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1832年间，英国政府对初等教育采取谁教育，谁受益的自由放任的政策;1833-1869年间，政府对教育进行有限度干预政策;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前，初等教育机构主要是针对普通孩子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针对受雇儿童的主日学校;此外还有少量针对特殊儿童的贫民免费学校、感化学校和工业学校等。1851年英国首次全国教育普查显示，公立学校中，由宗教团体和捐赠支持的学校占89%;社会中上阶层儿童大多上私立学校;主日学校和特殊学校主要是慈善力量支持的。因此，以宗教为代表的慈善力量，主导了社会下层儿童的初等教育。至于其中原因，国内学术界成果较多，但缺少慈善视角的分析。本文希望从慈善事业繁荣的大背景、慈善填补政府初等教育职能真空和慈善发挥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等几个角度来分析。
一、19世纪中前期慈善事业繁荣的原因
19世纪中前期，英国慈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慈善规模大。据托马斯霍克斯利统计，1869伦敦有989个登记的慈善组织，慈善金额估计在530万磅左右，加上私人慈善等，估计超过560万磅。二是慈善管理逐渐科学化，如1869年全国性的慈善组织伦敦慈善组织协会成立。协会通过社会调查区分值得救济和不值得救济的人，注重培养受救济者的独立能力，协调不同慈善机构以及它们同济贫法当局的关系;到1873年已有35个地区委员会。该协会使得慈善管理逐渐专业化、高效化和现代化。三是慈善主体发生变化。传统慈善主体土地贵族的慈善呈下降趋势，他们的慈善贡献与财富不成比例，他们慈善捐款约占收入的4%-7% 。19世纪初，中产阶级是慈善的边缘人群，到19世纪中期成为慈善的主力军。因此，到维多利亚中期(1850-1873，英国慈善迎来黄金时代
宗教是慈善繁荣的基本因素，但是呈相对下降趋势。《圣经》告诉人们应该做慈善，怎样做慈善，做慈善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到末日审判时，行善者升入天堂，作恶者进入地狱。该时期的福音主义认为，现存社会秩序是神定的，富人就是富人，穷人就是穷人。上帝决定了他们现在的地位，他们都应该心存感激富人对上帝，穷人对富有的捐助者，正如同对上帝一样。福音主义者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包括救济穷人、废除奴隶、改善童工待遇、禁酒等，他们把慈善看成是传播福音的有力工具。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是福音主义代表人物，他积极推动工厂改革运动，创建和领导伦敦贫民免费学校联盟。他相信，灵魂深处的我期望人类的福利，应盛赞英国人民在宗教和慈善方面的慷慨他谴责为富不仁者，最危险的阶层不是人民!最危险的是成千上万懒散的牧师和有钱不做善事的富人。然而，到维多利亚中期，宗教影响已经下降了，但该时期慈善却达到黄金时代。至于下降的原因，一方面在前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宗教影响无处不在: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是去魅性的过程，它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宗教神秘的面纱。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政府不断扩张自身权力，侵蚀宗教干预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如1834年新济贫法、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等。
恐惧社会革命促进了19世纪前期慈善的繁荣，到19世纪中期该因素逐渐消失。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人权论》、伦敦通讯社、汉普登俱乐部等激进思想和组织，卢德运动、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带来的一系列骚乱及暴动，都让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非常担忧。一方面政府镇压骚乱和暴动;另一方面志愿组织发挥社会稳定润滑剂的作用，加大了慈善力度。例如1839年威尔士蒙茅斯郡发生宪章骚乱后，枢密院教育委员会派督察员调查该地教育状况;而慈善社团国民会也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努力。19世纪50年代后，由于工人阶级分享到工业革命和世界工厂带来的实惠，革命斗志削弱，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革命的恐惧也逐渐退却。
中产阶级积极投身于慈善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上述两点外，我们还必须从其本身来探讨。中产阶级在财富激增的同时，各种社会罪恶同步激增。1801年，1.1%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5%; 1848年，1.2%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35%;到1867年，2%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40%。在这些富人中，土地财富是相对萎缩的，传统贵族势力是相对下降的;因此，中产阶级掌握了巨额财富。到1867年，富人财富相对下降了，这与工人阶级分享了工业革命和世界工厂的财富有关。1841年，英国1/11的人领救济金;1845年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有超过4万人住在没有任何卫生措施的地下室里。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从此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做慈善是在赎罪。
