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条贯穿《申辩篇》的主线。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是在为众人对自己的误解和污蔑申辩，也是为整个沉睡的雅典申辩。这不仅表现在无知之知基础上的爱智求知、走向死亡的从容豁达，而且也指向了《申辩篇》的核心：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以《申辩篇》为例，具体阐述苏格拉底的智慧，以及在面对政治迫害时，苏格拉底坚守哲学的崇高使命。
关键词：苏格拉底；申辩； 智慧
一、澄清污蔑与误解
面对罪状和诬告，为了更好地讲述案情真相，苏格拉底“认为正确的方式是，首先针对那些最初的虚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做申辩；其次，针对后面的控告和后面的控告者申辩。”[1]67-68前者主要是指对苏格拉底由来已久的偏见和污蔑；后者则是来自以莫勒图斯、阿努图斯、卡农三人为代表对苏格拉底的控告。
在当时的雅典，智者学派风靡一时，并普遍为人接受。修辞法和论辩术被看作行使政治最有效的有段，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探讨是否为真的问题 ，而是怎样才能够在相互的言谈和对话中反驳他人，取得优势地位，进而获胜。雅典人将苏格拉底看做智者的成员，并不是空穴来风。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之中，苏格拉底被化作智者的代表。故弄虚玄，败坏青年、收费教徒，贩卖知识。《云》主要是围绕一个叫斯瑞西阿得斯――阿提刻农人想通过向苏格拉底学习怎样用歪曲的逻辑摆脱债务而展开。斯瑞西阿得斯之子裴狄庇得斯由于爱马挥霍了大量的钱财，迫使斯瑞西阿得斯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因此，在怎样还债的问题上，斯瑞西阿得斯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辩论驳倒借款人，如此不仅能否认债务，而且还可以在语言上处于优胜地位。尽管他之前没有文化，目不识丁，但苏格拉底呼唤云神，对其进行的逻辑训练并没有使他失望。很快，斯瑞西阿得斯学会了论辩术，并顺利说服其子裴狄庇得斯也向苏格拉底学习。最终，父子两人利用诡辩成功地驳倒了前来讨债的借款人。但好景不长，裴狄庇得斯在论辩上更胜父亲斯瑞西阿得斯一筹。在“儿子应当打父亲”这一命题上，他击退了父亲斯瑞西阿得斯。这当然是斯瑞西阿得斯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苏格拉底是这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作为报复，最终他拿起火把点燃了苏格拉底居住的房子。
《云》是阿里斯多芬创作的、以苏格拉底为原型，讽刺哲学家最早的喜剧作品。在其中，苏格拉底被刻画为与诡辩家一类，收费讲学，歪曲事实，凭借偷换逻辑达到否定事实，颠倒黑白的目的。雅典人尤其是青年人对这种技艺顶礼膜拜、趋之若鹜，就像《云》中的父亲，千方百计地说服儿子向苏格拉底学习这种技术。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无理荒唐，令人啼笑皆非。学会的技艺的儿子竟然用诡辩术对付父亲、最终与父亲反目，甚至要殴打父亲[2]。
由此可见，智者们所代表的论辩技艺已经偏离了真正知识的方向，将早期哲学家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弃之不顾，将“爱智之学”转化为“技艺之学”。其中已颇有强词夺理、玩弄文字游戏、蛊惑人心的意味。长此以往，势必会败坏整个雅典城邦的社会风气，甚至会危机哲学的生存。对此，康德在后来的《逻辑讲义中》提出了批判。康德指出，“在希腊人那里，辩护士和演说家都是辩证法家，后者能够将民众引向他们所希求的地方，因为民众是听任假象欺骗的。所以，辩证法在当时是假象的技艺。……在逻辑中，辩证法有一个时期曾在论辩术的名下讲述，这种情况下的一切逻辑和哲学是某些空谈者玩弄各种假象的文化。”[3]
这当然是苏格拉底所不能容忍的，对苏格拉底来说，当下第一要务就是要与智者们划清界限，并让雅典人认清智者的真正面目。
在雅典，智者主要是指那些收费收徒，传授论辩术和修辞学的专职教师。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普罗泰格拉和高尔基亚，（高尔基亚的学费很高）。为了将自己与智者区别开来，苏格拉底主要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从未自称有智慧；二是他没有收费教徒，自诩为老师。
不管是在与人论辩还是在教徒中，智者不仅宣称有智慧，而且试图把这种智慧进行传授；而苏格拉底在与人谈话中，只是对知识可能出现的反面不断地进行否定，从未认为自己具有关于善、正义之类的知识。苏格拉底在论辩过程中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质疑反诘，在某种程度上与智者们运用修辞和论辩术将众人说服驳倒的场景类似，以至于许多青年人争相仿效。但苏格拉底与这些模仿的青年人有本质区别。他没有把对话诘问过程当作对他人论辩的胜利，原因在于苏格拉底所关心的，不是胜利，而是要传达真理，反诘辩论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历程，最终的指向是对美好生活境界的追求。许多青年沉湎其中是因为他们很享受反诘所带来快乐以及他人的恭维，他们把这种语言上的善辩视为战胜他人的技艺资本，而且他们缺少真理的指引。但是，雅典人看不到这些内在区别，不仅把苏格拉底与智者混为一谈，还指责他败坏青年。甚至凯瑞丰在德尔菲神庙也向神提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而神谕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二、揭开神谕之面纱
