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按照其研究进程，可划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总体研究情况，反映了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得失。
在20世纪的中国财政史研究中，（注：近年也有新的财政史著作出版，本文也有涉及。）清代的财政史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断代研究之一。一方面，与前代相比，清代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而且有档案材料可资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另一方面，清代包含了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它既是传统社会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起始，清代历史的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变化，除研究中国经济史、财政史的学者特别关注外，也吸引了古代史和近代史学者的注目。在这种前提下，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是毫不奇怪的。
一 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应该说，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住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从总体上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的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注：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六《国用四》、卷六十八《国用六》。接：《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六在引用时将作者记为“哲美森”，卷六十八则记为“遮密孙”，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哲美森《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专著虽不多见，但在有关著作中对清代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年间的财政研究，对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了回顾或研究。 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清代财政的研究。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清代财政的研究。 专著之外，相关论文也涉及到诸多方面。君实的《记山西票号》（《东方杂志》1917年14卷6号），高叔康的《山西票号的起源及其成立年代》（《食货》1937年6卷1期），汤象龙的《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1卷3期）、《咸丰朝的货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1卷2期），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21，中华书局1936年版），谭彼岸的《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9年6卷1期）、《清中叶之货币改革运动》（《说文月刊》1944年4卷），傅镜冰的《明清两代外银输入中国考》（《中行月刊》1933年7卷6期），魏建猷的《清代外国银元之流入及其影响》（《东方杂志》1945年41卷18号），是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1935年10卷2期）、王毓铨的《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1936年3卷5期）、葛寒峰的《清代田赋中之耗羡》（《农学月刊》1939年1卷5期）、梁方仲的《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1卷1期）、苏良桂的《清代田赋考》（《国学丛刊》1942年8—10期）、单士魁的《清代黄册与赋役问题》（《文献论丛》1948年）、蔡狮的《清代漕运之组织及其运输方法》（《交通杂志》1937年5卷3期）、万国鼎的《明清漕运概要》（《政治月刊》1940年4卷3期）、李文治的《清代屯田与漕运》（《学原》1948年2卷2期），是田赋、漕运方面的代表作。王叔涵的《两淮盐务与钱庄》（《经济学季刊》1931年2卷3期），刘隽的《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1卷2期）、《咸丰以后两淮之票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1卷2期）、《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2卷2期），姚永朴的《清代盐法考略》（上、下）（《安徽大学月刊》1934年1卷6期、2卷1期），吴雨苍的《清代两淮盐政》（《国专月刊》1936年3卷5期），戴裔煊的《清代盐课归丁史源试探》（《现代史学》1942年5卷1期），是盐政、盐税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的《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9卷1期）、罗尔纲的《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5卷2期），对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罗玉东的《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2卷2期）、吴廷燮的《论光绪朝之财政》（《文献论丛》1936年），则分析了晚清财权下移之情势下清廷的财政清理。在外债与赔款的研究方面，汤象龙的《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3卷1期）、《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2卷2期），是两篇重要的作品。另外，汤象龙的《道光朝捐监之统计》（《社会科学杂志》
" 二 20世纪下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清代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在论文方面，汤象龙、彭雨新等先生继续了解放前的研究，并有新的进展。汤象龙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财经科学》1956年第1期），是一篇系统研究清代前期财政制度的大作，该文分为绪论、收入制度、支出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小结五个部分，附有“1818—1833中英美贸易总表”、“乾隆十八年全国各省民田数目表”、“十八世纪末粤海关税率及行商附加表”、“历朝捐纳银数表”、“历朝盐商报效银数表”、“乾嘉两朝各省常平仓积谷额数表”等统计资料。彭雨新的《清代前期的赋役混乱与整理改革》（《江汉历史学丛刊》1979年第1期），在对清初赋役的加重和财政制度的混乱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顺治后期的均田均役和江南奏销案、康熙后期的永不加赋、康雍年间的摊丁入地、雍正年间的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等整理、改革措施分别进行了论述。李华的《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除了对均田均役、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予以注意外，对清初的赋税册籍制度也进行了梳理。彭泽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较多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都是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另外，史苏苑的《从明代的一条鞭法到清代的地丁制度》（《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9期）、陈恭禄的《从明末三饷说起兼及明清之际财政情况》（《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樊树志的《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等文亦有可观之处。 相对国内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在清代财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日本，佐伯富的《清代盐政之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著作。佐伯富的其他研究论文颇多，涉及到清代的货币制度、奏销制度、养廉银制度等。重田德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1975年版），对清代的地丁银以及一条鞭法与地丁银的关系有所研究。川胜守的《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明清赋役制度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虽然着力点在明代的赋役制度，但对清代赋役制度的确立及均田均役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加藤繁的《咸丰朝的货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3年版），岩见宏的《雍正时代公费的一点考察》（《东洋史研究》1957年15卷4号）、《关于养廉银制度的创设》（《东洋史研究》1963年22卷3号），安部健夫的《耗羡提解的研究》（《东洋史研究》1958年16卷4号），宫崎市定的《论雍正帝停捐俸工银》（《东洋史研究》1963年22卷3号）等论文，都值得注意。在欧美，E.G.比尔的《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58年版），是继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之后的最为重要的著作。景复朗的《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65年版），对晚清的货币进行了新的研究。王业键的《中华帝国的田赋》（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3年版），则是晚清田赋研究的力作。在台湾，美籍华人学者王业键在台湾出版的《清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涉及到雍正朝财政改革的各个方面。