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京津冀是一个区域共同体，是我国经济发展空间上的一个具有制高点作用的“域面”，但整体空间规划缺失制约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存在沿海经济带、两个核心城市和一个“三角域面”的高梯度空间。在空间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寻路径是：建设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以京津“双极联动”带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实现京津唐“三角域面”的梯度推移。
关键词：京津冀；域面；点轴系统；梯度推移；城市群
一、京津冀是一个具有制高点作用的“域面”
（一）京津冀本是一个区域共同体
区域的发展要靠城市的带动，城市的发展要有区域的支撑。北京和天津的面积分别是1.64和1.19万平方公里，占京津冀总面积的7.59%和5.51%，是典型的城市形态。河北省的面积为18.77万平方公里，占京津冀总面积的86.90%。目前，北京、天津巨大的环境压力和迫切的经济发展转型要求以及发展空间约束，需要河北省提供区域的支撑。当然，这种区域的支撑不是以牺牲河北省利益为代价的，而是需要整合目前京津冀各自的发展目标，实现京津冀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京津冀存在协同发展的基础。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提出的“四个立足”，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装上了新引擎：我们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以打造京津冀新的增长极，“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以增加京津冀布局合理性，“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以提升京津冀整体竞争优势，“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实现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京津冀“域面”的作用
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完全有条件、能力发挥“域面”制高点作用。打造京津冀的区域合力，不仅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平衡，而且会助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我国资源要素的布局与配置，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竞争优势。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缺失整体的空间规划
（一）整体空间规划的内涵
第一，经济性。区域的整体空间规划重在形成区域合理的功能与布局结构，经济性是形成区域合理功能与布局结构的前提。对区域内的城市而言，由于土地是城市的载体，是不可再生资源，区域的整体空间规划需要把集约建设放在首位，防止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资源占用与能源消耗过大、建设行为过于分散的“不经济”现象的出现。
第二，整合性。城市的发展与支撑城市发展的区域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科学规划整合予以消弭。区域的整体空间规划要整合远期发展和近期建设的矛盾、整体发展和局部建设的矛盾、发展规模和建设标准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使区域内的不同城市在空间布局上做到职能明确、主次分明、互相衔接，科学合理地安排城市的功能，形成统一协调的有机整体，进而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
第三，社会性。区域的发展既有经济内涵，又有社会内涵。区域的社会发展往往给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能量支撑。区域的整体空间规划要积极贯彻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原则，坚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为国家产业政策服务、为区域内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重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
第四，前瞻性。区域经济发展是综合的动态系统，区域的整体空间规划不是平面上土地的利用划分，也不局限于三维布局，而是时间与空间的融合。城市的发展需要区域的依托，区域的发展需要城市的带动，区域与城市之间发展的问题和矛盾总是相伴而生，在发展中伴生的问题也只有在发展中解决。产生问题和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建立起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机制。因此，只有通过规划的前瞻性，建立起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机制，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达到城市与区域的统一。
（二）缺失整体空间规划制约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整体的空间规划是一个区域为打造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具有地域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的空间安排。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所以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主要原因是其缺乏整体的空间规划，各地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进行“碎片式”的决策和行动，其结果是京津冀未能充分发挥利用、整合资源以及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未能有效发挥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促成区域内各经济部门有机结合的能力，未能全面形成整体竞争优势、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未能形成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协调局面，也未能形成有利于本地区与周边区域实现依托发展的生态环境。
京津冀的GDP略高于广东，但从广东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看，珠三角的GDP占广东省GDP的比重为85.36%，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广东省的比重为65.96%（参见表3）。显然，珠三角地区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地区。只有高梯度地区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辐射和扩散，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
在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地理空间的远近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梯度水平才是决定性因素。目前，京津冀尚不存在一个协同发展的高梯度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量在空间上被分解，以至于形成“碎片式”的空间表现。
三、对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空间安排的设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既不能幻想一蹴而就，也不能允许来日方长，否则难度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加大，甚至会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每一个行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缩短这一过程的路径。鼎新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空间安排就是对这一路径的探索。
（一）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梯度空间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一带”、“双核”、“一域面”的核心地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把这个核心地区打造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梯度空间。
1.沿海经济带
