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广大农村基于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形成了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多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实体的演化将形成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与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而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的不同选择和影响，未来分散型村庄发展将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选择和演化态势。
关键词：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经营体系;集体化村庄;分散型村庄;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各地农业最主要的区别是经营方式不同。基于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和不同的农业经营体系，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发展模式：一类是建立在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为主的分散型村庄;另一类是坚持农业集体经营，或者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充分发挥集体层面统一经营的主导作用，发展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形成集体经济占主体地位的集体化村庄。那么，实践中存在的农业经营方式和经营主体主要有哪些？各自有何优缺点？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它们的发展对未来的村庄发展和城乡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未来构筑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应该选择和构建什么样的农业经营体系，才能与之相匹配、相适应？这些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及其演化趋势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雇工经营、企业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等多种农业经营方式并存发展的态势。在不同农业经营方式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实体，总起来看，主要分为三大类：以家庭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家庭承包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部分家庭农场、资本农场或者农业企业等;以集体劳动或合作经营为基础的集体农场、集体企业、合作企业和各类合作社等。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我国农业仍将呈现出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类型的经营实体并存发展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家庭经营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依然顽强生存发展，与农业本身的特性和家庭经营的独特优势有关，与中国独有的土地制度和人多地少的国情有关。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由于农作物的生物特性，农业生产经营的复杂性等，难以对农业雇佣劳动力进行有效监督。同时，由于生命性、季节性以及对土地的依赖等，耕作努力程度与耕作回报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农业生产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进行逻辑化组合和集中的难度极大。家庭经营使得农业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建立了紧密的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期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角”（13JD710063）。
作者简介：冯道杰，男，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济南 250014）。
济利益关系，顺应农业生产的自身发展规律，监督成本低，效率高，自由度大，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也是农业家庭经营方式绵延两千多年，并没有被资本主义雇工农场和社会主义集体农场所取代的内在因素。
农业家庭经营方式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但缺陷也很突出，从长远来看，需要改造和转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家庭经营，作为双层经营体系中的基础层次，其新意在于，不仅有家庭经营，更有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集体层面的统一经营。失去了集体层面统一经营，家庭经营就失去了新意;失去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失去了与传统小农经济和西方家庭经营的本质区别。然而，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村在实践中过多地强调了家庭承包经营，忽略了集体统一经营，形成了“只分不统”的个体小农生产和小农村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日益削弱，集体经济组织日益虚化，村庄集体资源日益减少。
家庭经营方式具有封闭性、散漫性、狭隘性、保守性等局限性，个体农民缺乏资金、技术、信息等，在市场中力量和信息不对称，谈判地位低，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难以获取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效益，无法参与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果，小农个体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当前农村的两对基本矛盾，进而产生了个体小农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公共建设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最终导致了中国陷入“三农”困局，导致了农民陷入“温饱而不富裕”的陷阱。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加上农业劳动的复杂性、艰苦性和比较效益低的现实，使得一部分人不愿从事农业劳动，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务工经商，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进城务工经商人数的增加，农户之间自发进行的土地流转一直存在，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业税费负担的不断加重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农户之间自发的土地流转持续增加。部分农民不愿意，或无力再继续耕种承包土地，就把土地流转给愿意种地的邻里亲友和其他农户。也有一部分种田能手、承包农户等主动流转他人的承包土地，从而形成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当前，普通家庭承包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最大主体，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老人农业”①和“新中农农业”②模式。我国农村普通承包农户基本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维持家庭生活，老人留守农村经营承包土地，年轻人外出打工补贴家用，保障在小块耕地基础上过体面生活。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农民处于50―65岁之间，这部分农民进城打工没有优势，但是完全可以胜任今天承包土地的经营耕种，而且，精耕细作比规模经营更有效率。同时，在农村还有一部分年富力强的劳动力，由于父母太老或子女太小，或者在农村从事副业，或者在本地务工经商等，他们不想背井离乡地外出务工，有比较强的农业经营能力，逐渐流转其他承包农户的土地，形成了经营规模大约30亩地以上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从农副业中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他们依靠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经营规模适度，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副业生产，在乡村熟人社会中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完整的家庭生活，是农村中相对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形成了农村的“新中农”阶层。 相对于普通家庭承包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规模大，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有利于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农业技术等。家庭农场规模适度的标准，由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生产条件、农作物品种等不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指标。但是，它们都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劳动为主，具有监督管理成本低，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等优势，是建立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双方自愿信任流转基础上的土地集中，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扩大了规模的家庭承包农户，通过使用农业机械等科技手段，从事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发挥农业家庭经营优势的同时，也可获得一定的规模收益，推进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
