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汤增璧是辛亥革命时期起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黄兴加入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曾任《民报》副主编，并创办《江西》杂志，撰述文词，鼓吹革命。汤增璧早年所鼓吹的“排满”、“崇侠”以及“国民性批判与道德拯救”等思想，均在章太炎“依自不依他”的学说引导下发起和发展，最终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上个世纪初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中加以实践，从而成为指导辛亥革命的思想武器。特别是汤氏的人世悲观说，不仅体现出汤氏思想的个人特色，同时也为章氏“依自不依他”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汤增璧；辛亥革命；依自不依他；排满；崇侠
汤增璧是辛亥革命时期起过重大影响的革命思想家和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黄兴加入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曾任《民报》副主编，并创办《江西》杂志，撰述文词，鼓吹革命。辛亥革命时回国，参加武昌起义。之后，曾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担任毛泽东同志所在班的国文教员。南京政府成立后，出任国府秘书、侨务委员会秘书长，后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秘书兼编纂，主纂《总理年谱长编》，1948年去世。
汤增璧1881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904年以官费保送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为江西省最后一位主盟人。1908年担任《民报》副主编，同年担任《江西》杂志主编，同时为这两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本文所论及的汤增璧早期革命思想，主要基于从1908年入《民报》为编辑到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这段时间，汤增璧以揆郑、伯夔、余波、愍生等为笔名，陆续为《民报》和《江西》杂志所撰写的《人世之悲观》、《崇侠篇》、《哀政闻社员》、《陆军学生之无告》、《亚洲和亲之希望》，《革命之心理》、《湖广总督之滑稽》、《刘道一》（以上见《民报》）、《发刊词》、《警告全赣书》、《国民道德上之竦言》、《读东亚日报之感》、《比较赣人与江浙人之对路事》、《林开谟与傅春官》、《赣事拾遗》（以上见《江西》）所撰写的文章。
之所以将这段时间选为汤增璧早期革命思想形成的时段，除了这是汤增璧的主要创作时期，撰写了大量足资我们分析其革命思想的文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对汤增璧早期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均有着重大影响的章太炎，此时也在日本。而且作为章太炎标志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依自不依他”理论学说，也是章太炎这个时期在日本提出和形成。
章太炎结合王阳明的心学和佛教的唯识宗，从而提出“依自不依他”的理论。其核心就是要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完全根据个人自我的思想认识、心理素质、道德修养、意志品质等进行，所谓“自贵其心，不援鬼神。”1907年《民报》第十四期载章太炎《答铁铮》一文，明确提出“依自不依他”的理论学说：“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对于章氏“依自不依他”的理论，赞者谓人格独立或个性解放；而贬抑者谓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不过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影响了一大批当时想推翻满清政府的青年志士，像黄季刚、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乃至刘师培等，不仅认同、秉持和鼓吹章氏这一理论，同时还积极加以推行和实践，而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排满
对于当时的政治而言，“依自不依他”的理论学说最为直接导致的实践结果就是排满。如果将“依自不依他”理解为一种政治学说的话，排满不仅是其始点，同样也是其终点。在国家和政治层面上的“自”与“他”的区分，就是国内与国外，汉族与满族。作为《民报》的副主编和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汤增璧是一个“排满”的积极倡言者。就仅存的不到20篇诗文来看，“排满”思想一以贯之，几乎篇篇都有相关字句。当然，排满是当时革命的共识，汤增璧在撰写文章时，无疑也将例行遵循。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汤增璧排满思想中所受的章氏影响，即“以挹注革命者，则取其“依自不依他”之德教。”④通过这种总结性的评语，可以看出汤增璧对章太炎这一理论认识之深刻。
