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张志刚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本的出版发行，为民族口头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渠道和途径，对当前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民译和汉译构成了民族文学域内翻译的广阔天地，将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为汉语之后，通过汉语中介，进而再翻译为各种外语、最终推向世界，这便是当下民族史诗、文学和文化“走出去”和通向世界文学的可行译介途径。
【关键词】《少郎和岱夫》；乌钦；口头文学；翻译
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着增强，要求中华文化地位的配套发展和相应提升，将中国几千年多源头、多民族灿烂文化翻译出来，推向世界，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中国典籍翻译（当前主要是英译）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重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文学翻译则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一批批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史诗和叙事诗的域外翻译和传播尤具重要的示范作用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张志刚翻译的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本的适时出版，为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做出了一次生动的注解和说明。该英译本是译者主持的2010年教育部规划项目：“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成果之一，以达斡尔族乌钦体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为个案，对东北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展开研究，涉略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和营销策略，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通向世界的途径。本文择其精华，仅就其翻译原则、策略及效果向读者作一介绍，以便管窥少数民族典籍与口头文学翻译的整体规划与可能途径。
一、《少郎和岱夫》英译的原则与策略
（一）以诗译诗的诗化策略
《少郎和岱夫》为乌钦体叙事诗，全部故事，读起来朗郎上口，唱起来合辙压韵，六部长诗，除第二部为“中东”辙外，其余五部均为“江洋”辙。为了更好保留达斡尔族乌钦体诗歌韵体特色，译文借鉴英语民谣体诗歌（Ballad）ABCB的押韵方式（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以诗译诗采用ABCB韵式来翻译原诗。如此，则既保留了原汉语译文的押韵方式，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例如：
原文
薄薄的白云飞散了呐耶，
蓝蓝的天空出太阳：
胜利的军兰心中喜尼耶，
迟出的太阳暖洋洋。
译文
Thethinwhite cloudvanished，
The Still cameoutoftheblue sky；
TriumphantJunlanfelthappyinmind，
The slow sunhadwarmthto supply
上述原文中的二、四行押韵，为“江洋”辙，相对应的英译中，按照二、四句进行押韵。在诗化策略中译者结合中译文本的韵律，考虑英语诗歌的韵节、韵律，尽可能使译文既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又体现出译文的音韵之美。
（二）文化翻译的异化策略
英译本中对于很多体现达斡尔民族特有的文化地方采取了异化处理，即采用了直译，拼音音译。比如，东北达斡尔族人把睡觉的地方叫“炕”，指在住宅里用砖或土坯砌成，上面铺席，下有孔道和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的床（aheatablebrickbed），译者译为“kang”，体现了中国北方文化独有的特点。再比如，―些达斡尔族特有的词汇如“罕伯岱”，“扎恩达勒”，“萨满”，“百音”，“乌钦”等在英语没有相应的对等词语，采用音译直译，可以延长审美过程，满足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预期，也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 （三）模糊化处理策略
《少郎和岱夫》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再现达斡尔族乌钦体诗歌的艺术审美品质，译出原诗歌的主要信息，用译入语构建起优质的文学语篇。为此，在不影响全文信息传达的情境下'译者对于一些地名和冗余信息等实行了模糊化处理。对于实指的意义译为虚指意义，如诗中出现的地名“色力克”，“昂昂溪”这些达斡尔族的地名，为了诗歌的整体韵美和形美，没有译出。而像“莫力根哈拉”指的是部落，译成它的解释义。这样处理尽管是―种“欠额翻译”，但整体上照顾到诗歌的整体音美、形美和韵美。
（四）深度翻译的补偿策略
对于涉及到达斡尔历史事件、人物、典故等文化专有项，对本族读者来说是常识性共享知识，但对大多数西方读者而言则会感到费解。有鉴于此，译者采用了深度翻译方法，即在不影响整体译文的通顺和不破坏译文的结构前提下加注进行解释型翻译。此外在附录中附加注释表（Glossary），对于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解释，如Hanbo：a Daur dance，dancingwhile singil Gaxinda：theheadofavillage
仅就翻译原则与策略而言，《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展示出如此丰富的文化翻译原则与策略，体现了译者对于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深厚关怀和浓厚兴趣，以及娴熟的双语转换能力，着实令人惊喜感到欣慰。倘若从其他角度和标准来赏析，还会有民译和汉译、转译和复译、缩译和编译等传统意义上的分类方法。这里呈现的是一幅民俗传统与现代转型、古老传承与现代传播、民族文学本土化与国际化、民族化与世界化多重交叉、相互渗透的复杂图景。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蕴涵着在中国文学“大―统”局面或中华“多元一体”大文学观新视野下民族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
