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中国的日语教育发展
一、在对“西方近代文明”的 寻找中应运而生，在自我革新和抵抗防卫中展开的日语教育
十八世纪后半，随着美国独立，西洋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和劳动力市场的视线由南亚向东亚转移。当中日两国都在西欧的视线中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两国开始了自己“近代化”的历程。而中国的日语学习、日语教育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对“近代化”的寻找中应运而生的。
如此可见，中国近代的专业外语教育是在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谋求民族自我革新和力图寻找近代文明的发展方式中才被提上了重要地位的。此后，在维新运动中也广设外语课，借以培养“通洋文”的“博通时务”之才。虽说外语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工具，但却是和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试图救国图存、“以求振兴”这一目的紧紧相连的。
就日语教育而言，中国人当时除了在“东文馆”和学堂等地学习日语，像梁启超、康有为等留学日本以求救国之道的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13年至1914年间，留日学生至少有五、六千人，仅次于1906年的最盛时期”。但此后，随着五四运动和“九一八事变”爆发，“大批留日学生满怀‘国家仇、民族恨’，纷纷回国抗日，留学生锐减至303人（1931年）”[3]。在八年抗日时期，由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工作均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所以“为了使敌工干部在阵前能用日语喊话、呼喊口号、用日文写标语传单、对日本士兵进行劝降缴械的宣传工作，在一些敌工干部训练班和学校里开展了日语教学”[4]。
如上所述，中国近代以来的日语教育，不可避免地是在中国人试图通过“日语”、“日本”这个窗口看“西洋”、学“西方”的前提下展开，而后的日语教学又不得已在防卫战争、抗日战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延续。因此，回溯日语教育的起点，我们不仅要重新回到近代中国寻求“西方文明”的时代情境中去理解“外语”之用，更需要正视当时的日语教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欠缺着对于日本真正的关心、理解与审视的姿态。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样的状况是中国受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念影响，希图找到自我改革的途径、并且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这一脉络其实也延续和投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项社会主义建国运动中，影响着直至20世纪末中国的整个外语教育事业发展。
二、1949年～1978年——与民族主体性问题与反帝反霸立场相缠绕的日语教育
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国际上冷战局势持续展开，国内一切处于百废待兴中。既是中苏外交同盟关系的需要，也是为了介绍学习苏联在政治斗争、经济和军事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以适应中国当时国内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强调“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朱德也强调，“培养俄文干部对于国家建设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俄语热”在全国范围兴起。虽然北京大学（1949年）、北京对外经贸大学（1953年）、吉林大学（1953年）等均在建国初期开设了日语专业，但是当时国家外语教育的主要重心完全倾斜在俄语人才的培养上[5]。此外，五十年代所提倡的教育方针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结合”。因此，当时外语教学的教科书几乎都取材于一些政治性文章，而能够将这些文章译成外语，或是把外文政治文献翻译成中文成为当时教学的首要目标。直至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6]。”根据此指示，俄语教育规模开始缩小，很多俄文专业学校开始增设英、法语等其他外语专业，并相继更名为外国语学院，开始设立英、法、德、日语等专业[7]。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由“一边倒”调整为反美反苏的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政策，并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在如此形势下，国家领导人在出访非洲和与第三世界国家交流过程中，认识到外语教育与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因此，1963 年7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办外国语学校的通知》，决定在几个大城市开办外国语学校。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其中指出“目前高等外语院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事工作的需要，整个外语教育的基础，同国家需要很不适应，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决定新建、扩建一批外国语学院，缩减俄语规模并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对包括日语在内的其他语种发展也给予了相应指导[8]。根据《纲要》规定，大连日语专科学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外语院校相继新建，其中设有日语专业学校的大学升至18所[9]。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中止[10]。
1.“人文知识界”与“外语·翻译界”的研究视角的偏差
