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性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延续至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的是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诉求，大多非关赋文体的起源。而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则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因。
[关键词] 赋源说； 赋体论； 赋学批评； 政治内涵； 诗性维度
一、 赋“源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意识表达
在古代赋体的溯源批评中，“源于诗”是最早也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命题。现今学者虽然对这个说法有不同层面的论述：有从赋之“字源”铺陈者，有从赋为诗“六体”（风、雅、颂、赋、比、兴均为诗之一体）之一阐释者，有论赋“诗”和赋“文”之不同者。总体而言，大多是从赋之“源流正变”的文体观念进行周详考辨，相对于古人的简语式判断，无论是占有资料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论析的精审细微，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诗源论”在古人的原初语境中，其实也许并不是关乎文体的溯源论，而只是政治意识的“叙事修辞”而已关于汉代辞赋作品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学界多有阐释。如胡学常有《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有对汉赋知识谱系的考索，赋家的制度性焦虑，专制政治下赋家的生存性焦虑，汉赋的象征、政治神话与乌托邦，汉赋的意识形态功能，汉赋修辞的政治意义等内容，可参看。与此类似，对班固所提出的“诗源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等观点，当今学界也有论及其意识形态功能者，如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有所涉及。曹虹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论――关于赋体定义的一点清》从历史与价值两个层面的区分入手，指出赋为古诗之流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把握，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在辨别源流中寓正本清源之意，以建立某种批评标准和价值尺度，这一思想方法贯通于《汉书・艺文志》及《两都赋序》关于诗赋源流关系的论述中。“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与其说在于揭示赋体的文学渊源，不如说旨在肯定文学的经义标准和“忠孝”内容，确立“大汉之文学，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历史地位。见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赋学史上言及赋之诗源者，汉代较早有司马迁，《史记》的人物评述中有相关说法，而刘向则是此期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刘向不但重视赋的讽谏功能，还将这种讽谏的成因上溯至《诗经》“主文而谲谏”的审美特征关于刘向而非司马迁的“讽谏”说，参见刘志伟、李娜《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载《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145页。。本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1]17551756虽然这段序的作者可能是刘向，但经过了班固的改造则是无疑的。综观这段序文，虽则前两段约略有“诗、骚、赋递变”的意味，但仍然不是为了交代“赋的起源”，贯穿其中的思想主干只是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主张，尤其是“诗可以观”的政治功用，没有赋体渊源的任何叙说。虽然开篇第一句言“不歌而诵谓之赋”，好像指出了赋的文体特征，是为区别于《诗》的“不诵而歌”。但紧承而起的“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却消解了这层含义。原来它只是士子赋诗言志的形态描摹，只是陈述春秋时公卿大夫在外交场合有“赋诗”这类活动的事实，所谓“不歌而诵”、“登高能赋”均是针对“诗”而言，基本未涉及赋的起源问题。而无论是登高能赋的“言志”，还是失志后的“风谏”，都是肯定深具政治品格的“古诗之义”，是一种价值和道德的判断，是一种政治功用性言说，并没有涉及诗和赋的文类体制之别。就这一点而言，它和此后班固的《两都赋序》的说法几无二致。