2.两个核心城市
2013年，北京和天津两市的GDP总量为33870.7亿元，占京津冀GDP总量的54.48%。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规模大，具有集聚产业的功能，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京津冀经济发展的“极点”。城市群是以核心城市向周围辐射所构成的城市集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体现了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如何促进京津两个核心城市的联动，充分发挥“极点”的作用，决定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
3.一个“三角域面”
（二）在空间上探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
1.建设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
京津冀沿海经济带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空间地带，GDP占京津冀GDP总量近四成；而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极点，GDP占京津冀GDP总量三成多。从理论上讲，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是一个理想的“点轴系统”。点轴开发理论认为，点轴开发是经济增长的能量走向整个区域空间的第一步，也是经济在区域的整个空间成长的第一步。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的GDP之和约占京津冀GDP总量的七成，“点轴系统”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能量不仅会在系统内部得以强化，而且会向系统外部进行经济和社会扩散，在新的地区与新的点之间形成“点轴子系统”，在区域中形成不同等级的极点和轴线，它们的互连、会接将构成分布有序的点轴空间结构。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为京津冀的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联系提供了比单个极点和孤立经济带发展更为优越的空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京津冀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另外，北京与沿海经济带的点轴开发模式，在京津冀空间上会形成经济发展网络的基础，而经济发展网络一经形成就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结构的有机形成，能够产生单个点和线所不能完成的功能，使扩散作用增强，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空间上趋于均衡。
2.以京津“双极联动”带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极的经济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北京与天津是京津冀区域空间的两个增长极，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京津作为增长极，自身不仅具有经济增长的推动性，还具有经济增长的规模性，而且对区域经济也产生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因而京津增长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力量。所谓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分布一定数量的、不同性质与类型和等级的城市，它们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信息网络，建立起内在的有机联系，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共同构成一个经济、社会、生态等密切联系且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建设的实质，是建设以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经济组织模式、经济分工的协作体系，实现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高级演进形态，通过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城市之间相互联系和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的城市之间相互补充，使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发达国家城市群建设经验表明，城市群建设的重点在于核心城市的发展。京津冀城市群是以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为核心城市的结构形态，但单就北京或天津一个城市而言，其核心城市的功能不强，经济规模依然相对偏小，再加上京津冀城市分工格局不完善、产业联系不紧密、交通体系不健全，使得北京或天津的核心城市带动作用不突出，整合作用不明显，这决定了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建设必须是京津“双极联动”（参见表4）。
从北京与天津的经济联系状况看，由于京津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且已有的经济联系偏弱，这导致京津两市的经济带动能量不高，辐射力和影响力不大，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处于基态。而作为核心城市的京津一旦有效实现“双极联动”，必将对两市的资源要素进行全面整合与重新组织，不仅使资源要素跃迁到较高能级，而且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处于激发态，具有强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既实现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效引领，又实现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效拉动。事实上，世界各国城市群发展都经历了核心城市不断发展，而后其功能和产业不断向周边疏解，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过程。
3.实现京津唐“三角域面”的梯度推移
所谓经济发展的梯度，是对经济活动在空间不均匀分布状况的描述，指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所存在的差异。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推移的过程缩小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高梯度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或城市群，京津唐“三角域面”近乎于一个等边三角形，其GDP占京津冀GDP总量的六成多，是京津冀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域面。域面内存在着密集的创新活动，具有处于创新阶段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资源与要素配置产生的效益高，具有通过产业的演进和要素的流动向低梯度转移、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量。
地理空间是影响梯度推移的一个因素，甚至可以说距离是影响梯度推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不是梯度推移方向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低梯度地区的接受能力，低梯度地区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发展才可以能动地接受高梯度的产业转移。因此，在京津冀区域空间，有能力接收京津唐高梯度域面推移的空间有：以北京、天津、保定为点的“三角域面”，以北京、天津、沧州为点的“三角域面”，以北京、唐山、秦皇岛为点的“三角域面”，以北京、秦皇岛、承德为点的“三角域面”，以石家庄、保定、沧州为点的“三角域面”。这些“三角域面”若具有接受且消化京津唐高梯度域面经济活动的能力，就能够优先实现高梯度地区的功能和产业的落地。
地理空间并不是决定梯度推移的必然因素，经济发展的内涵和水平才是决定梯度推移的必然因素。这就意味着会存在跨越地理空间的跳跃式的梯度推移。邯郸、邢台、张家口、衡水等地区只要有效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把握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周期，优化与其他地区经济互补的品质，不断加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互动性、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就会实现跨越地理空间的跳跃式的梯度推移，使京津唐梯度推移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