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公共物品来说，城市政府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解决其资金需求通过经常性预算，其资金全部来源于税金，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我国发行市政债券问题的探讨。
在这三种方式中，第一种方式是将税金用于所有公共物品的供给，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与成本负担着是部分分离的，即当代人负担全部成本，当代人和后代人同时受益。第二种方式是将一般责任债券用于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于一般责任债券的短期性，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与成本负担者是统一的，即当代人负担成本，当代人受益。第三种方式是将项目收益债券用于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于项目收益债券的长期性，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与成本负担者是统一的，即当代人和后代人同时负担成本，同时受益。这是因为，该种方式需要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者收费，才能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不仅当代人可以受益，而且后代人也可以受益，但同时需要后代人负担部分成本。显然，第二种方式和第三种方式是符合经济活动原则的。第一种方式之所以不合理，在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既有当代人，又有后代人，却需要由当代人承担全部成本。况且相对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来说，政府有限的财力总是显得不足，从而使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第二种方式的特点是举债弥补由税收带来的财政资金的不足，当代人在受益的同时又承担了成本。如果将举债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则其未来的偿债压力就是可承受的。第三种方式强调通过举债筹集资金将成本分摊到以后的受益期，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代际之间分平负担成本，又有利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还有利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因而，就总体而言，发行市政债券既能解决公共物品的资金不足问题，又能合理负担由此带来的成本。
中央政府在提供全国性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可以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然而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对区域性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城市政府在空间距离上，与本地区的居民较近，信息也较为充分，在了解本地区居民的需求偏好方面较为便利，这有助于城市政府更好的执行区域性经济政策、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相对而言，中央政府很难将来自某一地区的税收与该地区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往往带来某一地区居民公共物品偏好与实际受益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可能会非常显着。所以，在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方面，城市政府具有优势。
但是，在人口及生产要素存在流动的情况下，城市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的常规能力将会受到削弱。根据泰博特(Tiebout)提出的理论，如果每个城市政府分别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假设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且他的居住选择只取决于满足其公共物品偏好的话，则哪个地方提供的公共物品最适合他的需求偏好，他就会选择去哪个地方居住。[1]居民通过这种流动，显示他们对某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偏好，促使当地城市政府尽力提供适合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物品。由于存在着居民的流动，城市政府很难通过税收对流动性要素征税，势必会削弱城市资源的可征税性和城市政府的征税能力。同样，在城市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时，单纯依靠税收作为资金来源，既违背了受益原则，又会使收益与负担成本分离，现在的居民承担以后居民的成本，会使居民通过区域间的流动表达不满，结果并不能有效的供给公共物品。通过举债则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难题，使不同代际的居民均匀负担成本。由此可见，发行市政债券可以稳定当地居住人口，增强城市政府的征税能力，还可以使公共物品供给成本负担公平化，这些可以调动城市政府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