此后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进一步强化这种观念，正式提出了“赋为古诗之流”说。而魏晋以来的赋论家如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赋论者多有继承，此说便成为汉魏六朝及其后最为权威也最为流行的一个说法。《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2]卷一“或曰”一词至少可以说明“古诗之流”在当时是一个普遍命题。而班固只是从礼乐背景论证了赋在新的王朝统治之下的繁荣景象和文化生产机制。如果说和《七略》有所不同的话，即是增加了“润色鸿业”的考虑，将“宣上德而尽忠孝”说成是《诗经》雅、颂精神的延续。于“讽谏”的题旨之外，揭出汉大赋“颂美”的另一特征。而无论是讽谏抑或颂美，突出的依然是赋的政治品性。只不过这种政治品性可能并没有后世作品过多的谀媚色彩，有的只是汉代士大夫胸怀天下的博大气象和为帝国统一雄霸的自豪之情，是真挚的情志抒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所关心的也就不再是赋的本体特征，而是一种强烈的诗教精神的宣扬，且带有在赋家“俳优”身份体认之下的生存性焦虑和制度性考量。诚如曹虹所说的那样：“把赋体创作与《诗》的关系建筑在共同的社会功能上，这就使得其对赋体兴起的描述，强调了与‘赋诗’之制的消亡之间似断实连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恰如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时的思路一样，旨在突出《诗》教精神的不亡。”[3]70 诗教精神虽然代表士大夫的伦理精神和担当意识，但究其实却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强调的是“温柔敦厚”的品格，是“主文而谲谏”的温婉，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用。可以说，这种精神经由《诗大序》发端，在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最后定型，也就成为汉代赋体“诗源说”的惯常叙述。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4]3073
从我们现在的学术视野来看，汉赋诚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体式，是一代正宗。但在当时却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以致枚皋等辞赋家多感叹“类同俳优”。在这种情势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两都赋序》中强调：“不歌而诵谓之赋”；“赋者，古诗之流也”。且对宋玉而来的辞赋家多有批评，认为甚多“宏衍侈丽之辞，而没其风谕之义”。要求赋作“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强调赋作讽谏、颂美等“古诗之义”的精神，既有为赋抬尊地位、自高身价的明显用意，同时显然也是出于大一统的文化需要，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其后魏晋六朝，皇甫谧、左思、萧统等都有类似的说法。如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说：“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赋者，古诗之流也。”[2]卷四五左思《三都赋序》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 古诗之流也。’”[2]卷一萧统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当然，魏晋六朝由于文学意识的觉醒，士人对古诗之流的体认自然不同于两汉时期，不再是“赋源于诗”的笼统表达，多把赋的起源直接溯源于诗六义之一的“赋”，指向性更加明确赋源于“六义”之“赋”的说法在六朝以后几乎定于一尊，如唐代李善为《两都赋》“赋者，古诗之流也”一句作注，便直接解释为：“《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宋代的朱熹等人也多持这种观点。。这一方面表明赋学本体论的追求，同时我们所说的赋学“诗性”批评也于此肇端。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赋用论”依然占据了大部分文人的视野。特别是随着唐宋以来的复兴古学运动的兴起，宋代试赋经义性的强化，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进一步而论，清代赋论家反复言说的古诗之源，与其说是对赋体源流统绪的追索，不如说是清代大一统文化的要求，是“清真雅洁”的文体规范，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表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士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经学意识。陈守玺《清代古赋正典》中说：“这样的‘体源批评’其意义以及效用就在于藉由‘典范体式’与‘源流统绪’的建构，为赋体（或说古赋）寻求价值本源的依归。从而矫弊起衰，以供学习者和创作者可资依据的正轨。换个角度说，‘体源批评’的观念也是清代赋家、赋论家在写作、阅读、学习赋的过程中，试图向过去的历史传统汲取经验、寻求解答的一种反映。”陈守玺《清代古赋正典》，台湾“中山大学”国文系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要之，从赋的“诗源论”发展过程来看，自汉代班固《两都赋序》提出“赋者古诗之流”的判断以来，司马迁的“讽谏”说、扬雄的“丽则”说等都是对这一范畴的发展。但无论是“讽谏”说，还是“颂美”论，主要都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是为了提升、维护赋的地位的叙述策略，不是缘于体源批评，而是伦理诉求和价值判断，因而根本谈不上对赋的文体特质的认识。
二、 赋“属于诗”――赋学批评“诗学”话语的转向
如上所述，赋“源于诗”的制度性和生存性焦虑影响了赋家的赋体批评，而经学独尊的学术现实使得“诗源论”更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虽然这一色彩在六朝以来的批评话语中有所减弱，但“赋用论”的主体地位一直沿承下来，显示出“诗源论”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而赋的“诗源说”这一概念，如果从历代的赋论言说来看，明显地存在由政治意识形态维度向本体情感论维度嬗转的倾向。如果说前者从汉代发端，至南朝而定型化，于后世承沿不辍的话；后者则随着六朝文学意识的自觉而萌兴，至中唐诗文分离的归属困境而展开，至元明“赋属于诗”论而达到极盛，由此构成古体赋学的两环，也成为赋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命题。
