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大众化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历史大众化进程中，白寿彝先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与作用。如先生对回族历史与回族人物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对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历史梳离与定位以及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通史编撰等，资料详实，立意宏大，起到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拓荒及历史传播之效。
[关键词]白寿彝;民族史学;大众化;回族史;伊斯兰教史
引言
一、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与历史书写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向以通史著称，并在学术研究中十分强调通识。在民族史学的研究上亦不例外。如白寿彝先生说道：“我们研究问题要抓主要问题，抓大问题，抓带有全面性的问题。这是横着看。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2]而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在我国由起源、形成、新生到初步发展的过程以及对伊斯兰教在我国流传和发展的过程的研究无不是这一著史原则的深刻体现。
关于回族通史的研究。早在1943年，白寿彝先生便发表了《中国回教小史》一文。其后，白寿彝先生的《回回民族的新生》、《回回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回族人物志》等著作皆体现了其在此方面的杰出通识。而对回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见解更是鞭辟入里，极有见地。
关于回族的起源问题。白寿彝先生说道：“回回民族，简称回族，不是由中国境内的氏族部落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而是基本上由于外来人的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3]而回族之来源亦分为三。一是13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二为曾经居留在中国对外贸易港口的阿拉伯人。三是回族中之汉人的成份、蒙古人成份、维吾尔成份、犹太人成份以及别的成份等。
关于回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白寿彝先生在1951年《回回民族的新生》一文中讲道“这在现在，还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4]此后，白寿彝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探索，对此问题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如白寿彝先生指出：“从13世纪初年成吉思汗西侵，到14世纪中叶元的灭亡，回回民族尚未形成。但回回民族形成的条件已有不同程度的萌芽或成长。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活动，叫做回回的初期活动。”[3]而“从13世纪初年到16世纪中叶，是回回在中国落户、生根、以至形成一个民族的时代”。[3]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回回民族有了初步之发展。现代则是“全民族新生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回回民族新生的时代”。[4]寥寥数语，就将回回民族的发展过程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尤其是对于回族在新时代的发展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回回人民应该珍惜这个新生的时代。“发扬兄弟民族间的人民友谊，帮助他们克服大民族主义，自我检讨狭隘民族主义。为民族团结，巩固并发展全中华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4]
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白寿彝先生的《中国伊斯兰之发展》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两部论著之中。白寿彝先生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史是一种专史，以说明伊斯兰在中国传布的情形为目的。它对于伊斯兰输入中国的经过，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伊斯兰在中国遭遇的困难，以及伊斯兰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和中国社会相互影响的关系等，都应给予以相当的说明。而白寿彝先生对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正是按照这一思想模式进行的。
除以上著作以外，白寿彝先生所著之《回族人物志》，起于元，迄于近代，书中所记回族之人物，涉及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亦是白寿彝先生民族通史观之一重要体现。
二、白寿彝先生对于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问题的考察与历史定位
对于二者之关系，现代人虽已十分清楚。但在民国时代。蒋介石拒不承认中国有回族这一根本事实。甚至不允许有回民之称呼，只准称“回教”或“回教徒”。白崇喜所组织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则成为防制回族人民进步活动的工具。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既是一个民族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是非常不容易解决的。 而真正能够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早还是白寿彝先生。白寿彝先生在建国后所著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一书中就讲道：“伊斯兰教，最初当是因为被回回所信仰而称为回回教，但后来却倒转过来用‘回回’称呼一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或种族。现在虽然大家仍旧习惯用‘回教’称呼伊斯兰教，但却只用‘回回’称一种特定的民族，而不泛称一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或种族了。”[4]在这儿，白寿彝先生用词虽不多，却将“回回”、“回教”、伊斯兰教的关系比较清晰地划分了出来。其后，白寿彝先生又在《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重点强调了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认为这是回族史上首先遇到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具备自己的居住条件、经济条件、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6]而“伊斯兰教信仰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回族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5]二者没有相似性和同一性。
另一方面，白寿彝先生还强调：在区别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时候，还不能够忽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如伊斯兰教是和回族有着悠久历史关系的宗教。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习惯，从历史原因来看，都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地关系。伊斯兰教还曾经作为号召和组织回族人民进行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当然，在中国近代以前，伊斯兰教也曾经被那些专制统治者加以利用，作为统治广大回族人民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工具。
同时，白寿彝先生还认为，对于回族与伊斯兰教二者之间，无论其关系如何复杂，究竟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错误地把二者混同起来，这不仅不符合事实，并且在现代生活上有很大的危害”，[5]“就会束缚了回族人民在民族大家庭中力争上游的手脚”。[6]
三、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与回族史巨著《中国回回民族史》的编撰
对回族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亦是先生对回族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早在抗战时期，白寿彝先生身在云南，就已十分注意搜集回族历史人物如杜文秀等人的资料。后经白寿彝先生整理编撰而成《咸同滇变见闻录》一书。再如，白寿彝先生对回民起义的资料亦是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而其所涉之范围，正如先生在《回民起义》叙录中所言：“
（一）回民自己记载的东西;
（二）某些零碎的，但是可暴露真实的东西;
（三）统治阶级的官书或半官书。”[7]根据这些资料，白寿彝先生善加整理，最终而成《回民起义》四册。此书现已成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与回族史之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
同时，白寿彝先生还注意在理论上强调回族资料整理与搜集的重要性。如先生在《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就十分强调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他认为，因为回族分散在全国各地，资料便十分不易搜集。因此，这就需要史家既要注意官方文书。学者文集，“还要搜集地方资料。这里面包含了礼拜寺的碑刻，回族墓地的碑刻，家谱，各种回族团体的章程、刊物，以及各种文件、回族所经营的各种行业的有关记录、账簿等等”，[8]都应该引起史家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此外，白寿彝先生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册的题记中还强调了史料搜集与整理应当注意的六件事情，并着重指出：“搜集资料，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这样的工作，会跟回族本身的存在同样长久。”[9]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为了更好地加以利用。而对于白寿彝先生来说，对这些资料的最好利用莫过于写出一本真正地能够反映出回族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地位的通史了。
早在1984年，白寿彝先生便说到关于回族史的编写问题。对此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虽然此前对于回族史的研究，有了一些文章的发表和一部分史书的出版。但作为通史的标准来看，“也还只有一个《回族简史》。现在看，《简史》在内容上、在分量上，是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的，是要更为充实、更为丰富一些”。[8]因此，编写一部新的回族通史便成为了先生的一个愿望。
此后，白寿彝先生在几次回族史讨论会上都提出了要编写《回族通史》的设想。对于其具体的编写体例。白寿彝先生认为可以和其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相呼应，也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为叙说部分，是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回族史的基本资料同我们应该开辟的路子，作一个总的论述。第二为综述部分，是要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作一个综合的论述。第三部分为典志部分。典志，是关于回族史的各种专题的研究。第四部分为人物传记。对于这四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到底是写什么，怎样写，白寿彝先生可以说是进行了长期的摸索与探究。有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在白寿彝先生的指导下陆续出版。而多卷本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也于2002年与读者见面，回族通史的编撰工作在白寿彝先生的积极提携与鼓励下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结语
“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10]白寿彝先生在民族史史料整理与民族史的历史编撰学方面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因为白寿彝先生不仅注意了将自己的史学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白寿彝先生还注意到了将民族史学与中国通史、史学史等学科的研究相结合，将民族史内部的民族关系史、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等的研究相结合。总之，白寿彝先生所开辟的民族史学的治学途径可以说代表了我国一个时代的民族史学的发展方向，先生的这些努力亦很好的展现了其欲研究、推广、传播自己祖国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胆识，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与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