随着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单纯依靠家庭成员进行劳动不能够胜任和完成任务，逐渐雇佣其他劳动力，进而形成了以雇工劳动为主的家庭雇工农场。家庭农场与家庭雇工农场最主要的区别是是否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多数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家庭雇工农场则更多地是雇佣工人劳动。相对于依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和承包农户而言，雇工农场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雇工工资、农场监督管理费用等，单纯从事种养业的比较效益并不高。而家庭农场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可以在劳动边际收益低于市场工资的情况下仍继续投入劳动，以更多的劳动、更低的劳动报酬、更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继续维持生存和发展。而规模较大、依靠雇工劳动的家庭雇工农场、资本农场、农业企业等雇工的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并不高，监管难度大，成本高，且难以计量。它们的粮食单产水平一般比家庭农场和普通承包农户要低，甚至有一些农场扣除成本后处于亏损状态，依靠政府的补贴维持运转。实践证明，单纯种植业的田间管理、精耕细作，更适合家庭经营方式。但是，资金实力雄厚的资本农场、农业企业在农产品加工、运销等产业链条延伸和拓展方面更具有优势，可以获得比家庭农场和普通农户更多的利润。
分散的个体小农，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事务，需要农民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也需要有与之配套、为之服务的基层组织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在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过程中，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目的，相互联合与合作，组建各类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合作经营和集体经营，在实践中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农民或者基于业缘形成纵横向联合与合作，组建专业合作社;或者将农户承包的土地折股量化，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为主体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农户按股分红;或者把承包土地重新交回集体，由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组建集体农场，变家庭经营为集体规模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的优点不仅在于成功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推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且，在合作组织和集体组织内部消除了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有利于实现组织成员内部的平等与共同富裕，有利于在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
农民与其沦为受雇佣的无产者，不如选择合作社的集体化的生产方式，通过组建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协会和各类合作组织等，依靠集体化、组织化的力量，发挥组织协同和产业协同效应，生成聚合规模经济，发展大农业，发展二三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将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加以延伸拓展，依靠农民组织化的力量分享社会平均利润，形成产加销、农工商综合体和联合体，从而克服家庭个体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矛盾，推进新型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各类集体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是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与能力的根本途径。
但是，现实中，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在分散型村庄发展滞缓，农民自发组织成本高，难度大，又缺乏政府扶持和引导，市场竞争环境日趋激烈，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进入二三产业难度也日益加大。农民组织起来，单纯从事种养业的收益不明显，成本高。坚持走集体化发展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村庄比较少，多数村庄缺乏具有奉献精神的带头人，农民合作、组织起来的意识不强烈，集体经营方式推广难度大，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也难尽人意。无论是资本农场还是集体农场，相对于家庭经营而言，单纯从事种养业均难以显示出更大优势，必须发展非农产业，拓展和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大农业，实现个体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小农业向大农业转变。
总起来看，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家庭经营作为基础农业经营方式仍将继续长期存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资本农场、农业企业等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将纷纷涌现、持续增加，合作经营将在实践探索中多样化发展，集体经营在集体化村庄的示范带动下也将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二、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选择及其构建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多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实体的演化趋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家庭雇工农场、资本农场或者农业企业等;另一种是以集体劳动或合作经营为基础的各类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组织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和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我国农业会出现不同类型经营体系的选择和分化，进而形成两种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和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
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是以雇工劳动为主要形式，以资本的力量改造家庭经营方式和小农村庄状态，推动农业现代化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各类经营主体、各种经营方式、经营制度等组成的农业经营体系。家庭雇工农场、资本雇工农场、农业企业等，是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经营主体，资本雇佣劳动经营是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经营方式，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其主要的物质基础。
