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了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就说：籴甚贱，伤农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会损害农民利益。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昕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以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纵使漕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贞元初年（785年），关中地区确实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从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米要费钱七十。而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米一斗为钱五十。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显然，这样的数字只是史官的伪饰。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里的说法。
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外出无须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高昌国王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学家依葫芦画瓢罢了。晋人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几乎一样。如此太平盛世，却没超过三代就消失了，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人主修《晋书》时，要弃《晋纪》如敝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