除孙中山外，清末民初的排满思想大抵源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族主义。王氏著述中“尊汉族而拒羯夷”的思想，为章太炎排满的政治主张奠定了理论依据，是故奉王夫之为“民族主义之师”。尽管“驱除鞑虏”是当时同盟会共同的政治主张，但是同盟会中每个人对此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差异的。究其区别，孙中山或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意在建立共和之民国；而章、汤二氏的排满，却出于纯粹的民族主义，所谓“明春秋之义，严夷夏之防。”汤增璧论及章太炎时云：“彼尝潜心于中国历代之文字语言，典章制度，故发为议论，多能阐扬民族主义，黄胄膻毳，畛域分明。”
辛亥的“排满”思想通过理性和感性两种手段在整个社会各阶层全面展开，以期达到推翻满清政府的目的，或如梁启超语：“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理性上即把西方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结合在一起，即所谓“刨清人种”、“种界革命”，或“厘清种族”等，辨明满汉为不同的种族，于是有了邹容的《革命军》、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等文章。感性上主要通过揭露满清的暴政、腐败与无能，强调民族压迫和歧视，用以激荡民心，其代表为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民报》的增刊《天讨》等。
汤增璧作为《民报》的副主编，不仅谙熟这两种做法，而且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首先是“阐扬民族主义，黄胄膻毳，畛域分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倡“尊夏攘夷”之春秋大义。“旃裘引弓之族，不可与治。”“满、汉不能一朝合。”将其比诸欧洲列强如英、法、德者：“夫亚洲兄弟国印度夷于英，安南属于法，与吾之被征服于满洲，无以异也。”满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是外族之侵略，“非我族类，世载凶德，而盘踞于我清明灵秀者之上。昏淫贪饕，习惯使然，致使汉世之清芬且尽，是乌足与为治哉！”“中华遒汉人疆宇，长城延袤，夷夏界严，自虏入关，凌厉至今。逐之穷北，以光先泽。凡我汉裔，均应陨首弗辞。” 实际上“复仇”还不仅仅像梁启超所说的是为了“感动下流”那么简单。正是因为从夷夏之防或民族主义的角度界定了满清政府为外族侵略，所以驱除鞑虏的“光复”，事实上也就是复仇，这为维新派找到了不妥协的理论基础。正如章士钊所言，章太炎主“光复”，尤主“种族革命之志为复仇”，而寻根问底于历史和文化，则“复仇主义之大纲，即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也。”梁启超把“复仇”仅理解为一种“感动下流”的革命手段，而章、汤等人则将“复仇”理解为一种政治主张，这也反映出立宪派与共和派之间的区别与不同。认为所谓“复仇”是对本来应该有的平等、权力等得到争取和返还：“今以一种族代他种族而有国家，两种族间岂有法律处其际者？既无法律，则非复仇不已！”
尽管章汤二氏并不主张“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式的极端民族主义，但其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歧视则是明确无误的。他认为汉族要比其他少数民族进化文明得多，所以天下当然是汉族的。若革命成功，满人当被赶回蒙古，不许有选举权，“视之若日本之视虾夷”。在这种复仇思想下，排满既是革命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吾党运甓，则既诠释明备，是故吾民而寝馈思汉也。持梃操，踣贼乃已。”
排满一旦与“感动下流”的复仇相结合，其实已无道理可讲，更无理论可言了。复仇使排满走向极端，此时所有的民族主义理论已完全被“感动下流”的极端复仇情绪所替代，如汪精卫：“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所谓“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其实到后来也变成“文人谩骂”了。不过这种“文人谩骂”中最有学问和最高境界者，依然非拥有语言文字大师称号的太炎先生莫属：“索虏”、“建虏”、“夷虏”、“毳裘”、“贱胡”、“满奴”、“贱族”、“异种”、“膻毳”、“腥秽膻胡”、“逆胡擅虏”、“东胡群兽”、“如鹿豕者”、“犬羊贱种”、“鸡林”、“毡裘湮酪”等等，用词古雅而诡异，真是匪夷所思。
二、崇侠