无论是责任意识，还是父权制思想，慈善都是中产阶级赢得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1832年议会改革后，中产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希望通过慈善来巩固自身地位。因为在传统社会，土地贵族在享有财富和政治地位的同时，承担部分社会救济等义务，承担父亲的职责;中产阶级要想获得社会认同，就要像贵族那样做慈善。经济成功和社会认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所以慈善是主要的职业和商业阶级确立其权力和地位的一种方法。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家多是银行家、商人、职业人士、某些贵族和乡村绅士，这也佐证了上述观点。从此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做慈善是在购买尊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产阶级女性对慈善事业贡献卓著。伴随着工业和商业扩张，中产阶级女性呈现财富多，适合的工作少，更大程度上依赖仆人的特点。学校单一的三读、书写和算术、宗教及家务活教育，使得她们在社会上很难同男性竞争。除写作和管理家务外，适合她们的工作不多，因为赚钱是工人阶级妇女的事情;管理家务很难与中产阶级小姐联系起来，这就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有闲妇女阶层。慈善不仅可以使她们摆脱枯燥乏闷的家庭生活，还可以为日常生活平添众多乐趣。例如卡罗琳科尔曼是诺维奇制造商和自由党议员的妻子，1856年结婚后致力于慈善事业。她发起了很多学校，如为200个男孩开办的技术班，为女孩开办的缝纫和烹饪班，并在女儿继承母业前一直教主日学校的孩子。该时期还有很多独身的中产阶级女性，如著名问题少年教育家玛丽卡朋特等，她们没有家庭生活的拖累，将女性特有的侧隐之心发挥得淋漓尽致。卡朋特不仅撰写了大量问题少年教育著作，如《感化学校》、《我们的罪犯》、《改造监狱纪律》等，而且还创办多所针对问题少年的特殊学校，奋战在慈善教育的最前沿。因此，在19世纪，慈善被看成是中产阶级女性职业。尽管很多中产阶级女性通过各种方式做慈善，但是在登记时却往往只登记丈夫的姓名，所以她们的名字常常不为人知。此外，部分中产阶级女性小说家在写作中也流露出的慈善思想。如盖斯凯尔夫人不仅协助丈夫做慈善，而且在小说《北与南》中，塑造了慈善资本家约翰桑顿及其夫人玛格丽特希尔的光辉形象。中产阶级女性有闲暇从事大量的阅读，她们在阅读小说时会潜意识地接受慈善思想，乐意做慈善。
19世纪中期以前，政府职能有限，无力承担众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为慈善力量的坐大提供了有利时机。
二、慈善填补政府初等教育职能真空
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之前，政府没有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家教育体制。1807年议员惠特布雷德、1820年布鲁厄姆、1833年罗巴克、1843年格雷厄姆、1847年麦考莱等先后提出建立国家教育体制的议案，然而都未获通过。阻力主要来源于反对政府干涉的自由主义者及宗教团体。
自由主义者反对建立国家教育体制。自由主义Laissez-faire一词起源于18世纪的法国，1812年利物浦勋爵首次在上院提及，随后大行其道。1776年首版，以后多次再版的《国富论》更是受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民众的热捧。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相伴相生。在个人方面，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个人权利;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要求政府最小化，只担当守夜人角色;在社会领域，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干预。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教育会侵犯个人的性格发展自由、财产自由和行动自由。斯宾塞指出，在目前自由贸易的时代，我们渐渐懂得事物中的自我调节比想象到的要多得多;心智演化有个自然过程，干扰它就会发生损害。政府资助教育肯定会从民众中收税，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需要教育，因此，政府拿走个人的财产超过本人所需，是侵害个人财产。此外，教育是私人慈善的分支，国家干预教育会侵犯了个人做慈善的行动自由。既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够调节资源的配置，那么政府的干涉会侵犯正常的经济活动。教育只有自由竞争，才能让那些适应性强的机构生存下来。校长就是经理，为取得商业的成功，他必须拥有管理下属的全权而政府干涉会破坏校长的经理角色，违背商业规律。在前工业社会，小政府和大社会并存，除政治外交等领域外，政府对社会事务基本上不加干涉，放手于社会组织和慈善个人。很多人对政府集权心怀恐惧，担心强制教育会扩张政府权力，导致政府暴政。如果为了推进教育，自由原则能被破坏，那么不久之后它也可以以同样原则破坏宗教和其他事情。
