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主化是确保科学在社会中的存在合法性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而“科学精神与民主理念”作为科学传播的思想内涵，首先要求科学具有自我认识、自我评价的权利。科学，如果只能由科学家和政府来讨论决定，就不是民主化的科学，而是奴婢化的科学。因此，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科学民主化，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公众素养的提升、民主平等的社会文化构建及科学精神弘扬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科学民主化；科学精神；科学传播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各种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人类从远古走进21世纪的今天，每个成员都或多或少与科学有所交涉，因此，科学与每个普通公众的生存和权利都有关系，并非科学家或其他少数人的专利。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反映，而且也是科学活动日益社会化的体现，几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都已成为发展科学技术、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重要标准与尺度。推进科学的民主化，不仅影响着科学的健康发展和科学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民主理念的启蒙、科学精神的弘扬及公众素养的提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语境、历史演进和历史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语境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地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并建立了新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总统，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明确载于宪法。这些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它表明帝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旧的保守势力、风俗习惯、心理积习、思想信仰等远远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就可以根除的。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还未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要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来救中国。
新青年派认为，“民主与科学既是新文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一方面，假如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另一方面，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那么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1]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封建专制观念残余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政府不支持、法律和政策不配套、经费不充足等“形而下”的问题，而是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异化的儒家理念的“形而上”问题，即八股式、教条式的被认为是“正统思想”的孔学，以及孔学所渗透的道德、礼教、生活等问题。因此，应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的异化儒家思想，启发人民的民主理念，铲除养成中国人“奴性”的封建礼教，培养广大人民的独立人格，使其从旧观念和旧礼教中解放出来，理解并接受现代民主理念，推进科学的民主化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科学民主化的历史演进
第一，科学民主化的兴起。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知识、文化的熏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精神和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创立了“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留美知识分子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对于普及人们的科学知识，引起人们的科学兴趣，训练人们的科学思维，弘扬民主理念和科学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促使中国公众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还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第三，科学民主化理念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促使科学民主化理念发生了变革。公众理解科学明确提出，每个人都需要对科学事实、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就以及科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公众理解科学，使公众不再像以往传播中只是被动的接受，现在还有对科学项目中科学原理的询问、对其可行性的置疑、以及请其做出必要的解释等权利。这些在过去科普中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科学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三、科学民主化的历史影响
第一，科学民主化唤醒了科学家的人文良知。随着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人要求自由、公正和尊严。“在唤醒科学家社会责任感方面，爱因斯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地提醒和告诫科学家们仅仅关心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发展才是一切科学和技术上的奋斗目标。”[2]科学在本质上是追求至善的，关注现实、关怀社会，特别聚焦于解决人类福利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食品安全等问题都需要运用科学技术加以解决，这些都时刻提醒科学共同体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绝非口号，而是体现在当下科学家的实践活动中的。
第二，科学民主化保证了科学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违背科学求真务实精神的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李醒民教授在题为“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科学思潮没有看到科学的深层涵义即科学精神，这为商品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科学精神正是上述各种极端主义的有效解毒剂。”[3]而弘扬科学精神作为推进科学民主化的首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更希望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为公众所理解，并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公众的心灵之中。同时也使公众打破思想中固有的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家是神仙的神话，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第三，科学民主化健全了科学的运行机制。随着科学民主化的推进，我国先后创办以“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团体、《新青年》和《科学》等期刊、中国科学院和科普协会的创立以及为提高公众科技素质而确立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的科学运行机制不断发生着改变，走向了社会化、法制化。科学民主化意味着普通大众应与科学专家有同样的参与科学事务的权利。使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转化为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科学探讨，促使公众自发、自愿参与科学传播实践制度和文化层面创新，实现全民参与的高效运行模式。
第四，科学民主化使公众理性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其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开始呈现出来，使公众对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失去了信任。例如，近些年来颇受争议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温室效应、转基因食品问题等，不只是与学术相关的，而是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科学的民主化，既是科学走向社会化的必须，也是要藉由民主的程序来挽回公众对科学丧失掉的信任，为科学的社会合理性提供依据与支持。”[4]因此，科学共同体有义务帮助公众理性的理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确保大多数公民都应该有充分的、平等的机会来对最理想的结果做出评定。恰如史蒂芬・耶利所言，“我并不认为草根代表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什么，但是它意味着，这是一种重建信赖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受社会尊敬的科学提供了最好的前景”。[5]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推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思想的传播、科学技术加快转化为生产力，还提升了公众的整体素养，不断革新着社会的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