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对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为何取得巨大成功、对日本在近代亚洲的地位、对日本在二战中失败的根由，认识模糊，乃至存在误解。文章沉钩历史，梳理出日本历史发展的自由、平等轨迹，指出日本带着东方伦理的大国抑郁走入近代，明治维新下日本大国梦昙花一现，世界经济危机阶段中日本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逻辑的背离，二战日本在现代文明的功利主义逻辑面前失败，战后日本从个人到国家的自由平等逻辑申张，对日本近代以来大国梦追求、实现和破灭作出解释，以期帮助人们正确看待那段历史，并为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智慧支持。
一、东方伦理下的日本抑郁大国追求
三纲五常、天下之中时代，周边藩邦无不奉中原为天下之中，遣使进贡求册封。日本的大国追求在中原面前，英雄气短。但日本民族不屈不饶的海洋精神使其自我安慰地自以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与中原一样都是世界的中心。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游离于东方的中华世界体系之外，同时长期向中国学习，到了近代，同样地封闭、落后。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意味着古老的中华世界体系终结或行将终结，然而大清政权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不过是花些钱打发海外蛮夷而已。大清在鸦片战争中打击蛮夷的一点办法没有，却对东瀛震动很大。日本朝野上下心情复杂。一，历史上日本倭寇企图占据中原，实现日本和中原一道主宰的世界中心体系，结果被中原严厉荡除，多少东瀛子弟告别父老，悲壮甚至残忍地死在了异国他乡。二，日本不得不接受、并自我安慰地以为与中原都是天下中心的的中华世界体系在白种蛮夷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三，无论如何，西方白种蛮夷来到东方首先与中原打交道，让从中国习来、同样讲究儒家好客精神的日本更是寂寞不已。四，海洋民族的焦虑和担忧，使得日本的出路在哪里的困惑一再搅拌着日本朝野上下和其整个民族心灵。
1853年美国柏利舰队开到日本，以武力威胁日本开放港口，允许设置外国领事馆并片面接受最惠国待遇。日本在突如其来的柏利舰队面前，在受邀近距离的观看西洋利器下，经过短暂的权衡，很快便选择了开国，而不是开战，并为此激动不已，海洋精神从肉体到灵魂前所未有的释放。一因为之前有中国失败之鉴，开战没有胜算，二因为日本在东方体制下不得志，长期挫败，灵魂深处需要出口排解，三在西式利器展示下，日本看到了出路，看到了希望，国家再小，用上西洋利器，也能成为强国，至此日本形成了在西式体制下，通过学习西方，也能成为列强的追求。“学习西方，效仿西方”逐渐成为日本的国家方略。而这其实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所谓巨大成功的根由所在，相反中国的洋务运动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维持以三纲五常为伦理基础的中华世界体系，必然不断失望，最后绝望，直到救国救亡。值得一提的是，柏里舰队在日本得到了欢送，加上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及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改造，逐渐地“日美关系决定日本民族的命运”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成为日本老弱妇孺自觉与不自觉的意识。
二、日本大国梦昙花一现的实现过
19世纪后半期，幕府彻底倒台以后，明治天皇按照改革派的愿望，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或许更确切地说是日本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
经济上，明治政府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在民间，人们义利合一，“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日本政府极力发展近代教育，所谓文明开化。
政治上，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削弱封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随后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权向君主立宪政体演变。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 年开设国会。日本逐步实现了民主化和西方认可的司法独立。
明治维新让日本拥有了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大国名分，然而日本真的从骨子里认同了资本主义所崇尚的自由、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核心价值了吗。
三、日本确实走上了背离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歧途
日本未能出现凯恩斯及其主义，面对经济滞胀，一边货如山积，一边饥民遍野，日本居然彻底露骨地走上了“富人利用财富雇用穷人去征服弱小民族的歧途”，而美英等走上了“政府干预经济，不同程度国有化、保障穷人”的道路，经济再次迅速发展。
日本本来就有效仿列强压迫弱小民族扩张方略和做法，如果说早先战争辩称是向未开化国家传播资本主义文明、证明自己是资本主义文明强国的话，那么在国内出现危机时，通过对外战事和扩张以转移人们注意力、转嫁危机和掠夺征服，则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了。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扩张上开始完全走上对抗西方路线，表面上背离“羡慕西方、学习西方”的传统，实际上走上了丧失人类功利道义之路，自由、平等、交换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被腐蚀殆尽。
