为形式的缘故而喜欢或讨厌某一事物的形象的话，那么，理所当然的，人们对这一形象所模仿的现实中的实际事物同样会感到喜欢或讨厌，由此便产生了与美与艺术相关的道德主义原则。因为艺术上的再现同人的关系与普通事物同人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对现实中不道德内容的模仿再现只能增加不道德事例的普遍性，并通过暗示增强其诱惑力，所以，“从道德上来说，艺术的再现在内容方面，必须按照和实际生活中一样的道德标准来评判”[3]。 三、从贵族立场看政治动机
朱光潜认为，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认为柏拉图驱逐诗人的这场“斗争”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与诗争夺统治权的“诗与哲学之争”，忽略了柏拉图政治维度上的基本动机――在雅典民主势力上升的时代重建新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以维护贵族统治，柏拉图的一般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都是从这一基本政治立场出发的。
柏拉图在构建理想国时，多次强调真理和知识对于实现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的重要意义，认为哲学王应当能够首先超越可见世界的局限看到善的理念，再返回城邦之中依照理念治国；而在个人的心灵结构中，只有激情辅佐理智实现对欲望的控制，才是健康善好的。
柏拉图与文艺相关的理论思想，同样离不开这一基本立场的指导。柏拉图鄙视理式世界以下的感性世界，鄙视哲学家关照以外的实践活动及与实践活动相关的技艺；就文艺的社会功用而言，他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是否服务于政治是衡量文艺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件文艺作品的影响从政治标准来看是坏的，那么无论其艺术性有多高，都必须被清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控诉诗人们的两大罪状：诗作为模仿术不能表现真理和诗伤风败俗（于公不利于最正义的国家理想国的建立，于私有碍于个人灵魂中各部分的协调发展）同时也是针对他的政敌而言的，第一条罪状是控诉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者把诗当做寓言的论调，而第二条罪状则是攻击民主政权统治下的戏剧和一般的文娱活动。在朱光潜看来，对“诗人和其他模仿的艺术家”的轻视不单单是出于对其政敌行为的批判，这种轻视艺术技巧的态度有其作为奴隶主的阶级根源。
四、双重身份的逻辑
在上文中，朱光潜认为，这场“诗与哲学之争”的实质在于其政治内涵，是一场“哲学与政治之争”，我赞同此点，但不是同样基于柏拉图维护贵族统治的政治动机分析，而是相反，柏拉图以政治标准审查诗歌内容，不准许违背理想国法律的诗人进入城邦，根本在于提醒哲人：作为现实城邦的公民，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意识，否则，存在于政治与哲学之间根源处的张力，只会迫使哲人重复苏格拉底的命运结局。
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有两种诗和诗人，理想国中真正要驱逐的并非是第六等人“诗人或其他模仿的艺术家”[4]，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接受政治的规导而被理想国所吸纳的，但第一等人“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5]。由于见的真理最多，而无法与建基于言语上的谎言的政治妥协，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才真正构成对哲学王统治的威胁。因为哲人的使命是求知，是走出洞穴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但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要让洞穴中被桎梏的奴隶相信墙面上的影子才是真实的。理想国的统治者虽是哲学家，但称王的哲人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纯思辨性质的哲人，他必须具有政治意识，必须学会运用言语上的谎言，所以驱逐诗人是在提醒哲人，要服膺于哲学王的统治――一种离不开谎言的政治，不仅是保护自己，更为了能够建立起最理想的正义国家。
（一） 诗人与哲人的相似之处
1.被神灵凭附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提到四种被神灵凭附的迷狂：语言的，教仪的，诗歌的，爱情的，每种都有各自主宰的天神。由诗神所凭附而来的是第三种迷狂。“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6]。诗人只有被诗神凭附才可能走进诗歌的门内，这是单凭作诗技巧无法达到的境界，当诗人在神志清醒时所作的诗遇到迷狂状态时吐露的辞章就顷刻黯淡无光了。