苏格拉底从不认为自己是有智慧，也不认为智慧是可以传授，这一点是他于智者的不同点所在。同时苏格拉底也坚信，神不会说谎，更不会欺骗我们。因此，在这里就存在一种相互离合的张力。一方面是对神谕笃实不疑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有智慧的怀疑。为了解除心中的疑惑，苏格拉底依次对政治家、诗人和匠人进行了考察，以解开神谕面纱背后的确切含义。
经过对政治家的一番省察，苏格拉底彻底失望了。政治与智慧没有必然的关联，政治家处理各种政治事务，不需要智慧。一个人是否智慧、是否知道自己无知，都不影响政治生活的开展。简言之，政治是一个和智慧毫无关联的职业。而且，在涉及善、美好的事情上，政治家不仅不知道，而且自以为知道，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最大的伪智慧。同样，诗人写诗也不需要智慧，他们依靠的是来自神赐予的、捉摸不定的灵感。就连对所创作诗歌的解释，他们也无法说出所以然来。另外，诗歌在本质上就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事物，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无论诗歌对现实有多么形象的描述，其中所关涉的仅是作品与所模仿事物两者的间接联系，与人事无关，看到的至多是一层表象，这就更不是智慧了。至于匠人，苏格拉底承认他们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制作工艺上有卓越的智慧。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不熟悉领域，自认为有同样的智慧，因此“这些能工巧匠们和诗人们有一样的毛病――因为能漂亮地完成自己的技艺，他们一个个就自以为在别的事情上，哪怕天下大事上，也是最智慧的――他们的这种自以为是遮蔽了那智慧 ”[1]183。
此时苏格拉底再一次对神谕进行反思。神谕的内容并不是直接表达、显而易见的，它就像令人难解的谜那样，裹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真正的意旨是需要在揭开表层面纱之后方能为人所理解。就神的话语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表面上看来，好像苏格拉底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上地下之事，皆能通晓。如果是这样，神就美化甚至神化了苏格拉底，如此这般伟大的才能不是人而是神所享有的。但事实并不如此，苏格拉底就如普通人一样，不具有超常、迥乎人异的才能，甚至在匠人的制作工艺上，苏格拉底也缺少这种专门的技艺。单单就后者而言，便可否认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推断。同时，这也澄清了把苏格拉底认作智者的诬蔑。
如果不是这样，神谕是否有更深的意义，是在怎样的界定下，神称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呢？苏格拉底的智慧又是怎样的一种智慧呢？
三、无知之知的智慧
苏格拉底的活动主要是在与人的论辩中，探讨如何使人生、灵魂更加美好，界定什么是正义、美德、勇敢等等。那么要考察苏格拉底的智慧，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对话中。例如苏格拉底与欧谛德谟曾就探究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结果令人失望，经过了一轮一轮的提问与回答，对立与反驳，就在我们期待一个完好有固定标准的概念出现的时候，对话戛然而止，苏格拉底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定义。从这点来看，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甚或憎恨在所难免。他们希望苏格拉底给出整全答案，以免去持续的探索和不断的反思。然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有限的，不可能认识无限和把握绝对，一切无限和完满归结于神。因此，通过肯定的方式传授知识，在一方面是完善的，在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有缺陷的。不完满的人不可能具有完满的真理，这种教育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相反，认识到知识的各种否定形式总比没有意识要好，而且还会更加接近真理。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有限性，相对于自以为是的智慧，更胜一筹。因此德尔菲神庙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是对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之知”智慧的最好概括。然而，认识到自己无知已属不易，这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自知之明，还称不上智慧。