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艺术成就极高的小说。小说的正面形象虞育德是吴敬梓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吴敬梓在内容和形式上精心设计，成功塑造了一个落寞、退隐的理想圣贤，将人物置于隐性状态，从而传达出理想儒道情怀与现实思考，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关怀。通过对小说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吴敬梓在塑造虞育德形象时的艺术手法，也可以看出虞育德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儒林外史;虞育德;艺术手法
一、主要人物形象的隐性状态
大多数经典作品习惯用主要人物贯穿全书，在情节和结构上明显突出其主体地位。《儒林外史》的主要人物形象虞育德则不然。在结构上，虞育德依然是中心，但在内容上，作者却将其设置为隐性角色，以此突显其主体地位，表达出个人情怀。
吴敬梓使主要人物表现出隐性状态，主要是通过对其人生经历的精心设计达到的。虞育德始终没有获得世俗的认同，不受多数人追捧。他官至国子监博士，只是一个闲官小职，少朋友，门庭冷落，也不能一掷千金。这些情节的设计成功塑造出一个有清闲遁世的隐逸倾向的读书人形象，突出了虞育德不预世事的特点，使得小说在第三十七回前，虞育德一直保持普通人的形象，与圣人、真儒的设想相悖，缺乏主要形象的存在感，处于隐性存在的状态。这恰是作者为表达正人君子不遇所追求的效果。
这种情节的设计在第三十七回达到了极致：作者故意安排虞育德祭祀泰伯，做一件注定受到冷遇的事。在祭祀人选上作者颇费心思。据金和《儒林外史跋》：“先生（吴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二百三十余人到了小说中却变成了泰伯一人，显然是突出泰伯的意义。第三十三回：
迟衡山道：“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述，泰伯以让德称贤。而文昌、关帝都是关乎世俗人求功名富贵的。世人都忙于争，泰伯这一让贤就少有香火了。祭祀泰伯，实际上就是吴敬梓对世俗人过分热衷功名富贵的对抗。他用淡泊、隐退的精神，一方面来消减对功名富贵的追逐，另一方面又来用作推行礼乐理想的心态。杜少卿和庄绍光两个热衷出世隐退的人物偏向前者，虞育德偏向后者。祭礼是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体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谁还关心祭祀这样无关功利、迂腐的事呢？但是虞育德偏要如此。以出世的天怀淡定的心态来做推行礼乐的入世的事业，这是吴敬梓认定的读书人应有的准则。
小说中，祭祀泰伯确实是受到冷遇的。比如，祭祀钱款都是拮据的下层知识分子自筹，参加祭祀的人官职最高的只是虞育德。这些都表明处于强势主流地位的官方社会主体是不认可、不屑于与祭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十七回一段描写：
（祭祀完毕）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马二先生笑问：“你们这是为甚么事？”众人都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众人都欢喜，一齐进城去了。
在这里，祭祀举动貌似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其实，这只是吴敬梓由凄凉现实造成的真实心理在小说中表现的反弹。这里的百姓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形象的假想。正是由于现实中轻视儒道理想的势力过于强大，导致吴敬梓在小说中用理想化的百姓平民形象来平衡、对抗士大夫和官僚群体的社会主体力量。百姓的拥护，实质上反映了现实的沉重无奈，是现实中礼乐理想的冷遇。这段描写实质上使祭祀活动更显凄凉，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通过情节设计，作者使虞育德潜入隐性状态，表现出出世的退隐特征，做“无意义”的事，实际却是用极致的隐表达极致的显，蕴含了浓厚的主体情怀，是一种新尝试。
二、用形式表达意义
用拙笨、臃肿的形式表达严肃、敬重的意义是吴敬梓在塑造虞育德形象时使用的另一种手法，集中体现在祭祀泰伯的情节上。
祭祀泰伯的情节历来被视作为了突出祭礼意义而牺牲小说艺术价值的败笔，其实不然。黄富民评点认为：“小说而真用古礼古乐连篇累牍以写之，非小说。此段看似繁重……足见作者相体裁衣斟酌尽善，盖非此不足以称大祭，而又一目了然，令人望而生厌，煞费苦心。”这里，黄评已经看到了作者的用心设计，但是却没有读出作者的设计用心。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形象，“小说……用笔必须郑重，并有意泯灭技巧的痕迹……内在的‘重’经常伴随着表相的‘拙’。”[3]这种拙的形式正是吴敬梓刻意使用的，表明了作者对待礼乐道统严肃、恭敬的态度，与世俗对功名富贵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渗透出一种悲凉、豪壮的情怀。虽然牺牲了流畅的情节内容，但是用形式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繁琐的祭礼已不为世人所重，阅读此回甚至生厌。这种使人生厌的阅读感受恰恰是吴敬梓对流风世俗的“报复”，补偿了现实中仁人君子立身行道而不得的痛苦，正是作者艺术上的亮点。