经历了“文革”挫败、于1978年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东亚冷战对峙格局开始松动的过程中，开始有了与他国的知识界互动交流的契机；在对“西方”[16]的强烈关注中，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在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不断产生了很多对于中国变革方向的思考和讨论，中国人在八十年代重新思考和感觉当时的社会现状，并试图通过“现代化”建设为它重新确立发展的方向。在此过程中，八十年代出现了很多被译为中文的西方人文社科著作，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据统计，1978～1987年之间，仅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大约是这之前30年的10倍。而其他方面，例如文学翻译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但必须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产生的人文社科类译著多半不是出自于外语专业的译者之手，而是由来自哲学、思想等原本不属于“翻译界”的人文学者“跨界”翻译的[17]。
对照上述状况，八十年代的日语界译介呈现着另一种倾向，即大量译介主要偏向于日语语法、词汇、语音、应用日语、工具书和教科书等方面[18]。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八十年代出版的日语工具书达131种之多，出版的大学日语教材大约有90种，且范围多集中在应用类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如徐明主编《日语（化学、化工类）》、天津大学外语教研室编《日语（机械、动力类）》等[19]。
当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文知识界正在透过“外语”与“西方”来面对和重新思考着中国的发展方向时，来自于“外语界”、“翻译界”的研究状况却呈现出另一番风貌，这样的偏差和断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如何理解？为了从认识意义上把握住当时
日语教育和研究所呈现的内在趋势，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回到八十年代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去，因此，在下面段落中，将试图在还原八十年代日语教育的历史脉络下，对八十年代“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外语”这一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为八十年代日语教育状况做出进一步解释。
2.被动员在为“四化”建设中的日语教育，经由“西方”视角的日本研究
总的来说，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展开来的中国外语教育，是在文革后国内外语人才奇缺、以致影响到当时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而，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语教育的发展必须首先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即外语学习者需要被最大程度地动员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第一线上来，培养成实用型“四化”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的外语教育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迫切肩负着中国完成现代化目标建设的历史使命，却也不得不在此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深入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专业化、体制化的发展轨迹。
从以上的回顾中，不难看出中国八十年代的日语教育发展既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展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丝丝相关，又与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中日“蜜月”关系密不可分，也与八十年代启蒙氛围之下国人对于“现代”的憧憬紧紧相连。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日两国在文化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深，中国日语界展开的涉及到各行业领域的日语研究和译著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扩宽了我国在五、六十年代中比较局限的日语研究视野，为我国日后的日语教育和研究事业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并且，随着日语教师队伍的培养壮大与日语教育体制的逐步确立，的确在各领域培养出了一批通晓日语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八十年代的日语教育渐渐地开始从“革命”和“政治”的需要，转向为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和维持中日“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的需要上来，日语学习者也被最大程度地动员到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但不可否认，当时的日语教育中其实真实真切地包含着一种“自我形成”、“自我改革”、或“自我建设”的内在主动性。只是也不得不注意到，正因为日语教育的培养方向倾斜到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方面，并且由于这种现实需求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的原因，因此直接导致八十年代在中国展开的日语研究的主流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引进西方的学说为前提等问题的存在。换句话说，很多日本研究的参照系并不是以日本为对象，而是经由美国的日本论和日本研究来进行研究讨论。于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曾经产生和共有过的很多经验、经历和苦恼，也被从此搁置和隐蔽起来，很难再被探讨和关心。
综上所述，20世纪的中国日语教育在不同的时期依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表现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并突显着不同的历史意义。笔者相信，面对现在中日间呈现的各种状况和关系，要想真正理解时至今日的中国日语教育所呈现的发展格局，弄清在每一次发展变迁的背后所潜藏的时代背景和缘由，从而去把握住中日间可真正共享、共通的课题和资源，并为今后的中国日语教育发展提供可参考的价值信息的话，只有通过更多日语研究者和教育者们共同努力，回到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每个历史瞬间去分析社会变迁的脉络和纹理，去探寻和分析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每一次关联，方有可能找到那些被遮蔽和遗忘的空间入口，找到一条通向当下的思考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