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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大众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的理想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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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大众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的理想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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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纽曼到洪堡再到科尔,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同样走过了一条不断嬗变的路程。时逢我国高等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大学要在内外部力量的支持下实现它的理想,完成它的使命。

关键词:精英化;大众化;大学理想;大学使命

中图分类号:G649.29

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不是同一个命题,但却相辅相成,大学使命源于大学的理想,大学使命的变化也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大学理想的再思考。高等教育在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走过了一条不断嬗变的路程。

一、从精英化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的嬗变

(一) 英国纽曼的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

红衣主教纽曼认为,大学教育不是为专业教育而设,而是为自由教育而设。那么,什么是自由教育?纽曼认为,自由教育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也就是说,自由教育是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和理智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它的培养目标是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等品质于一身的优雅绅士。这种教育观点在对待知识上的态度上是为知识而知识,“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因此,自由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对在大学里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的。

其次,纽曼认为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以他的标准来看,自由教育是排斥美德的培养的,它应该完全地限制在理智培养上。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理智,发展人的理性。就自由教育的课程来看,很显然,他看重的是古典学科特别是文学的学习。

第三,纽曼认为大学教育重在知识的传播而非知识的发现。与知识的传播相当的是教学,与知识的发现相当的是科研。也就是说,纽曼认为,教学和科研虽然是知识的两大职能,但就大学而言,它的职能是教学而不是科研;人们设立大学不是为了创造新的知识而是为了传授人类已有的知识,所以教学只能是它的惟一功能。他说:“大学是一个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一方面,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所大学要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和科学之府。”[1]

(二)德国洪堡的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

德国的洪堡认为,大学有两大使命: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二是对科学的探求。修养,是新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2]。相反,洪堡认为专业实用性的学习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正途。那么,如何达至道德修养呢?洪堡认为要靠纯科学。所谓纯科学是不追求任何科学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由此观之,洪堡眼中的纯科学是反对进行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研究的。因此,在洪堡看来,大学并非狭义的教育机构,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所以,大学与其说是教育机构不如说是科学研究机构。

洪堡认为,大学应相对独立,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干涉。但是大学的相对独立并不代表国家就是无所作为,因为,从国家方面来看,大学对国家的发展太重要,国家不得不对大学提供必要的支持,并采取相当的措施,防止各种弊病侵害大学的健全与健康发展。洪堡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国家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说,国家在整体上“不应该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3]。

洪堡的科研观与大学――社会的关系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在洪堡看来,科学只涉及纯粹的知识,无关乎实用,几乎等同于哲学。这就决定了其目中的大学,其最本质的特征是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因此,大学应有一种“象牙塔”般的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学术的信念,而不应该去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那么,如何保持这种尊贵的气质呢?就是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就是要大学与社会保持相当的距离。

(三)美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

到了科尔时代,大学已不同于纽曼的牛津大学、洪堡的柏林大学,他看到大学已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它是一种新型的机构,他把这种机构叫做“多元化巨型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有多元的机构,有多重目标,多个权力中心,为不同的顾客服务;它维持与传播真理、探索新知、服务社会;它不是一个村落,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

科尔认为,“大学已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主要工具。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现今席卷我们大学的改革之风的实质。”[4]63它需要满足国家在四个方面的需要:一是要求大学培养学生数量的增加;二是要求大学满足国家事业日益扩大的需求;三是要求大学把各项活动与工业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四是要求大学适应新的知识潮流并为其重新开辟途径[5]。

科尔还认为,大学还面临着三大相关领域的调整,即,发展、学术重点转移以及介入社会生活。随着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大学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现有校园将已不能满足要求,许多新校园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与之相伴随的,知识正在急剧增长并呈现爆炸状况,社会对某些技能的需求也急剧增长,大学必须要适应所有知识的“爆炸”和社会的需求,“大学已成为人们进入这些专业的主要‘港口’,一种专业只有通过使大学成为其‘入境港口’,才能得到社会承认”[4]77。科尔认为,“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提供服务[4]80。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下,我国的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我国大学的理想

1. 国家及受教育者知识需求的供给者。 无论是从简单的受教育人数上的增加,还是从教育的理念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已经与精英化时代有了显著不同。大学现在不再是一个村落,也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但不管大学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城市”,它首先面对的是受教育者。纽曼的大学是保存和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的理念奠定了他的传统的大学思想的基础,洪堡的大学的核心是探索和发现知识的论点是他的大学理想的基石,那么科尔关注大众化时代人的现实需要的论断正是对应了我国现今的大学理想,所以我国大学的理想之一就是关注现实中的受教育者。阿特巴赫认为,“学生越来越把高等教育视为通向较好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社会流动的途径。他们更少地关心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学生们把自身当作教育产品的消费者”[6]。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社会强化了受教育者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地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大学最世俗的一个理想。