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是以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依靠劳动者自身联合与合作形成的组织化的力量，克服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农业经营体系。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经营主体有家庭农户、家庭农场、各类合作社、各类集体农场和集体企业等，主要经营方式有家庭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等，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以劳动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业经营体系（参见表1）。 构建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扶持村庄社区内部有能力、有意愿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继续扩大规模，发展成为家庭雇工农场和私营农业企业等;另一条是支持资本下乡，大面积“流转”农民承包土地，雇佣工人劳动，发展资本农场和农业企业等（见图1）。
构建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主要途径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在逐步流转农户土地的基础上，扶持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规模适度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示范家庭农场和高标准农田;第二条途径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解决承包农户“办不好、办不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情，为广大承包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提供优质的社会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集体企业和合作企业等;第三条途径是组建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等，依靠农民组织化、合作化、集体化的力量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发展股份合作社、农工商联合体等，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参见图2）。
当前，我国呈现出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和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并存发展的态势，政府应该扶持哪种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呢？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该在资本雇工经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家庭雇工农场、资本雇工农场和农业企业，还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
当前，一方面，我国城市尚不具备充分吸纳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的条件;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如果无法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即使放开城市户籍限制，农民依然不愿意丢掉农村户口到城市生活。所以，阻滞农民进城的制度性障碍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水平能否容纳巨量的农村人口？
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家庭承包经营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保持农业生产的安全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状态，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能够维持农村比较体面的生活，满足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农产品供给、剩余劳动力需求，以及农业剩余资源的需求等。农民的家庭承包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农民的家庭承包权和收益权，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和社会保险，是大多数留守农村和进城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村稳定的根基和底线。失掉了这些，许多农民甚至无法生存。
我国大多数农民仍然需要依托农业和农村，获得生活和生存的基本保障。家庭承包农户仍将长期存在，这是难以改变的现实。进城农民工有农村作为依托和基地，进城失败可以返乡，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依靠、保障和退路，不至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反对者，从而无怨无悔地从事着城市里大多数又脏又累又苦的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如果切断了他们返乡的后路，一旦在城市干不下去，无法立足，他们该如何生活呢？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则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全世界20%的人口，使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达到95%。农产品价格长期低廉，而得到的政府补贴却很少，留守在农村的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本积累。正是依靠承包的小块土地，农民有饭吃，有房住，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乡，他们心中不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农村可以容纳无法进城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基本生活和生存，因此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后方、稳定器和蓄水池。这也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和无地农民的秘密所在。
然而，当前，在“新增农业补贴主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的号召下，地方政府纷纷大力支持、扶持资本下乡圈地，并且流转土地面积越大，财政补贴越多，支持土地和资源等向少数人和企业流转集中，严重忽视了当前仍然耕种绝大多数经营承包土地的普通农民。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家庭雇工农场将大量涌现，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农场、农业企业也将不断增加。它们有着强劲的利益激励动机，只要有利润空间，就会快速发展起来。但是，工商业资本长期租赁农民承包土地，不会带动和帮助农民致富，而且，在通过种养业难以获得足够利润的情况下，它们很容易出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运作，使得土地等资源和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和流转，然后，通过适度扩大土地规模和资源配置集中度，发展资本雇佣劳动的家庭雇工农场、资本雇工农场和农业企业，能够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可以适应市场化、工业化需求。但是，依靠资本的力量发展资本雇佣农场，改造农村社会，这个过程是痛苦、漫长的，无法解决大量农民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社区建设、环境生态等问题，而且，以社会两极分化，甚至政治动荡等为代价。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的快速构建，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利，会挤占农民的生存空间，必定会加剧与当地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会使得农村丧失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农业企业与农民是独立的利益主体，虽然在某些环节和领域不排除存在合作和利益联系，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逐利的本性会使它们与农民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政府如果不跟进其他措施，只是一味地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村社会中的强者，支持农业企业等外来资本下乡，推进亲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就会使许多村庄出现大量失去土地、却又无法进入农场和其他地方打工的农民，农村的社会分化和各种矛盾将会不断出现。同时，资本逐利的本性将会引发对土地、资源、环境等的过度开发、榨取和掠夺，导致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恶化。