二、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众多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关注，在新的学术理念指导下，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给予了全新的评价。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第二期的一系列文章开启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话题，实际上在当下便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人史的学术问题，引起了文学界、史学界、民族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重点讨论的话题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各民族文学总体发展中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华文学的特殊贡献、独有的价值，及其在中华文学史中的地位。例如，当下所讨论的，在汉族文学中缺类，在少数民族中却相当发达的史诗和各种口头叙事文类，各民族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经典作品，汉语文献中的一些原本被忽视的文学现象等等。我国各民族史诗过去在文学史上没有占―席之地，世界文学史上提到的仅限于巴比伦史诗、希腊史诗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中世纪史诗、印度史诗等。在中国文等嫂上，由于长期将少数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史诗当然挤不进去。三大民族史诗虽说很有国际影响，但从已翻译介绍的有关论著来看，这些国外学者大都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因而这几部史诗，还没有像世界其它著名史诗那样，真正跻身于世界艺术的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界的遗憾，更是翻译届的遗憾。正如王宏印所言：将它们翻译为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国内进行交流，增进相互影响，是繁荣中国文学的―个重要方面，而译成外文，流播海内外，更是一项流放百世的不朽功德，可惜如此认识的人太少，直接从事翻译和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曾主持对外译介《熊猫丛书》（Panda Books Series），借文学翻译重塑新时期中国形象，承续了近代以降中国文学“推广而参加世界文艺之业”（刘季同语）传统。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少郎和岱夫》本身成因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再加上翻译人才的匮乏，语种的限制，《少郎和岱夫》英译并没有进入到这一中国支学域外出版的大行列，更令人惋惜的是，2001年负责《熊猫丛书》出版的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而转手外文出版社，至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遭受―定的影响，民族史诗的英译工作臣是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
本世纪初，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当前中国十分重视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战略问题，积极鼓励采取不同形式，利用不同渠道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以来，我国图书“先出去”已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格局，尤其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使中国图书在实物出口（图书出口）、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境外直接出版等方面成效显著，中国图书“先出去”步伐明显加快。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正式启动，从更大规模、更多投入与更广领域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在国家新闻机构和权威出版社等官方机构的支持下，特别是受到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一些民族史诗如《格萨尔》英文版得以最终译出。这里面就充分体现着翻译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影响作用，尤其是官方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者（patronage）某些时候的决定性作用。
在官方大力支持和权威出版机构推动下，《少郎和岱夫》的英译走向了由中华本土译者翻译为主的阶段，首次开创了由大陆译者英译的篇章，响应国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钆积极开展史诗的英译工作。可以说，《少郎和岱夫》英译既承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少郎和岱夫》的汉译工作，又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文学”的宏伟规划相契合，从而产生了中华本土大陆首次对史诗进行英译的本子o―定意义上而言，《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就是伴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决策的制定而产生的，具有国家主流文化意识输出的倾向，主要体现在译者的身份、出版社的地位等翻译赞助者（patronage）的影响方面。同时与世界文学、文化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也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文化多样性的倡导密切有关。
三、《少郎和岱夫》译介模式启示
（一）汉译中介走向世界
