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进邛崃市平乐镇新兴街 158 号杏林村药店时，在药店内堂光线略暗的里屋，看见了熊老师。
不用说，熊老师是位安静的人，也不愧被称为老师，跟他才聊几句，他嘴里就冒出了藏彝民族走廊这一说法。
1978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于藏彝之间，隐藏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源地。
光阴之暮霭升起，高山之巅大河之上，我们一定能看见那在羊皮地图上寻找家园的巨大手指。
事实上，藏彝羌走廊上的许多文化事象至今未成公论，许多谜团尚存于史籍的空白处、泥土的掩藏下光阴通过走廊，但未完全打开。
藏彝羌民族走廊
唐大和四年（公元 830 年），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在成都西郊建筹边楼。据《通鉴》记载：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由此可见，当年的邛雅驿道，是画入图蜀地形之内的。女诗人薛涛有《筹边楼》诗云：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薛涛此诗，把筹边楼写得巍峨宏大，气象万千；而且还告诫唐王朝的将军们：要持重筹边，切勿随意侵犯其他民族而引来战祸。否则，人们在筹边楼顶层就会看到边地的烽火了。
遥想汉代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一定边写边饮茶，并眯着眼睛遥想并疑惑于这条远古遗留下来的民族地带。
在藏彝羌民族走廊带上，远古先人们为民族迁徙、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常常南来北往、车水马龙，踩碾出了几条交通道路。后人们拨开草丛，在荒弃的遗迹上抚摸、辨析，发现一些叫丝绸之路，一些叫茶马古道。它们不仅是中央王朝执政用兵的官道，也是很早就与国际接轨的民间跨境商道。
熊老师从藏彝民族走廊说到骑龙山秦汉古道。当我们试探着询问他还有谁知道南丝路时，他说：在平乐，如果我都不知道，那就没人知道了。一个安静的人的自信，让人踏实。
熊老师叫熊永龄，中医世家，70岁，1957 年在当教师时被打成右派，那年他 19 岁，成了邛崃年龄最小却排名首位的大右派。丢了教师饭碗后，他干起了照相的营生，正是这个乡村摄影师的职业，使他与古道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他挎着相机，穿村过镇，专为乡民们拍照，走的正是乡间的古道。
他说，那时古道从邛崃市的孔明乡经骑龙山和临济镇，到名山县的中峰乡、百丈湖、油墙扁（茶马司），六七十华里的距离上，道路虽断断续续，却总是有的。后来由于农业学大寨修水田，路石才被拆用，现在仅骑龙山上的马道子还基本完好如初。
从成都出发去往印度
存留在平乐镇骑龙山城隍岗上那段古驿道遗址，是当时由成都经邛州、雅州通往吐蕃、党项、南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它既是南丝路的一段，也是茶马古道的一段，还是灵关道的一段，熊永龄等当地老人称其为剑南道或马道子。
平乐古镇坐落在骑龙山脚下、白沫江岸边。站在场镇旷坝，远望骑龙山廓线，在桔红色的晨曦中，它像一条青色的巨龙蜿蜒向南。据说，从前，骑在山脊上的古道墙垣，竟有着长城一样的模样。
南丝之路由古灵关道、五尺道和云南境内的永昌道共三条干线组合而成，全长2000多公里，四川成都为起点，云南腾冲为国内最后一个驿站，沿途设有众多官驿。
成都作为南丝路起点自是当之无愧。先秦时期，成都就是跨地区贸易的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自由都市；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商代的成都是次级城市，主要发挥工商业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成都作为首要城市，是巴蜀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仪当年筑的少城内，除拥挤着穿戴奇装异服的各少数民族商人外，还布列着堆满蜀布、绸缎、邛杖等商品的大店显铺。
在这条古道上，巴蜀的丝绸、蜀锦、布匹、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被源源不断销往东南亚、印度，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被输入中国。同时，中外的哲学思想、宗教艺术亦在此路沿途传播，最终形成一条南传佛教的通途。
史料上记载的官家修筑此路的时间是秦代，打通其下段由蜀地去印度的时间为东汉，这是指官道。至于民间交通路道，则可上溯至先秦时期。而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资料来看，早在旧、新石器时代，这条古道上就布满了人类的屐履。
令张骞惊诧的蜀地物产
当丝绸与珠宝隔着国境遥相对望，南丝之路就诞生了。
兼有私奔专家和作赋高手双重著名身份的司马相如当官后，被派回成都经略云贵西南夷地区，他驰马往复，为他获得爱情、写赋之外的功勋和荣耀的第三条道路，即官路，正是南丝之路。
但忙于与邛女卓文君谈情说爱、饮酒作赋的司马相如，并没有顾得上将这条道路的功劳告诉朝廷。朝廷知道这条道路，还是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的事张骞在西域惊讶地发现了从这条路上输送出去的大量蜀物！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
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正是对这个汇报材料的记录，在古代文献中最早透露了巴蜀有通往国外的交通线的消息。
张骞的一番言说，让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民道的基础上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基于这层考虑，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候，命其以蜀郡（成都）、犍为郡（宜宾）为据点，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不过，这一举措的实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而未获成功。汉武帝遂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民族隔阂，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及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首领倾附朝廷，于滇西设置永昌郡后，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官道南丝路终于全线贯通。
自此，南丝路上以海贝为货币的民间自由贸易走廊，变成了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秦汉前的记载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