就日本政治而言， 近代日本立宪政体并不彻底的表现、独立于内阁之外的军部，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进一步对议会及内阁威吓利诱、进而发展到避开内阁单独制定军国政策最终凌驾于内阁之上，成为日本政治的中心。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议员们纷纷向天皇宣誓效忠，内阁得以自由地决定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并为支付庞大的军费募集公债，战后内阁提出的扩军计划顺利得到议会的赞成，即便如此，议会与内阁的部分权力也在战争胜利后逐渐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军部所夺。
1895年实施台湾总督武官制，台湾由军部专政。日俄战争后，军部更是借战争胜利积极进行军备扩张，要求扩大统率权。1906年10月，陆军首脑不经内阁同意，制定国策性文件《帝国国防方针私案》，次年进一步由军政首脑联合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得到天皇同意。1907年9月军部进而规定，凡有关军令的天皇诏敕，只须陆海海军大臣副署，即可执行，军部擅权开始制度化。随后，军部及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暗杀、刺杀、政变现象，在经济危机和国际正义力量的的紧逼下，发展到极端，军部反而借口时局紧张，反对政党组阁，主张恢复由元老提名、经军部同意、天皇任命的形式组阁。逐渐被军部控制后的内阁，大幅度地扩大军需，全面实行高压政策，积极推行对外扩张。1940年7月近卫内阁成立，取缔和解散各种政党，鼓吹“一国一党、一军万民”，不遗余力地推行军国强盗主义政策。与其说日本向非民主化蜕变，不如说日本整个民族向强盗逻辑堕落。
就日本的经济而言，军需的不断扩大，使以军事为中心的重工业、化学工业更加畸形发展。“经济军事化过程中，日本政府把民间工业纳入军需服务的轨道，大力扶植新财阀，如日产、森康、日曹、理研、中岛飞机等康采恩。新财阀依靠国家资本、专业银行支持，采用新技术，大力发展与军事联系密切的机电、化学等工业。”“老财阀三井、三菱等也紧跟军事形势，加大对煤炭、钢铁、制铝、制铜、船舶、飞机等部门的投资。”[6]经济军事化、竭泽而渔，一方面使得日本军事力量和装备水平短时间内获得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异常艰难，经济也难以持续发展。
四、世界歧途在现代文明的功利主义逻辑面前失败
然而，自由、平等这一资本主义逻辑导致的功利主义世界秩序和力量在日本忙于战争之时，逐渐团结和变得强大，被欺压的未必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众多国家也倒向了自由、平等逻辑一边。在强大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尤其是美苏英中联合力量面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邪恶力量，最终难以支撑，逐一败亡。
二战中后期歧途力量与反歧途力量对比，其中绿色、浅绿色为同盟国，橙色为轴心国及其占领国或附庸国
中国战场，近代文明与古代儒家逻辑纠葛的各处中国人民，在日本的强盗逻辑面前，爆发出了相互欺压式人群所难以展现的团结和力量，1938年初，中国政府名将李宗仁在一个叫台儿庄的地方，让这种团结和力量，给了老大帝国遗民一些自信。欧洲战场，一路势如破竹的邪恶力量在一个叫斯拉夫的强悍民族面前，显示了他的力量有限。亚太战场，一直对日本野蛮掠夺中国颇有微词的美国，很快借助一个叫中途岛的战役，扭转了对日态势。非洲战场，长久笼罩于失败雾霾的英军，在习惯于战争的血肉横飞而不在存侥幸心理之后，在一个叫蒙哥马利的将军带领下，于一个叫阿拉曼的地方，止住了溃败的步伐，迎来了久违的胜利开始。 日本的大国梦在现代文明的功利主义逻辑面前破灭。世界出现了美英法苏中的大国格局。
五、从个人到国家的自由平等逻辑
战后，在美国的刺刀下，日本进行了以削降军事职能、升华个人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改造，伴随着日本从个人到国家的自强自立精神，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实业全面开花，通过20世纪
50、60年代的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度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日本国家也成为长期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
日本个人、企业、国家籍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和援助，巨额承担联合国会费，展现大国姿态，然而政治大国的追求终因国力、伦理引领、国际格局、创新不足，一再受挫。
日本二战是非不能从强者临天下的三纲五常伦理来判断，而是从现代社会文明逻辑来判断。日本民族的自强精神和情感不能否定，日本在经济领域的行为，只要是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日益强调个人自由、平等、进取但通过个人服从集体、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应该与日本展开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也即是，中国政府强调的自由、平等、进取但通过个人服从集体、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的社会主义中国定位，能否在现实中实现，是理清中日关系并面向未来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