崇侠不仅也是清末民初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同样基于章氏“依自不依他”的理论思想。章太炎说：“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日‘自尊元畏’而已。”章太炎早期抑王，后期则又褒王，认为王阳明及其后学，汲取了禅宗的行事直截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故能“自尊无畏‘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这里的“自”，便是行侠者个人，而“他”则谓革命团体、军队等。而汤增璧对此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用以突出“依自不依他”这种作为革命方式的侠义行为的必要性和适应性。
汤增璧认为所谓“任侠”在当今社会，其意义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上古时代任侠只是忠义于主人，生命以之而为限；中古时期规模扩大，发展成江湖义气，风义相尚的一个社会团体；而到了当今世界，侠义则已与民族存亡，国家安危联系起来，已经是全国全民之事了。之所以要大力提倡侠义，因为这是光复汉室，解民于倒悬最为有效的革命手段：“吾族侠史，虽淡无光，然侠之志，则日已广大。上古多忠于一家，被其遣役；中则风义相高，用情予故旧；今兹则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在这里我们看到“依自不依他”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还是一种革命的方式和途径。
辛亥革命前夕，鉴于几次起义失败，以及满清政府的高压统治，汤增璧认为与其集结人力物力起义暴动，不若任侠暗杀来得经济划算：“耗资无几，军械不需，复无竹帛景钟、麾旄节钺之虚荣回绕其神志，所虑既专，收效自较易易。亦肝脑涂地，凄怆惨恻以图，乃有植也。”同时也不若任侠暗杀来得简单、快捷和有效：“侠者，宅心宁静，处事爽捷，而自藏至为幽痉。术不必受自它人，谋不必咨之朋友，”“苟欲要于路，一击而中。”“径情孤往，潜屠暗杀”的个人行为尽管创获有限，但“更使敌虏怯心褫魄也。”。同时更能震慑当局，认为“暗杀之为用，有过于兴师”。这种一弹一击的个人侠义暗杀行为，被汤增璧定义为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方式，“盖在亚东，别开革命之生面矣。”
汤增璧鼓吹暗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借以唤起和激励民众。汤增璧认为一般的凡夫俗子哪里识得丧国之痛？与其用白话文进行唤醒觉悟的宣讲游说，不若以暗杀任侠的实际行动来激励更为有效，汤增璧为此还进行了详细的心理的论证。他说一般的演讲、布告、檄文等太过空泛不足以激励民众，而暗杀所产生的血淋淋事实则逼迫人们去思索，这些暗杀者不图任何物质利益，他们为什么不惜生命去暗杀政府官员？其中一定有铭心刻骨的仇恨。于是，起了恻隐之心，再加上对满清政府侵入中国后剃发、屠城以及各种暴政虐行愤怒，便会进一步觉悟革命，参加到反清的革命队伍中来：“怀椎奋兴，其感人盖尤挚矣哉！且易水萧骚，落日荒凉，亲朋咽泪，至以白衣冠饯送，而酒酬拔剑，击筑高歌，怒发上指，气薄虹霓，大丈夫不稍短气近儿女沾巾之态。此古之侠风，则有然矣，宁独不可再见于今日耶？”这段文字援古用今，声气所敷，“益足励矣！”是一篇犀利如刀的讨清檄文。
章氏主张“儒侠”，并著《儒侠》。若只任侠而无儒，这种侠之暴力有可能会对社会带来伤害和破坏，所以对“侠”应该加诸一种道德约束。不过与章太炎稍有不同的是，汤并不主张将儒侠兼容起来，而认为儒与侠是对立的，二者不相调和，选择时必须舍弃一端。“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而儒者且挟天人之说，为愚民祸始。”“儒为专制所深资，侠则专制之劲敌。舍儒而崇侠，清明宁一之风。”须舍儒而崇侠，要用侠之“气骨”或“气节”来激动民心，震荡腐败政权。那么汤氏所说的侠之“气骨”是什么？从何而来？这便涉及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汤增璧早期革命思想中的另一个内容，即国民道德问题。
三、国民性批判与道德拯救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首次建立国民性格的分类理论，提出民族性格的环境决定论。首先是北方与南方人性格的差异。北方寒冷地区的人，精力充沛，勇敢自信，直爽而少猜疑诡计。相反，南方的炎热使人的身体懒惰，精神上也萎靡不振，生活在炎热的南方，如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软弱将失望置入人们的心灵中，人变得畏惧一切，毫无自信”。孟德斯鸠总结道：“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气候炎凉决定了人的性格软弱或勇敢，狡猾或直率，猜疑或自信，也影响着人的情感特征。在寒冷的北方，人的身体魁伟，动作迟笨，感觉也有些迟钝。他们的情感往往深厚持久，性情也恒一不变，“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东西都感到快乐”，诸如运动、冒险，北方气候下的人民“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与之相反，南方炎热国家的人民，“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他们往往性情浅薄而飘忽不定。只有情欲没有爱情，而耽于享乐、放纵情欲又势必产生各种犯罪，所以南方国家的人民往往邪恶多、品德少，“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其次，专制国家的暴政的恐怖，培养了国民被奴役的胆怯、愚昧与沮丧心态，中国人从皇帝到百姓，都没有品德，因为品德，诸如诚实、勇敢、坚毅、善良等，只存在于共和政体中。