宗教团体反对政府干涉。此时英国教派林立，除国教外，还有天主教和非国教教徒之分，而非国教教徒又分为卫斯理、公理会等不同派别。这些团体是慈善办学的主力军，他们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办学成果，担心政府干涉会阻碍办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例如，1843年成立的公理会教育委员会宗旨就是，提升公众的教育水平，赋予其宗教特色，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政府的金钱资助。1851年公理会和浸礼会教徒资助的志愿主义组织，号称有364所学校和霍默顿师范学校，他们在1867年前一直拒绝政府的干预及补贴。坚持非教派教育的英海会也反对国家干涉，无论政府打算给与多大数额的拨款，任何资助都不会诱使他们哪怕是最小程度的妥协，伤害社团的独立性。
各教派都把教育看作是争取信徒的有效手段，看成是自己的世袭领地，担心政府干涉教育会导致不同教派的此消彼长。此外，同其他教派相比，国教可谓一家独大，天主教和非国教派还担心，政府干预教育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国教的统治地位，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例如1843年莎夫茨伯里在议会发表演讲，指出国家在制造业区缺少教育设施，于是格雷厄姆提出相关议案，由于议案主张让国教负责这些孩子的教育，遭到不从国教者的强烈反对。后者征集到200万签名，导致议案夭折。本应支持政府干预教育的国教也持反对态度。国教担心政府干预会增强教育的世俗性，甚至有可能抛弃宗教性，这是国教所不能容忍的。
初等教育机构不完善，导致政府不能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到1833年，议会批准了一笔2万磅的拨款，用于资助初等教育校舍，开启议会拨款干预初等教育的先河。1839年，枢密院绕开议会，颁发命令建立教育委员会，监督议会的拨款，并派遣督察员，对接受拨款的学校进行督查。随着拨款的增加，教育委员会不断以拨款为杠杆，对财政状况吃紧的慈善学校步步紧逼，迫使后者不断让步。1870年，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全国教育体制，这在政府管理初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1801年英国人口为866.449万人，而到1871年人口高达2150.072万人，在这70年间人口增长了2.48倍，平均每年增长率在35.45%。左右，可谓人口爆炸的时代。庞大的新增人口意味着庞大的教育需求。社会中上阶层能承受雇佣家庭教师或昂贵的私立学校学费，而庞大社会下层孩子的教育问题，形成了暂时的真空地带，慈善力量及时填补了上述真空。
三、慈善发挥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
社会控制概念最早由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提出。他认为社会像生物界那样是个有机体，各个部分互相依赖，因此需要社会控制，否则会导致社会失序。当生活必需品不能由各部分正常供应时，控制权力者、政府、官僚、司法官、警察肯定是未能保持秩序。 1901年，爱德华罗斯出版《社会控制》一书，这是系统研究社会控制的第一部专著，他也认同斯宾塞的观点。他还认为，教育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如学校可以培养平等思想，能节制个人欲望，尊重别人权力能决定孩子的喜好，使孩子形成服从秩序观念，使孩子们驯服，它就像驯服小马驹的笼头一样
在1800-1838年间，慈善力量单独执行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在公立学校方面，19世纪初，国教徒和非国教徒先后成立了国民会和英海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两大慈善教育社团。前者以国教为根基，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主席，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宗教教育社团;后者的前身是1808年创办的皇家兰开斯特体系协会，除圣经外不传授任何具有教派性质的宗教教义，实际上是非国教徒教育组织。两大社团以导生制原则为基础，以廉价而高效的方法推动下层民众的教育，学校学习内容为宗教和三知识，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例如1819年，丹尼尔威尔逊牧师在资助一所国民会学校布道会上指出，穷人大众是圆锥体的根基，如果安置不稳定和不安全，它很快会威胁到上面的每一个部分。英海会创始人之一的威廉艾兰对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认识深刻，他认为，大众的无知、苦难、邪恶及痛苦与当前国家密切相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教育机构，更好地减轻大众的苦难和罪恶，充分地提升公众的身心和道德幸福。