但问题在于，“文学自觉”的概念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文体的“诗性”发现？我们是否对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之于赋学批评的影响做出了“过度阐释”呢？现在学界有一种根据赋的文体特征前推文学自觉时代的倾向。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还是过于乐观的。且不说经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持续影响，仅就赋学而言，我们看到了抒情小赋的言情体物，赋学批评中的丽美和悲情，却多少有所忽略体物大赋的博物知类、赋论的讽谏和征实以及赋作的政治功用性等因素。
魏晋六朝渐兴的“崇情重体”的赋学观随着南朝的覆灭而沉寂。隋朝以李谔为代表的统治者把赋学的功用极端化，从而完全弃绝华绮，忽视辞赋的艺术性，以儒家的温柔敦厚、质朴典则约束赋家的才华和人性，使得初兴的赋学“体征”叙述、赋源转向又淹没在一片尊经致用的文论海洋中，在隋及初唐对六朝浮靡文风的讨伐声里，在唐代以来的复兴古学运动中几乎消失殆尽。而唐代的赋论观诚如上述，重揭赋的“诗源论”，重视事功性，如初唐帝王近臣的赋论、经史学家的赋学思想、唐宋两代试赋之争中的党争色彩和抡才思维、古文家的赋循经义和讽时救世说，以及北宋以来的才学化、议论化和经义化，无不笼罩在赋学复古和经世致用的文统之下。 而真正标志赋体的诗性转向的则是中唐以来重骚倾向的形成，经由中唐柳宗元发覆、宋初“骚为辞赋祖”的提倡，两宋之际崇骚情结以及骚体文学的复兴，至元明两代而达到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完成了“诗源说”由政治性向诗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屈原的“楚辞”产生以来，在汉代受到班固为首的众多文论家的批评，虽然发展到魏晋六朝这一倾向有所缓和，但随着隋末唐初的儒学复兴，对屈原、宋玉及其赋作的批评甚嚣尘上。如初唐四杰的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曰：“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13]卷八以儒家的政用观为“作文之本”，表露出对辞赋作家和作品的不满，不仅举出扬雄之说辞，并对屈宋之开源、两汉之创作以及沈谢、徐庾赋作提出批评，以为是亡国破家之“罪人”。又如卢照邻对屈、宋之作也颇多鄙薄之词。古文家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亦云：“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反矣。”[14]卷五二七直至盛唐的李白、杜甫等人才对屈原、宋玉及其赋作有所辩护，而发展到中晚唐，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内化转向，加上文士的坎坷遭遇，对屈宋及扬雄的评价则多了一份认同和理解，多有对屈宋的肯定之辞，对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怨愤与不平也多了一份认同。
元明时期，古代赋学终于很大程度上摆脱汉代以来赋学政治性功用论的束缚，确立了其诗性内涵和体类特征，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表明辞赋和赋学自身的自足性（如依然是借“诗”言体性等），但毕竟摆脱了赋在诗与文两者之间的长期徘徊，还是有着重大的文体学意义的。探究其个中原因，可以从唐宋以来尤其是元明时期强烈的辨体意识、中唐以后骚体赋学批评的复兴以及元代科举改试古体赋等方面来加以分疏：
（一） 辨体意识的空前觉醒和重视
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和基础，众所周知，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如何写”的文章学传统，是以文体问题为核心的。汉魏时已经用“体”这一概念来论文。西晋时期，“体”、“文体”已成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论著述都以文体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体位的观念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自觉要求参看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9299页；亦可参看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秦秀白《文体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的有关内容。。
这一倾向在中唐以来的“诗文二分”观念中得到具体强化，如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中即隐约可见当时诗、文二分的标准：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23]579其立论与六朝以来的“文笔”之说区别并不太大，只是“比兴”的书写方式被十分明确地标示出来。我们知道，六朝以来，论者往往强调“六义”之一的“赋”为赋的起源，而替代了以前统而言之的诗源说。这样从体类特征上即突出了赋“铺采文”的一面，而与诗之“比兴”有了明确的区分，所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这种对赋的体征认知与当时的“赋属文”说的叠加，使得人们对赋的归属划分产生了岐解。而此后以至中唐，随着诗文二分的倾向日益明显，当时的文人在赋的文类归属上便有很大的困惑。宋代以后，由于文体赋的兴起，论者对于赋究竟属于“诗”还是“文”的判断，往往就没有了明确的依据。