小规模家庭经营发展空间小，生产效率低，不具有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的基本条件。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创办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组织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内部成员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领导人和组织成员一起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贡献共同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总收益的分配，少数人并不能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集体企业相对于私营企业的优势，最主要的是建立在资源共有的基础上利益共享，而不是大多数利益被少数人据为己有。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能够更加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发展。
三、基于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体系的
分散型村庄的未来发展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坚持农业集体经营为基础，走上共同富裕的集体化发展道路的村庄比较少，大多数村庄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集体经济缺乏的分散型村庄。改变我国广大分散型村庄资源日益流出的衰败局面，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扶持和城市反哺，需要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组织化力量。
影响村庄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土地制度、土地经营方式、产业结构、新中农群体的数量、村庄带头人的素质和能力、区域位置、环境状况、资源特征等，其中，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制度和土地经营方式。我国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已经成为党中央的坚定决心，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对村庄未来发展态势将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我国农村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和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将会对分散型村庄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亲资本化经营体系和亲劳动化经营体系的不同选择和影响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分散型村庄发展面临着三种不同选择和演化态势：一是扶持土地和资源等继续向少数人和企业流转，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发展家庭雇工农场、资本雇工农场、农业企业等，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乡村社会。二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维持耕者有其田的家庭经营现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个体家庭经营发生自然分化，逐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为核心力量的新中农，作为推动未来村庄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加强农村集体组织和合作组织建设，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走农民共同富裕的集体化、合作化道路，依靠农民组织化的力量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融合共生，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
分散型村庄的第一种未来发展态势，实际上是在农村构建和推进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的结果，其实质是扶持少数家庭农场和资本下乡圈占农民土地，形成家庭雇工农场、资本农场和农业企业，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乡村小农社会状态。走雇佣劳动基础上资本改造的道路，其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发展能够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这与中国的国情是不相符合的，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我国的家庭雇工农场、资本雇工农场、农业企业等虽然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逐步流转农户承包土地而形成，但是，却保留了雇佣剥削方式和大部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农村快速推进亲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会挤占农民的生存空间，导致许多农民失掉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城农民工失败后也无法返回农村，导致资本与当地农民群众的矛盾激化，也会导致无法返乡的农民工沦为城市流民和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同时，资本逐利的本性还会导致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过度掠夺和榨取，这些势必会导致各种社会乱象、自然乱象层出不穷。
农村自愿流转土地的农民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城市能够获得足够收入过上体面生活的人，这部分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10%;另一部分是没有进城，但是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能够获取较多收入，无暇顾及，不愿或者是无力再种地的农民，这部分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超过10%。分散型农业村庄大多数农民仍不愿意丢掉承包地，资本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流转大面积连片的承包土地，并不容易。相对于流转给外来资本获取土地的租金而言，大多数农民更注重土地流转期限灵活，更愿意把土地流转给近邻亲友，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要回承包地，为进城务工经商提供可靠保障，也为进城失败后返乡留条退路。
分散型村庄的第二种、第三种发展态势，实际上是在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从广大农民群众和承包农户自身利益出发，构建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的结果，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对分散型村庄自我演化进行引导和规范的结果，是坚持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的结果，有利于维护广大承包农户权益和利益，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逐步流转规模适度的土地，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培育村庄内部的新中农阶层，使之成为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规模农户更加关注村庄基础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在生产资料购进、农产品运销、市场信息等方面具有合作与联合的需求。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强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将农民组织起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逐步完善和发挥集体层面统一经营作用，引导农民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综合合作社、集体企业和合作企业等，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进而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使得分散型村庄走上农民自治、共同富裕、社区美化、党群一体、城乡一体的新道路。当然，这条道路建立在劳动者联合与合作，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与水平的基础上，必须解决谁来组织农民，如何组织农民，组织起来给农民和农村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和效益等问题，需要党中央自上而下地重视和实施，也需要基层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探索和实践。
注释
①老人农业，是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情况下，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大部分处于50―65岁的老人承担和完成。
②新中农农业，是指留守在农村没有外出务工经商，而是流转了较大面积的土地，从事农副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通过扩大耕种面积，提高技术水平，从事农副业生产等获取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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