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集中分析了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和格雷的“协约政策”。20世纪初，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及英国世界地位受到的挑战，两位外交大臣继续坚持19世纪晚期索尔兹伯里的“有限合作政策”，在调整与传统竞争对手法国与俄国关系的同时，设法改善与德国的关系。试图通过坚持“欧洲均势”政策，维护英国利益和大国地位。
关键词：外交革命；协约政策；兰斯多恩；格雷
一、协约政策与“外交革命”
然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倾向于强调爱德华时期（1901-1910年）英国对外政策的内在连续性。英国历史学家C.J.洛说：英国在1903-1914年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如同英国在1886-1897年与三国同盟的关系一样，同属与欧洲大国的合作政策。D.诺德在其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论点，极力反对将1904年和1907年的两个协约看作是战前军事协定雏形及对传统政策的背离，认为协约更属于英国寻求与欧洲国家关系的一种微妙平衡政策的继续，是之前外交政策的延伸与拓展。国内学者对战前英国外交的研究比较关注英德对抗的兴起，更多强调英德对抗促使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的形成，认为“三国协约”是与三国同盟对立的战前另一军事同盟，鲜有对英国战前“协约政策”深入具体的分析和探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兰斯多恩的协约政策
笔者以为，两位学者在这里强调的是英国试图置身欧洲大陆事务之外和保持“欧洲均势”政策的传统没有变化。因为通过签订英日同盟，英国比以前更具有条件和可能坚持这一政策。
英法协约签订后不久，1905年3月德皇访问摩洛哥丹吉尔港并发表演说，提出维护摩洛哥的主权与独立，挑战法国对摩洛哥的权力，引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德国对法国的公开示威固然因为本身对摩洛哥战略地位及丰富自然资源的渴求，但借机削弱和破坏刚刚签订的英法协约是更为潜在的目的。德国的意图在于使法国得不到英国的支持而屈服，暴露英法协约的徒有虚名，离间英法关系。在危机中，兰斯多恩采取绵里藏针的策略，他对德国大使说：“在法德冲突中，很难预见英国公众会多大程度上迫使政府支持法国。”兰斯多恩的间接威胁很快奏效，1906年1月，为解决摩洛哥问题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中，德国采取了妥协的策略，放弃了在摩洛哥对法国的挑战，法国政府避免了无条件接受德国的要求。危机期间，法国驻英大使保罗・康邦多次要求兰斯多恩明确表态，一旦德法发生战争，英国武力支持法国。然而兰斯多恩表示，英国只能等德国进攻法国的情况发生时再“协商”。由此可见，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面对德国破坏英法协约的外交计谋以及法国不断敦促英国承诺更多责任进而将协约转为军事同盟的要求，兰斯多恩的协约政策一如既往，既防止英法协约受损和遭到破坏，又没有被迫做出更多的承诺支持法国。
三、格雷的协约政策
格雷理智地对待下属、同僚、党内反对派及驻外大使关于英法结盟的建议，进一步体现了他坚持协约政策的原则。格雷的私人秘书路易斯・马利特和英国驻法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蒂极力鼓动英国与法国结盟，他们通过信件向格雷和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施压。马利特与伯蒂宣称，如果英国不能给予法国比外交支持或者中立更多的承诺，将会造成“法国政府和法国公众情感完全改变的严重危险”，伯蒂提醒并警告格雷，法国有诸多英法协约的批评者，他们甚至宁愿法国在欧洲以外问题上与德国谅解，以缓解自己在北非的地位。为使外交大臣接受自己的观点，伯蒂危言耸听地说：“德国准备为得到法国支持而做出牺牲，以此寻求其世界政策”，“许多法国人认为与德国缔结条约更明智”。面对变协约为同盟的呼声和喧嚣，格雷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并不认同伯蒂担忧的法德合作的可能，更赞同哈丁的分析。哈丁认为，在法德关系上法国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他们之间的友好理解不可能“比微笑更多”，“只要阿尔萨斯和洛林仍是德国一部分，法德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政治合作”。格雷坚信，在错综复杂的欧洲国家关系中，只有一如既往地坚持协约政策，才能更好地维护英国的利益与大国地位。因此，他坚决反对给法国军事承诺，反对将协约变为同盟。 1911年6-7月间，法德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冲突再次加剧，德国将“豹”号舰开进大西洋沿岸的阿加迪亚港口，进一步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和英法协约，同时也构成对英国海上利益的威胁，由此引发第二次摩洛哥危机。面临危机，格雷采取与1905-1906年同样坚决的态度和策略，并向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表示，英国不能对德国的行动置若罔闻，必须参加有关摩洛哥问题的任何谈判，阻止德国对法国的勒索。格雷的态度和政策得到阿斯奎斯的全力支持。危机期间，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演说时警告道：“如果英国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各国对此视而不见，以这种代价换取的和平，将是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所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尽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英德关系，但更多的内阁成员和大臣认为应该恪守协约，任何超越协约的安排必须得到内阁同意。在这种情势下，格雷继续坚持“给法国外交支持，却不能为法国利益卷入战争”的原则。因为外交支持是为帮助法国度过危机，避免法国屈从于德国，而超出外交支持的承诺，将会导致英国极力追求和维持的欧洲均势局面失衡。