《少郎和岱夫》英译，进一步引出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翻译新兴的研究课题。至少从世界文学的图景出发，当前的民族文学翻译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译及其相互之间的翻译；一是指向外文的翻译。于是两条双向并行的途径就此诞生，即少数民族典籍的民译（含民语今译）、汉译和外译，以及汉族典籍的今译、民译和外泽。民族文学翻译是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理应作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个分支，然而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少郎和岱夫》英译本开启了民族文学经由族裔文化到文学文本（汉语）再到世界文学（多种外语译本）的多维翻译空间，从而使民族文化经过汉语文本之后，再进入到世界文学殿堂成为可能。 该英译本的出现，给民族史诗走向世界文学带来了新的启发，或者说，在翻译模式上，带来了新的扩充和理论思考。至少'与传统的翻译模式相比，翻译的类型和途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翻译模式是由原文出发到译文的单向、线性运动过程，而当下民族文化翻译的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便是从达斡尔语出发、文本转写为汉语，再从汉语出发走向世界。也就是说，通过汉语对达斡尔语言进行文本转写，尔后在汉语本的基础上再反为英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译者不懂达斡尔语，只能从汉语出发缺乏了对原民族语言的把握，这样的转译会不会造成翻译的损失呢？通常的观点认为经历的翻译过程越多，离原文的距离越远，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通过中介语言转移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最理想的状态是译者既懂民族语言又懂外语，越过汉语中介直接从民族语到外语，然而，最基本的客观情况是，这样的理想译者很难找到。倘若能够出版既有民族语拉丁文转写，又有汉语中介文本，再加上英文构成的三种语言平行对照译本，那么既能扩大读者范围（多语读者），又能供翻译研究者开展译学研究，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理论发现。
（二）民族文化翻译的补偿策略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民族工作者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达斡尔族民间口头作品，然而，达斡尔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只能靠汉语言进行文字记录与转写。虽然汉语整理文本起到了保护民间文学的作用，但客观上却将民族文化进行了“格式化”处理。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在2005年《民族文学研究》第二期撰文指出：“少数民族语言到汉语文本的翻译过程是一个‘汉语过滤器’的过程”。其实，无论是“格式化”还是“汉语过滤器”，均是指口头文学在翻译时，要经历汉语文本化处理和英语对外翻译的双重过程，口传文学的本质特征在文本誊录和译过程不不可避免的失去了，而目不只是一次完结，可能重复失去，也就是经历了双重失落的过程。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中再怎么讨论也不过分的重要问题。《少郎和岱夫》译者所翻译的史诗均为汉语文本，是汉语学者从达斡尔族人口头说唱中搜集并翻译过来的汉语文本，其英语翻译是在汉语语境下进行的。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史诗或所讲述的故事首先经历了汉语翻译中允尔后再翻译为英语，其间经历了不同的“格式化”和“过滤”过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某些语言的介质和内容，如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从民族语言到汉语，从汉文再到各种外文的多次翻译，这就需要我们解决如何从少数民族语言到汉语与外语跨语际翻译中民族文化缺失的补偿策略问题。
实际上笔者在研究活形态民族史诗《格萨尔》英译时，借鉴民族志诗学理论来研究补偿民族文化缺失的问题。《少郎和岱夫》英译实践再次凸显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民俗学、人类学界兴起的“民族志诗学”理论，为我们探索口传史诗翻译的方法提供了学科契机和理论借鉴。民族志诗学（Ethnopoefics）与美国口头程式（Oral Formulaic）、表演（Performance）和口头诗学理论一脉相承。1970年，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Tedlock）和杰罗姆・鲁森博格（Jerome Rothenberg）联手创办了《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Alcheringa/Ethnopoefics）杂志，主要刊发对非洲、亚洲、大洋州和美洲等地本土口头艺术表演的誊录、翻译和录音整理，成为该派崛起的标志。它在承认世界范围内，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有其独自的结构和美学特点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在书写文化中进行口头艺术文本记录和翻译的观点和方法。民族志诗学在努力寻求一种更好地翻译和转写口头诗歌的手段，为了能在书面文本翻译中将口头诗歌的口头性和表演性表现出来，民族志诗学学者们进行了多种实践，包括运用各种脚注、分行誊录、符号标记等方法，以求完整地再现口头叙事中诸如语气顿挫、声音变化等诸多口头因素；尽可能形象、立体地在重现口头艺术的表演性。这一学派已引起了国内史诗学、民俗学、神话学者们的关注，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也是翻译界同仁大有可为的地方。
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翻译和传播是一个综合性的重要研究课题，需要―个长期的过程和社会各界的合作。这就要求我们整合民间力量、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树立长远目标，以便形成一幅政府主导、专家学者通办合作和民间积极参与的三维图景。《少郎和岱夫》英译成功地告诉我们：将少数民族文化转译为汉语文学文本，尔后再通过汉语中介本对外翻译，成为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尽管在民族文学对外传播中一次次地被“格式化”、被“过滤”，但在当前缺乏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翻译人才背景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