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对于人文精神的关注表现在多个领域之中，人文精神归根到底就是有关于人的关注和思考，在笔者看来与人文精神表达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的关注，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人类主观意识的外在表达，是人独立思考的固化形式。本文即是在探寻中西方文学中对于人文精神构建基础的分析之上，从中西方文学的起源和发展轨迹中对中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进行探究，分析其人文精神侧重和表达的不同之处，以更好地理解和发展人文精神的内涵。
关键词：人文精神；文学创作
一、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构建
（一）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起源发展与内涵
其后的一批希腊智者，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众人所熟知的思想主张之中也无不体现出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在这些哲学家时代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其哲学和政治学的著作之中，文学的色彩多被哲学的说服性和政治学的批判性所掩盖，但是我们就广义的文学来说，任何与人的思想意识创作有关的文化产物都是文学的范畴，因此，讨论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当然包括了各时期的各种文学表达中的人文内涵。在这些智者的哲学表述中其更加重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强调人的主观意志，此时的人文精神已从最初单纯神的外衣中开始解脱出来，直接坦白地表达出了对于人的关注。这是最早凸显也是最直接、最基础的人文思想的内涵。
现代西方文学创作中对于“人文精神”关注的方面远远不止于此，根据部分学者主张的人文精神可追溯至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即是指更加成熟全面的现代人文精神的开端，根据通说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内涵的总结，人文的含义最基础的层次就是关心人，把人放在思考的第一高度，重视和显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这也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在文艺复兴最早开始的意大利，早期的人文主义的倡导是在利用古代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与中世纪的来世观念进行斗争的，例如被誉为文艺复兴先驱的但丁在《神曲》的创作中，对当时的教会和封建贵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谴责，对于人们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颂，带有当时时代鲜明的人文精神意旨。这也显现了现代人文精神重要且突出的一面即更加关注于理性，反对神学对于理性的贬损，强调人的超越智慧和独立思考能力。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就是从文艺复兴阶段强调突破神学的桎梏到现代文学创作中更加侧重对于关注人的精神自由、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更加全面和多层次的最终满足。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大致就是在人文精神的现代内涵的射程范围内，或弘扬人性的多方面精神魅力，或批判现实社会政治权势等对人性自由发展的压抑，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人文精神表达体现时代的文学使命。例如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尼采在他的《欢快科学》之中就极其激进有力地发表了“上帝之死”的观点，指出是人杀死了上帝，对于人的关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3]（P75）可以说，文学创作与人文精神的发展史相辅相成、相互伴随而来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人文精神表达和形成的过程，也是更好地发展人文精神的有力载体。
（二）中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内涵
与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一样，中国关于“人”的探讨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社会历史不同时期的变动，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在承接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之上表达了不同时代“人文”的诉求。
有学者主张我们现在探讨的“人文精神”其实是本土意义的人文精神，这与上述人文的舶来说法截然相反。这些学者主张，在国内讨论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并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阶段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是自我国传统的“人学”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的人的主张，也即“人道主义”，或者“以人为本”的主张，是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注重“人”的内涵发展演变至今的。根据我国《辞海》对于人文的解释，其指出：“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观点，也印证了笔者主张将人文精神的解读与文学创作同步理解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人文精神内涵的发展适当性。下面就通过与上述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比较分析来理解我们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内涵。 据史料可考证的“人文”一词是出现于《周易》之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其是与“天文”相对应而生的词。在当时天文主要指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与之对应的“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当时对于“人”的关注还只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注，人还没有脱离出社会整体的各种关系。此仅为人文一词出现之起源[4]。
追溯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也当然离不开其“童年时代”即神话文学中的人文起源。与西方系统化的希腊神话相比，中国传统神话故事虽然系统完整，多为零散分布于古文献之中，但是其所蕴含的中国式的神的描绘依旧孕育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雏形。与古希腊神话文学产生的背景相同，中国传统神话也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大自然的敬畏的产物。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原始的思维特征大多是具体而形象的，他们在当时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来进行独立的思考分析，也不能利用事物本身的现象进行概括的抽象。因为其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拟化成具体的“神”的形象。但是不管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还是后羿射日，在敬畏解释自然的同时，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还表露出了人们企图征服自然与之相抗衡的主张，企图通过支配自然以造福人类。这样的神话故事的创作中当然带有了人文的精神内涵，即在大自然面前主张人的作用，人对于自然的不屈的抗争。与西方神话中神的自我意识的英雄主义主张不同，中国传统的神的形象更加侧重“仁德”的化身，体现对于人间劳苦大众的关怀和帮扶，这也是后世中国人文精神内涵十分突出重要的方面即“爱人”的集体主义关怀。因此西方神话中的神大多是侧重“畏”，而中国古代神话对于神则是侧重于“敬”。这种起源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在后世的发展之中两股为文学创作不同的人文侧重。