两大社团创办的师范学院培训学员数量很少。1837年英海会只有一所师范学院，培训了193名教师; 1838年国民会有46所培训学院，培训130人左右。两大社团狭窄的教育内容必然反映到师资培训中去，受训后的学员被派遣到社团所属学校，进而影响学生。而众多未经培训的教师，很多人都是牧师，以传播宗教道德为宗旨，教育内容可能更为狭窄。对此德里克弗雷泽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19世纪前期，慈善社团办教育具有三大特点，分别为社会顺从、基督道德和志愿捐助制度，前两点都与社会控制有关。学校可以让学生形成秩序观念，具体包括服从、安静、守时、规律、等级、信仰、尊重等。
三十年代后，教育内容世俗化的浪潮不可遏止，狭窄的教育内容受到广泛批评。威廉艾里斯和乔治库姆是推动课程世俗化的两位杰出人物。他们认为工人阶级若能熟知商业和社会现象的原则，理解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及责任，会减缓社会上的诸多压力。后来成为教育委员会首届秘书也感同身受。他在1832年就已指出，仅仅教穷人读写，不能使他们成为社会受欢迎成员还应教政治科学这些既定知识，这样穷人就能理解自身政治地位，理顺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些有用知识能够使穷人发挥才能，推动社会福利，拥有和理解知识能使工人阶级实现革新和公正的社会
针对上述情况，慈善组织将教育内容进行修正，以期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与前一个阶段不同的是，1839-1869年间，慈善力量和教育委员会一起承担社会控制功能。1839年，在秘书亨利邓恩等人最终说服下，英海会学校允许阅读《圣经》以外的图书;1841年年度报告指出，最近几年公众思想已经大踏步向前推进，那些一度反对教育穷孩子时引入除。之外任何成分的人，已逐渐认可采用范围更加广泛课程。因此，英海会学校教育内容扩展至地理、天文学、博物学、绘画、机械发明、几何等，教育内容扩大后，学校能发挥更好的社会控制功能。例如斯威辛班克之前是老妇学校Dame Schoop的学生，参加国民会的曼彻斯特模范世俗学校10个月后，于1856年写下工资铁律:
如果所有的棉纺织工人都为更高工资罢工，雇主会答应他们;为保证之前利润，雇主不得不提高价格。价格的提高会使人们购买力下降，产品需求下降。工厂主发现需求下降，会减少供应，要求工人缩短时间。尽管工人工资提高了，时间缩短了，但赚钱不会比以前更多。一般情况是，罢工使得工人变得更穷，陷入债务，花掉积蓄和失业;因为很多其他的人正等着赚取工资，挤掉他们的工作岗位，此外机器也能取代他们的岗位。
主日学校是宗教团体和慈善人士在星期天开办，主要给受雇儿童传授知识的学校，初期学习的是宗教和基本的知识，四十年代后增加了世俗化内容。主日学校不仅可以防止受雇佣的孩子在安息日满街跑，制造混乱;还可让下层民众形成秩序观念，培养他们对宗教和上层社会的尊重。一个当年受雇儿童，谈起去主日学校的原因时说，当我们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上学;当我们没有工作时，我们无钱付学费，所以主日学校是我们仅有的资源。部分学者认为，主日学校中产阶级对下层社会控制的手段;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它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是后一种，主日学校也是工人阶级认同并服从既定社会秩序的表现，最终也达到了社会控制的效果，只是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而已。贫民免费学校、感化学校和工业学校等针对特殊儿童少年的学校，创立者大都是慈善团体或个人;尽管后来政府增加了对这类学校的资助力度，但是并未干预学校的管理，所以这类学校管理者也是慈善团体或个人，是典型的具有社会控制性质的志愿机构。
忽视教育会导致罪犯增多，威胁社会稳定。1800年英国大约有5千起犯罪被判决，到三十年代猛增到2万起左右;这导致在1842-1877年间，英国新增90所监狱。在1805-1841年间，英国人口增加了79%而犯罪率却增加了482%。1844年英国有11348个10-20岁的青少年被关押在监狱里，即1/304的同龄人都被关在监狱里，这些少年犯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大部分少年犯生活环境糟糕，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上学，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例如1840年16岁以下的少年犯中，89.3%的人未受过任何教育。监狱改造少年犯的效果不佳，而且开支远远高于学校。这是因为，少年犯未单独羁押，他们会在监禁中学习成年罪犯的恶行，变得更加邪恶。卡朋特通过比较1846年利物浦呈交给议会两院的材料后得出结论，同样作为社会控制机构，监狱改造罪犯的平均开支为每人63.5磅，感化学校平均每人开支为13.3磅，而且后者的改造效果更佳。
总之，19世纪中前期，英国慈善事业发达;而此时政府初等教育机构不完善，加上教育具有社会控制功能，使得慈善力量主导了社会下层初等教育。1870年前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英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消退，而支持政府有限干预的新自由主义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作为慈善主力军的很多中产阶级成功转变成资本家，使慈善逐渐走下坡路;教育世俗化使得学校开支越来越大，慈善力量无法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教育委员会利用拨款和督察员等不断扩张自身权力。1870年《初等教育法》授权地方当局征收地方税支持政府学校，导致此前繁荣的慈善学校逐渐褪色，失去原有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