为了形成对比，汤增璧完全从孟德斯鸠的理论出发，说俄罗斯无政府党人之所以多烈士，主要因气候寒冷的缘故：“如俄者，烈夫骈首，义士喋血，阴惨杀戮之祸，几及百年，党人之始愿。胡不闻其就也？日：不然。北地苦寒，生其地者悉坚忍。党人虽厉，官吏亦愍不畏死。”“况于俄邦，韦鞲毳幕，坚冰在须，惨裂悲沈之气，由其风士相逼。天行夙暴淘汰递嬗，演成于此。”
同样是根据孟德斯鸠的气候环境理论，汤增璧对中国国民性格进行定位。由于中国地处温带，首先其性格中缺乏毅力恒心，难成大事：“吾中华大陆之民，位于温带，和缓平易。旧弊深固，激之偶动，见异思迁。”复次，民族性格亦懦弱，缺乏刚烈之气，甘于屈辱：“中土之民陆性也，非海性也。气候平暖而少寒烈，其性根之无所用于悲也。民于是有凉德，轻佻寡信，苟且偷安，以至膺大辱而不动，其诸亡国之由来欤！”最致命的是那些相互猜忌、自相残杀的国民性：“民德之薄，极至（长江）中流以下，亦复自相鱼肉，夫吾则何所望也？其高门华贵，假设文明，宁复树之风节，有益下耳。”
环境气候致使中国人道德缺失，而道德的缺失，则又表现出种种国民的劣根性：“余悲夫先民不作，道德坠地。国之人沉溺于势利，趋逐于声华。其行事也，险诈以为能，敦朴以为拙；其立品也，轻佻以为智，仁厚以为迂。夫是之为病，较烈于洪水，而一叩厥病源则固夫人能言之矣”。
那所以要改变国民性，首先要拯救道德。在这一点上汤增璧不仅又与章太炎走到一起，同时也汇入到明末以来以反清为宗旨的道德拯救洪流中去了。
章太炎认为然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民德低下，“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着之情恒少”，缘于“宗教倜然无所宿。虽善应机，无坚墒之操。”所以他鼓吹要以佛教为革命之道德，“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不过另一方面，他认为“纯佛法不足以维风教，”因为佛法不重实践，若要运用于革命，必须兼以中国的“儒行”。“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同样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通过人生亲证来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从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
章太炎作《革命之道德》，汤增璧作《革命之心理》以呼应，同样主张道德之建设：“革命之业，非武力不足为摧陷，非道德不足维久远，而非茹宗社之忧，持艰贞之节与作蹈厉之风，感受玄虚之化，则且不能防闲嗜欲，而驯致于日即离涣。”“道德为主，权术为辅；道德为体，权术为用。”与章太炎一样，汤增璧亦倡“艰贞之节与作蹈厉之风，”同样强调“气节”和“力行”：“驰心虚荣，不务实践，趋利若鹜，据众为奸，其能有济于事哉？窃以为拨去污垢，弗为形滞。”
当时维新派所谓的“重力行”一般都指暗杀暴动的行侠，是革命的实践行动，而“尚气节”则可以理解为当时革命的理论思想。举凡言及“气节”时，一般均以历史上屈原、荆柯、豫让、聂政、文天祥等为例，鼓吹“忠诚”、“守义”、“忧民”、“思汉”等义，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尊夏攘夷”这一核心，目的还是为了排满。汤增璧在东京编《江西》杂志时请苏曼殊绘苏武牧羊图，目的就是为了褒扬“子卿先生处匈奴十九年，冰天雪窖，不渝初志。”
在“依自不依他”语境下的尚气节和重力行，则必然导致《崇侠篇》，这就是为什么汤增璧成为暗杀任侠的极力鼓吹者。不过尚气节重力行的暗杀并非人人可以做到，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识黍离之痛、安享生活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舍弃生命；即便是对现实不满，对社会不抱希望的人，也很难做出舍生忘死的侠义行为。如同佛教一样，若要让人们坠入空门一心向佛的话，首先令其对现实生活的绝望，用法理证明现实的虚幻和短暂，继之才能追求西方极乐世界之永恒。对汤增璧而言，《人世之悲观》一文的目的正在于此。
四、人世之悲观
依然遵循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汤增璧认为中国国民性之所以“凉薄”，其原因就在于“气候平暖而少寒烈，其性根之无所用于悲也！”气候中没有寒暑两极之苦，不曾经受悲怆境遇，没有悲剧意识，性格中自然缺乏忍辱负重以及愤然抗暴的优秀品质。气候的平和，决定了性格的平庸。不过虽然客观环境气候缺乏寒苦，但人生之中还有其他各种痛苦、悲伤和不幸，如果能在主观上加以认识，殊途同归，我们则一样可以改观国民性，这正是谈增璧《人世之悲观》一文的目的所在。 大千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悲苦。行商巨贾，劳动之流，自不待言，其苦多乐少。即便是“富贵者膏粱”，也是“乐也而悲寓之”。因为“有崇高于彼者，曲躬事之，稍拂戾，督饬必严，甚则刃加诸颈，夫胡乐也。”而在汤增璧眼里，对满清政府之憎，对革命烈士之敬，对民德凉薄之怜，以及黍离之痛等等，最终也都是以悲观的形式出现。不过最大的悲来自满清政府的奴役：“所悲者，汉德不振，胡氛披猖。中怀恫恫，以吾族为极，吾何悲乎其它。”所有形式的悲观莫过于丧国之悲观，汤增璧罗列其他种类的悲观，正是为了衬托和说明丧国之悲。