（二） 骚体赋学批评的兴起
赋属于诗的判定是以“崇骚重情”为前提的，这必然要在骚体复兴的时代语境下才能实现。如前所述，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赋自产生以来，虽然有刘安、司马迁、王逸、刘勰等人的推扬，但可以说，一直到中唐以前，对屈骚的评价并不太全面，尤其是在隋及唐初的重儒思潮中甚至出现了对屈宋全面否定的思潮。而从中唐起，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败，骚情怨意渐生，文学家、史学家乃至政治家开始对屈原有所好评。尤其是柳宗元，一生蹇抑落拓，志向不申，“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创作出大量悲情掩抑的骚体赋，对屈原之作更是心向往之。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甫以及皮日休等，都对屈骚有所继承。
宋代是楚辞学承沿唐代而复兴的时代，宋初即有宋祁以《离骚》为词赋祖的说法：“《离骚》为词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文章辨体序引》）至两宋之交，士人感慨身世家国，明显表现出归复骚情的审美追求。如严羽即主张“须歌之抑扬，涕满襟，然后为识《离骚》”，重视的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情感内涵。这在其后晁补之的《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朱熹的《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中都有十分鲜明的体现。可以说，两宋的屈赋及拟骚赋作评价，无论是诗人，还是理学家，始终是以情感为中心的。
科举试赋自唐代开创以来，宋代承其制，发展到末期，试赋之初的清新丽则早已湮没无闻，代之而起的是严格的格律技法追求。尽管当时律赋仍然作为进士科举考试的科目，但“殿试，欲习诗赋、习经义人并同试策”，当时试卷评卷者也往往沮抑辞赋，并置下等。而文人也多不把律赋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更不要说编纂试体律集者了。元代替兴，经过长期的试赋之争后，改律体赋为古体赋，除却现实政治的考虑外，于文学上有两个重要的反动：一是反对唐宋以来的试体律赋；一为反对中唐兴起，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创作主体的新文赋。自此之后，对唐宋两代辞赋的批评不绝于耳，如赵孟论宋末律赋云：“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30]卷六元明两代文人辞赋创作以古体赋为主，故两代赋论者对唐宋两代的律赋亦多轻谩之辞，祝尧如此，此后的众多论者亦如此。祝尧说：“宋赋虽稍脱俳律，又有文体之弊，精于义理而远于情性。”[15]卷五“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15]卷八
如果绾合李梦阳本人的辞赋创作和文学复古运动思潮来观照辞赋的体格之辨、时代之别的话，那么透过他看似激烈的批评，显示出的则是他与元明以来批评家相似的赋学复古倾向：反对律赋和新文赋，为赋要重情重骨。他批评明初以来的“台阁体”赋，强调辞赋创作不是一味地为国家鸣盛颂赞，也不应是优游闲适的心态呈现，而是要祖骚宗汉，直面现实，既抒写时代的衰敝，又抒写自己的悲怨情怀。所以说，李梦阳“唐无赋”说的真正意旨是其现实意义，他以重骚仿汉的创作心态，突显的是赋作的情感内涵和针砭现实的力量，是以汉赋的博大气象与凝重的气势抒写骚人深心，以建构起词气健拔、刚正博大、情思沉郁的明代赋学，虽然他本身的赋作模拟气息浓厚，并没有达到其赋论所言的理想状态，但他以情感为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提倡，毕竟为明代辞赋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空间和方向，并一直影响到明代的整个复古运动，确是不可怀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无赋”说才获得更大的阐释价值，因而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赋论史地位。
由此可见，无论是祝尧的诗性表达、李东阳的“赋属诗”说，还是李梦阳的“唐无赋”说，都不是单纯的体类之争，也不是断然对一个时代赋作的全然否定。从其基本的理论内涵而言，是通过回归于诗性表达，对唐宋以来或重律体，或偏义理的创作倾向的批评，是对赋学情感维度的张扬。在如此重视情感表达的赋学语境中，重新界定赋的诗学属性，而非关于文，也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了。
中国古代“赋源”和“赋体”批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经学笼罩的时代学术氛围下，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而源于其政治品性，“诗源说”也始终没有完全脱离经世致用的内涵。而其中的反动则表现为由政治意识向诗性维度的转换，由“诗源说”向“诗体论”的过渡，如果说这一进程从六朝文学觉醒时期开始发端的话，那么中经唐宋，至元明两代而达到高峰，也可以说标志着赋之“诗体”的相对独立性的完成。这当然是与当时强烈的辨体意识、中唐以来的骚体批评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转换息息相关。只有把赋的“诗源说”和“诗体说”放入整个学术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深刻揭示其重要的价值和影响。而这一点，也即是本文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