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知识与真理。“真正智慧的人，不仅要无知，要知道自己无知，而且要主动地把无知之知当成智慧。智慧毕竟落实在‘知’上。从无知和知道自己无知到通过无知追求智慧这种‘无知之知’，是一步巨大的飞跃。”[1]157意识自己无知，并以此为动力，进一步追求真理，这才是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并不限于意识到人自身的巨大缺陷，而且还要以此为动力去仰望真理与美好。虽然这缺陷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神之间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悲天悯人抑或安于现状，而是要不断地与人的有限性作斗争，不断地对各种伪善知识和虚假意见进行否定。表面上是苏格拉底始终驳斥他人的反面形象，实际上其中内涵的是他对美好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意识到自己缺陷、具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来说，不断反诘驳斥他人不仅是他积极求知向善的过程，也是他对雅典城邦应尽的义务。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自己实现了求知爱智，而且还要帮助雅典人看到自己的无知，唤起他们对美善生活的渴望，对高尚灵魂的关注。
苏格拉底进一步以牛虻自喻，对雅典人自以为是，强不知以为知的自傲心理进行省察，将雅典这头沉睡的高头大马从迷梦中唤醒，它已沉睡多时，毫无觉察，追求钱财、荣誉不能苏醒。“这个城邦就如同一匹巨大而高贵的马，因为大，就很懒，需要一只牛虻来惊醒，在我看来，神就派我到城邦里来当这样的一个，惊醒、劝说、责备你们每一个，我整天不停地在各处安顿你们。”[1]111借此，苏格拉底力图激励每一个人去亲自追求真知，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情感，以进一步渴求真理，向往哲学生活。正如黑格尔所说，“苏格拉底的原则造成了整个世界史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转折点便是：个人精神的证明代替了神谕，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4]但是苏格拉底的省察无疑触及了雅典人的内心痛处，刺痛了他们的良知灵魂。不幸的是，雅典人依然没有觉醒，所看到的仅仅是外显的持续诘问和否定；也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恼羞成怒，他们绝不能容忍苏格拉底尖刻犀利的省察，因此对苏格拉底的宣判已在所难免。这再一次暴露了雅典人的愚昧无知，强不知以为知的心理。
尽管苏格拉底认为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也做了义正言辞的申辩，此外“苏格拉底说他一辈子除了考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并且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以外，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做，他认为这就是他为自己所作的最好的辩护。”[5]但雅典人依然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在哲学史上，苏格拉底之死早已成为不朽智慧的化身。当然，死亡在我们看来同样是一个不可论证的伪命题，对此，任何的观点假设仅是一种推断。死亡不是一件有利可图或具有吸引力的事情，没有人会认为死亡真正值得向往，也没有人会积极选择赴死。死亡毕竟意味着生命的极限，只有当现实中的境遇逼迫，令我们无法选择，死亡才成为选择的终极性，因此，存在的只有消极性死亡。在死亡来临时，苏格拉底同样彰显了智慧。
四、从容赴死之智慧
对苏格拉底来说，可能的选择是，要么坚持真理而死；要么妥协而生。雅典人本意不是一定要处死苏格拉底，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要苏格拉底停止哲学的反思省察活动。然而，苏格拉底认为，省察真理与追求智慧是神赐予的，是他一生不可能停止的哲学使命。因此，他宁愿选择赴死。使他一生充满意义的，是哲学求知活动，在面对政治的迫害时，要他终止生命的，同样是他所钟爱的哲学事业，死亡，证成了苏格拉底光辉的哲人形象。
死亡意味着一切最后的终极性，对所有人来说，构成最大的恐怖性，苏格拉底也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以阿基琉斯之死作喻，认为死亡不一定是人生的最大威胁性，在对死的判定上，没人具有确凿的论述。对死，我们是无知的，而世人皆畏惧甚至逃避死亡，好像明确知道死是所有人生体验中最惧怕的事件，在无知的判定上强以为知，这才是最愚蠢的。因此，苏格拉底说道：“没人知道，死没准是人的所有好处中最大的一个，人们都害怕，好像明确知道，它是坏事中最大的。认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这不是极为可耻的无知吗？”[1]106让苏格拉底从容赴死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自己哲学立场的坚定和哲学使命的担当。