吴敬梓之所以能实现用抽象的形式表达意义的效果，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隐身人叙述”[4]。作者在进行虞育德的形象塑造时，摒弃了第三人称叙事，这在客观上又进一步增强了虞育德的隐性状态。第三十六、三十七回纯客观的描摹营造了萧条冷寂的氛围，几乎不见任何心理描写，不见任何感情色彩，而作者的爱痛悲苦又显见其间，达到了强烈的艺术冲击效果。
三、杂学的渗入
虞育德的一个特点就是懂风水卦数等杂学，这是他真儒的特质。小说第三十六回： 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须要学两件寻饭吃的本事。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
这些不为人重视的“旁门左道”，恰恰是虞育德救命的本事。
吴敬梓这种对杂学的包容思想有两个形成原因。一是受颜李学派重实践的学风影响[5]。这是读书人的生存现实。在当时，科举不第的读书人除了教书很难找到第二条好出路。而教书坐馆并不是稳定的收入来源，还要像周进那样看人脸色。因此，学一点杂学确实是一条出路：毕竟和学问还有点瓜葛，也算文化人的事，“救急”是可以的。这体现了吴敬梓对知识分子生存的思考，是一个自我认知、自我发现的过程，本质上是立足现实的人文关怀，兼怀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更是对假道德、假无私而泯灭人性的反击。二是杂学本身和经学有密切的表里关系。《周易》是五经之一，是孔子熟习的经典。儒家的中庸思想、天命观都与《周易》有密切联系。而吴敬梓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小说中虞育德对儒家思想的把握就已经进入了精微玄妙的境界。第三十六回写道：
虞博士到三十二岁上，这年没有了馆。娘子道：“今年怎样？”虞博士道：“不妨。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多讲得几两银子，我心里欢喜道：‘好了，今年多些。’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他。” 过了些时，果然祁太公来说，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请他去看葬坟……葬过了坟，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
从这一段看，虞育德对儒道的领悟已经拓展到了人生、宇宙规律的层面上。这绝非传统的士大夫或者腐儒可比。他对人生的中和、平衡充满信心。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豁达、逍遥的人生观，成为对真理的洞彻，真正达到了内心的平静、“道”的平衡。这种人生境界显然是作者吴敬梓所追求、欣赏的境界。其中，蕴含了作者深厚的人生哲理体悟，是对现实与理论各种学说融合之后的新境界。虞育德的出生地是麟绂镇，用了《孔子集语》中孔子降生的典故[6]。吴敬梓用此命名，显然是将虞育德的地位拔高，仿照圣人，为其增加天命色彩。作者甚至直接将第三十六回的题目拟作“常熟县真儒降生”，还加入了神仙赐子的情节，足见作者对这种儒家天命观的崇拜。这种对于“道”的把握和天命观，其实和虞育德掌握的风水卦数之学有着本末源流的关系，互为表里。
吴敬梓将杂学加入虞育德的形象中，与内在深层次的中庸、天命观互为表里，使得虞育德的形象既有崇高的圣人光芒，又能“表达出对朴实自然、平易亲切的人生境界的追求。”[7]，形象真实可亲又高洁可敬，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体验。这也是吴敬梓的一种新的尝试。
结语
吴敬梓通过一系列艺术上的创新，成功塑造了虞育德这一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自己的圣贤理想情怀，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投射出自己读书、生活的独到见解，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参考文献：
[2]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陈文新，鲁小俊.且向长河看落日：《儒林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李汉秋.《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5]王春阳.论颜李学派实学思想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J].中州学刊，2012，（3）
[6]李汉秋，张国风，周月亮，等.《儒林外史》鉴赏辞典[G].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注解
①本文所引《儒林外史》原文、评语均据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余不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