关注人文精神的后世发展，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进行总结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自成一脉。从周开始的“礼乐”体现对于阶级人的划分和保障，到孔子、孟子等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哲学家们对于“仁”“礼”“德”的宣扬，对于“爱人”“仁政”的主张和推崇，从四书五经之中对于仁德爱民的关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主张，以及各个朝代的文学典籍之中阐释和表达的“爱人”体恤民生、关注民情的观点都无一不彰显了对于人的关注。
现代中国文学在继承了传统文学关注民生的爱人主张和宣扬人性的美德的赞扬主义的基础上，也在借鉴西方批判主义和人权主义的人文精神的观念，更加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对人的关注更加全面和深入，从鲁迅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人文精神的披露到近代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学创作模式下人性的解放和发展，对于人的尊重，文学创作中对于人性的解放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和自由的新时期。
二、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差异的具体表现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从我们对于人文精神追根溯源的探讨过程中，单就其内涵分析，中西方人文精神内涵一大重要区别就是关于“人”的阐释上，这一点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首先就“童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分析，同样是主张“神话人”的神话文学创作阶段，对于神世界的构筑在中西方文学领域不尽相同。不论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山海经》里构筑的诸神，还是之后创作的一系列神话类的文学作品，神的世界也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秩序，神大都是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服从于天的安排，掌管不同领域，承担造福全体人世间的责任，是所有善良民众的保护神。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神是集体存在的一个天界系统，而广大劳动人民是另一个统一体，神大多是被看作全体人的保护者。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神从来就是满足私欲的，他们大多克制冷静，为集体利益而斗争。从大禹治水到神农尝百草，中国的神话文学充满着为百姓大众谋福祉的责任使命感。
这种传统的“人和”思想、集体主义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延续很长时间。后世的很多传世的文学著作，以四大名著为例，也都是虚拟一个小的社会群体，以多个人彰显的是社会大众的人性表达和人格需求。甚至一直至今，中国当代的文学作者依旧习惯于把人文上升归纳于集体的需要，集体的理想追求，对于人类整体的尊重和关怀。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学中人文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孕育出来的集体主义文学不同，西方航海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更加侧重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其强调的人大多更倾向于单个的人，人体的人，个人能力，思想和价值的足够重视。依旧是在神话文学的古希腊时期，希腊的诸神更加侧重多种性格的凸显，他们性格各异，不仅表现有人性善的一面，也有人性恶的一面。甚至嫉妒猜疑，互相争斗。在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寻欢作乐，宴饮畅谈，而不是对于百姓疾苦的忧心忡忡，宙斯甚至还想要毁灭掉世俗人类。由此可见，西方文学中与人文中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相比更加关注于个人享乐主义的个人意识。其后在西方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意识充分自我的表达和对于单个人价值的弘扬更是十分突出和明显。
（二）民生与民权
除了对于“人”的范畴的理解不同之外，在中西方文学中所表达的人文精神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传统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为发展起点的，这种农耕经济对于自然的依赖程度使得早期的文化创作突出反映的是农耕过程中的人文现象。不管是孔孟开始的仁者爱人还是后来盛唐时期的诗词歌赋再到鲁迅先生开始的现代白话文学之路，最为突出且永恒的主题就是对于不同社会时代中广大劳苦大众的关怀，即对于民生的广泛关注。例如中国传统诗歌文学作品中，像白居易的《卖炭翁》一样对于穷苦大众生活的描写诗词数不胜数，近代文学作品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世界》为例，通过对于几个平常角色的刻画，反映了当时一代人的生活精神状况，引发了对于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思考。中国文学中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感线路，而这种对于民生的关怀就是对于人文精神最基础内涵的体现。 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人的关注从发展上看，除了同中国文学一样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外，更加进步的一面就是对于民权，也可以说对于人权的宣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创作开始，西方文学创作的触角就已经更加深入地表达了对于人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人权的关注，不论是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还是主权在民的民主追求，在此后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都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人权的宣扬，把人文精神的内涵又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之中。除了单纯的政治性著作《理想国》《自由篇》之外，西方的文学著作在西方更为自由的环境中体现出了其激进和维权的一面，例如《红与黑》中面对世俗教会权力下的不屈和反抗，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社会更多层次和不同程度的权利意识。
（三）表达手法上的差异
上述两个方面都是侧重于对于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内涵方面的对比区分，为内容层面的区别，在形式上中西方文学中对于人文精神侧重的表现手法也是有所差别。借用王芳教授在《中西方人文精神比较研究》中的比拟，把中西方人文精神比喻成“茉莉”和“玫瑰”。[3]（P27）在笔者看来中西方文学中对于人文精神的表达也极其恰当地迎合了这一说法。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学思维，文学创作在社会阶级的重压下对于人性的表露通常比较温和委婉，在文学创作中常常喜欢借用比喻指代一类修辞手法，通过比较温和的语言来表达激进的人文主张。而与之不同的西方文学中对于人文精神的表达则更加激进、更加直接甚至莽撞，例如西方文学中自成一派的“黑色幽默”文学模式，语言在反讽中尖锐地抨击社会对于人性的打压，可以说西方文学创作中对于人性的直白表达与玫瑰的鲜艳和尖锐是十分吻合的。
上述对于中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分析只是中西方人文精神发展长河的冰山一角，中外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庞大的脉络体系，其中的人文精神也是博大精深，要一一比较分析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工程，在此笔者只是通过对于中西文学发展史的一小部分的概括比较，寄以探究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的相辅相成，从而更好地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也希望为现代文学创作贡献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