格雷为解决印度防御问题，也采取了接近俄国的政策。英俄政府进行了极为艰难的对话和谈判，于1907年8月签订协约。其中英俄最为关注的波斯，基本按照英国的提议划分，即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中部为中立区。对于英俄协约的特殊意义，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利曾对印度总督明言：“如果不能在外交上和俄国达成协议，我们将必须承担重大的军事义务和责任。”自由党激进派议员强烈反对与俄国沙皇政权的任何和解，前印度总督乔治・寇松对英俄协约极为愤慨，他一贯主张用“前进政策”（对俄国采取强硬和攻势政策一笔者注）在印度边界地区反对俄国，甚至谴责协约“放弃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一个世纪以来的努力都白费了，几乎没有任何回报”。顶着诸多反对者的压力，格雷极力促成了英俄协约的签订。
从英俄协约涵盖的内容看，与英法协约相同，没有涉及军事义务和责任，依然是英国与传统竞争对手俄国协调在中亚及印度边界地区的分歧，缓和双方长期以来在这一地区的对立情绪，进而使英国能够坚持欧洲均势政策。虽然英国驻俄大使亚瑟・尼科尔森在谈判过程乃至协约签订后，曾试图将英俄协约发展成同盟关系，但格雷坚决反对。根据尼科尔森的回忆，格雷指示他，在外交函件中，甚至不能用“三国协约”的字眼。笔者认为，英俄协约主要应该被视为英国对印度防御政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措施，也是格雷英法协约政策的继续与补充。协约的波斯部分的确给予了俄国较大实惠，但协约的签订表明英国政府对于英俄分歧采取了更为理性和现实的解决方式。当然，从实际情况看，英俄双方都将协约作为加强自己在欧洲大国地位的权宜之计，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协约签订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俄的敌意和对立依然尖锐存在，英俄关系仍十分紧张。不能有效阻止俄国进入波斯中立区一直困扰格雷，乃至他在回忆录中坦言：“波斯比任何问题都牵扯我的精力。”
四、结语
兰斯多恩与格雷清楚地意识到，与传统竞争对手法国和俄国的协约，一定程度上突破了19世纪以来英国对外政策的模式，并引起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对。为此，兰斯多恩曾呼吁议员不要被陈腐观念所左右做出错误判断，格雷也有过同样的行动。然而，无论面对自由党激进派的严厉批评，批评与法俄的协约导致英德敌意，甚至提出替代政策，主张英国与德国的合作；还是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指责政府没有对法国做出明确的军事承诺，没有将协约发展成同盟，兰斯多恩与格雷，特别是格雷，始终坚持“协约政策”的主旨和原则，通过“协约政策”维持“欧洲均势”，进而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
格雷对“欧洲均势”和英国大国地位的关注，甚至赢得反对党保守党的赞同。反对党领袖亚瑟・贝尔福坚持对外政策两党一致的原则，表示决不“试图从讨论外交事务中得到党的利益”，承诺反对党将不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并认为这种批评“将在其他大国中削弱我们的地位”。反对党外交事务最重要发言人，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在1905-1914期间，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英德关系，他甚至认为，避免通过制造敌意的公众评论煽动激化英德关系是保守党的“民族责任”。并否认自己任外交大臣时对外政策有任何“反德”的感情，更否认他推动了将欧洲分裂成两个敌对和对抗实力阵营的说法。两党在协约政策上的共识从另一层面证明爱德华时期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总之，纵观兰斯多恩与格雷的对外政策，可以得出结论，战前十几年的英国外交和协约政策，并非英国对法俄负有军事义务或明确承诺了军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不能将其视为“外交革命”，不能与“反德同盟”同日而语。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主要是为英帝国更广泛的安全利益，解决同传统竞争对手的矛盾与分歧。通过坚持“欧洲均势”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尽管英国政界、军界及舆论界对德国势力兴起的担忧日益增长，但毫无疑问，两个协约都不是直接特别针对德国的。协约的决策者和制定者并不打算通过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带来一场“外交革命”。当然，在新的形势下，英国是否能够通过坚持“欧洲均势”政策来确保大国地位，“协约政策”是否最终导致英国在1914年8月参战，笔者将另作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