在《伊安篇》中，柏拉图专门谈到了诗人的本领是一种灵感而非技艺，并用磁喻来比拟诗人灵感的获得与诗歌感染力的传递方式：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诗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柏拉图认为诗人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受到酒神的狂欢。
哲人陷入的是第四种迷狂。因为哲学家不满足于俯视世人所认为真实的可见世界，而是运用理智，从感官知觉获得的经验出发，凭借辩证思维的反省，把它们统摄成整一的道理。柏拉图认为哲人对真理的追求是一种回忆，回忆脱离了肉体，随灵魂向上升高，俯视我们身体生活的世界，举头得见灵魂在永恒本体境界之中所观览到的一切。
2.无用的评价
柏拉图在谈论诗人时提到过，从荷马以来的所有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事物的模仿者，他们既不拥有使用者对事物的知识，又没有制造者的正确意见，而是相反一无所知。这种诗人无用的观点非常像阿德曼托斯对苏格拉底转述的公民对哲人用处的质疑：他们看到热爱哲学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完成自己的教育而学一点哲学，并且在还年轻时就放下它，而是把学习它的时间拖得太长，以致其中大多数变成了怪人（我们且不说他们变成了坏蛋），而那些被认为是其中最优秀的人物也还是被你们称赞的这种学习变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7]。柏拉图认为，荷马对其在诗歌中所谈论的最重大最美好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曾质疑：“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颠沛流离，卖唱为生吗？”[8]这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城邦中所遭遇的相同甚至更糟糕的境遇。
在苏格拉底面对阿内图斯以不敬雅典的神和腐化青年思想为由对自己的控诉时，他虽然做过以下辩白回应公民对自己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质疑：“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9]“你们可以想想，我多年来不理个人的私利，不顾一己的私利，经常为你们的利益奔波，一个一个地帮助你们，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敦促你们关心美德。”[10]但最终仍旧没有改变陪审团中的大多数人对哲学家是“唠叨鬼、看星迷或大废物”的印象，经过从自愿报名的雅典民众中随机挑选出501人组成的陪审团的两轮投票，苏格拉底被多数票判处死刑。
（二）属神的哲学与属人的政治 哲学相比政治一点十分显著的不同在于，哲学对美的关照是一种对永恒理式的凝视，是一种个人面对最高理念的纯哲思的生活，而政治则需要公民充分参与到城邦的集体活动之中，讨论的内容都是现实世界的事物，这正是哲学家所视为虚假幻象而不值得追求的。
哲人之所以不经常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不仅在于来自最高理式的吸引，还有政治与哲学的另一深层矛盾。在谈到培育哲学王的最关键的步骤――辩证法教育时，柏拉图十分明确地谈到了哲学对于政治的威胁。“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是一种谈话的艺术，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被指通过辩论的方式找到双方的不足，在各自矛盾的暴露与解决中建立起对真理的认识，这是一种哲学家认识真理的重要方法。但柏拉图却提醒格劳孔应当注意到在搞辩证法上所引起的恶果――搞辩证法的人违反法律。我们从他的比喻中可以得知，人们在认清真理之前需要通过辩证法的运用清除自己旧有的由城邦塑造的观念，而这是城邦统治所需维系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另一种可能更糟糕，如果被扫除了旧观念的思想空白不能被真理填补，那么会导致头脑被既不是真理又非城邦道德法律的其他内容占据，从而既不利于个人的人生幸福，又严重破坏了城邦统治秩序。
除此，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其他部分也多次涉及政治与哲学之间的根本张力：哲学为追求真理所要审视的正是政治得以维系的根基，哲人在求知过程中最需要具备的怀疑精神动摇着政治在世俗社会里的权威地位。为了完成理想国的构建，柏拉图采取了哲学向政治妥协的解决方案。在谴责诗人将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时，柏拉图提到，即使诗人们描述的诸神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情是真的，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这些不利于护卫者美德养成的故事最好闭口不谈，如果非讲不可，就只能许可极少数人听，“并且秘密宣誓，先行献牲，然后听讲，而且献的牲还不是一只猪，而是一种难以弄到的庞然大物。为的是使能听到过故事的人尽可能的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