陈昭南的《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主要讨论了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问题。刘翠溶的《顺治康熙年间的财政平衡问题》（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版），对清初财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军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版，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及刘凤翰的《新建陆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对晚清有关方面的军费有所涉及。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版），在前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探索。徐泓的《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版），除对两淮盐场的行政组织进行了研究外，还涉及到盐商组织、私盐流通、盐政改革等问题。王树槐的《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六： 第二，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多部断代财政史著作出版。何烈的《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湾国立编译馆1981年版），在探讨咸同以前财政概况的基础上，对咸同时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钱粮亏空、奏销制度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的《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国的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孙文学主编的《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叙述清代后期的财政时，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态；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财政和晚清的财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论述。李三谋的《明清财经史新探》（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除了注意明清财政的延续与比较外，对清代的盐政、赋役、财政制度等有相应的叙述。邓绍辉的《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试图从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税收制度与财政支出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晚清财政变革与近代化的关系。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对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太平天国与清朝财政、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财政、甲午战争后的清朝财政、覆灭前夜的清朝财政、财政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周志初的《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重点探讨了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和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三" 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20世纪之交至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清代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清代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这样的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著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这样的堪称经典的断代专史著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著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清代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漕运、军费、货币、外债等诸多方面，有些著作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第二，在清代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对国外财政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如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就由刘炳麟翻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柏克的《市预算》，由孙树兴翻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由许炳汉翻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著作。如雍家源的《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的《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的《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著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清代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宪政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吴堉干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著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吴堉干《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亦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为“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为“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为“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五，清代财政史研究与以前各代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清代财政史的研究非常细致与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韦庆远的《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赖福顺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清代军费研究》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清代财政史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的。
20世纪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其主要的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专题性的财政史资料汇编较为缺乏，特别是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滞后。现存清代档案资料浩如烟海，研究清代财政可谓得天独厚。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专题性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也为人瞩目，但还远远不够，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清代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清代财政史的许多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还存在着研究的空白。说其缺乏深入的研究，主要是指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有些论著不注意学术规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甚至不乏拼凑抄袭。说其存在着研究的空白，主要是指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缺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清代前期关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三是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清代财政史著作出版。这既与汉、唐、宋等朝代以及民国年间的财政史撰写存在着差距，也与清代财政史研究的活跃以及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基本条件不协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现存清代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过于浩繁，非一人之力、非短期内可以撮其精要，正确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存世资料的多少，对研究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专题研究的不足相关联。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全面的清代财政史著作。
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实际上是互为关联的。因此，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以造就新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