悲苦不仅是人生的一部分，与我同在，而且孕育万物，死而后已。虽然人生多悲，但悲却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那些欲成大事者，犹为如此。并且要充分认识到这些悲苦，亦即悲观，要以苦为乐，这是人生成功的必备因素：“其悲也，必奋为之。奋为之，则成犹可望也，固未有不悲而能成者也。”相反，人生中没有悲观，也将终无成就：“生而侯王者，席祖父之余荫，则多不学，学亦弗精审，以是故无悲。”
中国文化的传统观点为汤增璧提供了国民性的改变之道：“昔墨子妇以染练而哭，杨朱以歧路而泣，寓悲于物，仁之至也。至仁者不忘于世，兼爱固仁，为我者万物皆备，非犹夫功利之为习也。同死生轻去就，由沉郁而坚定，由坚定而勇猛，任重致远之士，其能确乎不拔，知芸芸者之可悲也。杨墨善悲，故杨墨之道，未易辟也。”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汤增璧眼中，悲苦是如何改变性格的。正如范哗所说：“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只有在困苦中的人才要图变，才能无所顾忌；而安逸幸福的人则顾虑太多，不免自私等。由于人生悲苦的不可避免性，所以我们要以悲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对待世界，我们才能具有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取人生的成功：“天下有大雄无畏者，悲以洞乎物情，悲以断夫希恋，悲以憎夫体魄，而崇夫清虚慷慨激昂，发扬蹈厉，遂能划不平臻郅治。俾其积气常磅礴于大空，号鬼神，摇山岳，则人世者，悲观也；悲观者，人世之成功也”。以悲为动力，我们才能焕发起高贵品质（尚气节），前仆后继地行刺暗杀（重力行），才能视死如归，最终推翻满清政府。
人世无不悲观，但我们并不想要悲观，而任侠同时也是结束悲观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悲观是任侠的原因，任侠也是悲观的终结：“纯朴不残，孰为牺樽？白玉不毁，孰为圭璋？”不过像屈原那样的个人赴死并不可取，而是要像荆轲、豫让等侠士那样舍身赴义，这样才可以激励民族意识，开创新风：“盖视死也，决疣溃痈，则盍溷身卑贱，狙伺问隙，引彼仇雠，共填沟壑，其于狐死首邱之义，为尤得焉”。这种舍身赴义的侠风就个人而言，也如同凤凰涅架，浴火重生：“不悟形躯为累，焉知脱离为乐？不受势焰热炙，焉能愤发而起？有金发香颊之党员乎，而芳烈益扬，无损于侠风毫末；有斩绞流徒之楚痛乎，而挟弹要于市，怀药爆裂于马前，一轰无迹。此胸畅朗，烟云过去，天地俄而廓清。悲之深者，弃苦海他之，其犹扶羊角而上乎？”
虽然在国民性的定位上受环境决定论影响，但在在解决途径上以图改变方面，汤增璧但则仍倚重“依自不依他”，取法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依自不依他”作为方法论，这里不仅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选择，同时也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选择。汤氏悲观学说的提出，与“崇侠”和“排满”等思想相呼应，互为因果，形成一个逻辑体系，为“崇侠”和“排满”这种革命行为提供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论依据。这也是汤增璧早期革命思想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结语
以上所讨论的汤增璧的“排满”、“崇侠”和“国民性批判与道德拯救”早期革命思想，一方面体现了辛亥革命前期在留日学生中带有普遍和典型意义的革命思潮，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多则是来自章太炎“依自不依他”思想理论的影响。因为“排满”、“崇侠”以及“国民性批判与道德拯救”等思潮，均在章太炎“依自不依他”的学说引导下发起和发展，最终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上个世纪初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中加以实践，从而成为指导辛亥革命的思想武器。这套理论就其推翻满清封建统治来说，其有效性便足资称道。在东京与章太炎过从甚密的汤增璧在思想上受章氏影响，应该是必然之事。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汤氏的人世悲观说，不仅体现出汤氏思想的个人特色，同时也为章氏“依自不依他”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汤氏的悲观学说并非出自传统文人伤怀感遇，而是基于革命理论建设之需要，特别是在“排满”、“崇侠”以及“国民性批判与道德拯救”的语境下提出悲观说，使这些学说相辅相成，互为支持，自足成为一完备的理论体系，汤增璧亦有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