同时,知识经济悄然而至,经济全球化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大学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密切过。大学是知识的殿堂, 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圣地,更是国家发展的“动力站”。大学利用自己三大优势,即知识上的优势、技术上的优势和人才上的优势,全面为社会发展提供以学术为特征的服务,满足社会对大学的知识需求,这是大学顺利发展,获得国家、社会支持的有利凭证。

2.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大学不仅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的标识。人生来就是脆弱和无助的,人类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宗教是人类精神的最初支柱,但对那些“希望在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关系中认识自己的青年人来说”,从宗教教义里获得的说词往往虚无缥缈的,他们看到“在今天已没有比大学更适合的去处了”,“通过吸收和运用知识来拯救自己已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大学成了世俗中的宗教,大学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我国大学的使命

1.向社会输送人才是大学的基本使命。

国家竞争力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出于大学,所以,人才的培养是大学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使命。向社会输送人才是大学的使命,但大学要向社会输送的是合格乃至优秀的人才,所以,数量是社会对大学的要求,但人才的质量才是更高的要求。数量的增长相对比较容易做到,只要通过扩大学校的规模并在教学资源的配置上进行优化等方式即可以做到;也就是说,数量的提高多半是通过办学硬件和物质条件。但是质量的提高,则有赖于学科建设和学术水平的提升,这就需要软件方面的运行和传统氛围起作用了。

2.进行科学研究是大学最得天独厚的使命。

3.投身经济建设是大学不可忽视的使命。

大学通过“产―学―研”三结合的方式进入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也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比如,作为先行者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上海交大昂立等高科技企业,就是在这种方式的指引下,率先取得优秀业绩。此外,决策咨询、对口扶贫等各项社会服务事业也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开展起来。

三、实现我国的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的内外部支持力量

(一)大学发展的内部支撑力量

1.大学要合理定位。

定位有两层含义,一是大学性质的定位。大学是个学术组织,而且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所以,学术性是大学的第一特性,“它既不是宗教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学术目标使它按照学术的逻辑建立其独特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7],所以大学要把自己定位为学术组织。二是大学类型的定位。前面提到过的大学的三大使命,不同的类型的学校,其侧重点是不同的。有些学校强调科研立校,有的学校,尤其是一些地方大学,把为地区经济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而有些学校只要把培养人才这一项做好就行了。大学的三大使命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要根据学校以及学校在整个地区的地位,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思路、规划,借此,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2.协调两种权力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力。

大学的内部是一种奇特的组织,它有两种权力交织在一起,即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大学能否办好,关键在于能否协调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英国教育家阿什比说过,“每个大学能否健康发展就在于校内由哪些人主持。”既然前面我们已经把大学定位为学术组织,就要按照学术的内在逻辑建立起与之相适的内部权力组织的结构及运行机制。学校事务虽多,但可以大体分为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行政事务有行政事务的管理办法,学术事务也有学术事务的管理方式,所以,大学的学术事务的决策管理中,要避免行政权力的干涉,要依据学术规律而不是以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以民主协商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处理学术事务。

(二)大学发展的外部支持力量

1.大学需要一种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这个社会大环境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时至今日,国家也已承认,大学的学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学术,大学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大学跟国家紧密相联。从国家政府方面来看,它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简政与放权的方式积极地为大学营造良好的、宽松而宽容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使大学能够积极自主、自由地谋求发展的空间;同时,大学也应该知道,它的发展虽然离不开社会但也不能坐等社会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大学要自觉自愿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机遇,大学有它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任命,大学必须承担起来,真正做起社会发展的思想者、预言者、批判者和行动者,由此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心,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2.协调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协调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前面我们说过,大学是种特殊的组织――学术与文化组织,所以,政府要始终把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加以建设和管理,要尊重并维护大学的主体地位和相对独立性,使大学按照学术组织自身的逻辑运行与发展。政府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家婆式的包办一切的管理方式,通过统筹协调、监督评估、方针指导、提供服务等方式,对大学实行依法管理、宏观管理。我们建议将大学这个组织与一般的行政机关区别开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下放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将具体的学术事务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去处理,在学术事务中,要淡化政府的行为,从而根除“官尘暴”对学术界的干扰。

四、结语

从英国的纽曼到德国的洪堡再到美国的科尔,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曲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逐渐具备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大学理想与大学使命也走过了一条不断嬗变的路程。时至今日,时逢我国高等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大学既不迷失理想又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需要其内外部力量的双重支持:对内,大学要合理定位,解决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对外,大学需要一种良好的发展环境,还要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参考文献:

[1] 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1.

[2] 洪堡.立陶宛学校计划[A].瞿葆奎.联邦德国教育改革[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16.

[3] 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J].高等教育论坛,1987(1):93.

[4] 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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