既然把省察智慧作为来自于神所赋予的任务，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阻止，哪怕是以死亡相威胁。苏格拉底认为，即便他死了，还会有其他人从事类似的对于生活、灵魂的拷问。在苏格拉底那里，德性是最大的正义，只要坚持了德性，也就实践了正义。作为法庭的申辩者，苏格拉底原本可以像智者那样使用修辞与论辩术或是带上年幼的孩子求情以获得赦免，但这违背了他自身的品行与道德，在申辩中，说真话是最大的德性，即便是以死亡作为代价。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不是恶，真正的恶是使人假话相欺骗，使人变得邪恶。他虽然遭受了死亡的判决，但他保持了德性，践行了美的生活的理念，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很难赢得你们，不是因为缺少语言，而是因为缺乏勇气和无耻，我不愿对你们说那些你们最喜欢听的话，我不哀悼，不悲恸，不做也不说别的很多我认为不合我的品行（如我所说的）……。”[1]134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也曾说，“哲人临死的时候泰然自若，认为自己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里按照哲学活得非常出色，胜于今生的生活方式，而且他的这种泰然自若确系真知灼见，绝非出于盲目无知。”[6]这应被看成苏格拉底为哲学献身的最高赞誉。
五、结语
苏格拉底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参透神谕的谜底：他之所以比这些人有智慧，并不是因为他确切地知道善和美好之类的东西，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他对自己的无知有自知之明；而且还指向了申辩的核心冲突：哲学与政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是苏格拉底之死的归宿，也是影响其后哲学走向的中心议题。在本性上，人不可能过离群索居的生活，那就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群体，走向政治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政治是人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但只要政治在城邦中形成，就会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哲学的逻辑。哲学的目标是正义，政治的指向是胜利。在当时的雅典，无论是寡头制还是民主制，都不可能坚持完全的正义。政治家不仅有自己的利益和所代表的政治群体，他们也会打着城邦或全体公民利益的旗号，做出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其他人的决定。对钱财利益或名声荣誉的向往取代了对正义以及真理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就意味着不义。苏格拉底坚持完整的正义，就会不可避免地与其发生冲突。可以说苏格拉底与城邦、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已属必然。苏格拉底对雅典政治的批判，就是对倒转的不良政治风气的不满。通过对话、反诘等方式，苏格拉底希望政治家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在政治事务、政治关系之外，向往真理，追求美好的生活。因为“苏格拉底相信他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人们看到自己的无知，并且带领他们透过生活表层的迷茫混乱和无谓奔波，使他们能够看到永恒的真和善，然后他们就无可避免地、无可抗拒地去寻求一种完美的、更加完美的生活。”[7]苏格拉底的批判虽属好意，但惊扰戳痛了雅典人，每个人很不乐于接受批评诘问，政治家甚或大多数雅典人为了维持既有的尊严和权威，要么拒绝劝告，要么忌恨批评，必然会憎恶报复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虽然能指引雅典人走向善，却招致了杀身之祸，这似乎预设了他之后的命运，也进一步凸显了哲学与政治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城邦之间必然的冲突。苏格拉底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政治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1]150。”无论是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还是从容赴死的智慧最终指向的都是献身哲学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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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柏拉图. 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259.
[7]依迪丝・汉密尔顿. 希腊精神[M].葛海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