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答应为本书作序的经过和设想
简而言之，“文革”前“老五届”大学生有过五段必须牢记的历史：即“文革”前所受的教育;“文革”中的被驱使 ;发配后受到的磨砺;工作后的经验体会;退休后的感悟。这五段历史，我概括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的“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弃子”。当时他们被放逐基层，说的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上是“文革”三年之后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困境：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冲击，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根本无法招收新人员;各部门都在萎缩，各机关都在“闹革命”，各大学都停课不招生;国家收入减少，财政拮据，让上千万大中学生下乡，国家也是把他们作为大包袱抛弃了。当然，他们下基层几年也有收获，受到锻炼，改革开放后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才干和能力。一个人一生历经“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的五重奏，可谓蓝、黑、白、红、黄五彩人生，历史奇观。“老五届”大学生要正确对待这五段历史，认真分析、归纳、提炼、整合，既不怨天尤人，又要深刻思索，理性地从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样，对于自己和后人都是难得的有益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为此，我很愿意拜读他们撰写的回忆录，并为之作序。
二、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书写“老五届”大学生的真实而非凡的人生经历，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老五届”①的肩上;由北大“老五届”承担开山重任，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北大当时是文理兼具，文理兼善，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951-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只剩理工科一条腿了，新中国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又只有文科。北大“老五届”学子，虽多数人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也曾亲炙大师，深受熏陶，养成了好学深思、不随波逐流的品格。这是受用一辈子的丰厚精神资源。此书即体现了这方面的优势。北大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这里深受“左”毒之害。北大“老五届”学生在校4-7年，所受“左”害的经历和告别未名湖后的深刻感受都能切实道出。
《告别未名湖》（二）的大部分文稿，我都看了，可以说文章都写得有血性，有真情，见性灵，见人格。他们所述说的经历和感受，我并不陌生，多有同感，因为我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者。这部书，可以说是一代“北大人”以心血与智慧书写的历史篇章，展现了一代“北大人”努力追求“身心自由，不为物役”的高尚人生境界。他们在逆境、挫折、艰辛甚至折磨与屈辱面前，那种不屈与坚守、乐观与顽强、求真与奋进，是超乎寻常的。这些文章也表达了他们对母校北大真挚的热爱和无限的感恩之情。这种自述体的文章，要比小说家们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感人。
《告别未名湖》（二）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和认知价值的好书，此时面世，适逢其时。这些年来，反映“知青”的书刊、影视剧那么多！反映“老五届”大学生的作品却极其短缺。我还没有见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老五届”学生编写这样的书。看了此书，我深感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经历，而是“老五届”大学生一代人共同的经历。这是一种奇特的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北大的“老五届”学生经历最曲折、最复杂，可以说更具代表性，这或许与当年北大格外受到高层领导人的“垂青”有关。我还记得：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抛出的大字报，当时的领导人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比喻为当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这样，就在北大、北京以至全国引起轰动。那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校内，时常骑自行车到北大看大字报，观察各种批斗会，了解观测“文革”的动向。回首当年，更感到《告别未名湖》（二）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用血泪写成的深刻反思历史的书，令人感动、震撼的书。
从本书内容主要反映北大“老五届”学生告别北大后的艰苦奋斗的“必须牢记的历史”这个角度看，更是一部激励年青人奋进的书。正如李习彬在《逆境中的另类生活与奋斗》一文中所说：“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被扫地出门（不发毕业证）的大学生，许多人都经历了先是发配到农村、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再分配当农村中学教员，文革终结后再逐步回归到本来应该从事的高等教育或科研岗位。因此，关于毕业头七八年的回忆，最多的是苦楚、特殊环境中的奇特经历与趣闻。但是，在那种逆境中，‘北大人’还有另外的一面――另类的生活、不甘沉沦的奋斗抗争以及在平凡岗位上的闪光发亮，而这些更凸现了‘北大人’的特色。”
恕我在这里引述几篇读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的片断，读者从中可以领略这一批“北大人”处境的特色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品格。
王明美在《井冈山下北大连》中写道：“19个月的农场生活连同‘文革’岁月，耽搁了‘北大人’珍爱的学业，荒废了他们的宝贵青春，于国于己，都是一个劫难、一种悲哀”;“然而，在这已逝的青春里，确有抹不去的记忆，有着我们被动得来的、却也让我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写作此文的起意：为有悔青春而作”。
罗贤佑在《岁月留痕》中写道：“……今天我又来到燕园，碧草依旧，物是人非。我的旧日同窗早已荡若云烟，有的分散在祖国的南北各地，有的远走高飞，到西欧、北非或大洋彼岸去了。年少时的梦想与轻狂、活力与张扬，许多东西都跟着我们的青春一起远去了，这些东西不仅是难忘的回忆，也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与象征。凝视着那间我们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已逝的岁月如云影般从心底飘拂而过。一刹那间，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竟一齐涌上脑际。是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每一件事、每一个物，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经过从青春年少到终老垂荒的春秋演绎，将生命的气息散发到缥缈的岁月之中，最终在苍茫的宇宙里凝结为永恒。”
“老五届”学子不仅有以上对母校北大的回忆、眷恋和反思，而且还有对离校后发配基层锻炼与工农群众交往的深切体会。
武思敏在《那么远 那么近》中讲到她上北大中文系本想将来毕业后从事新闻出版或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到北大中文系说：“中国人学什么中文？”这种荒诞的言论当时怎么能不把她的梦想打得粉碎？！后来她被分配到山西运城一家盐场当第一代女盐工。那里的老盐工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前从河南或安徽逃荒而来的农民，已经孤身一人在这里干了二三十年。产盐季节早上五点下盐池，夏天高温都在40摄氏度上下，老工人干活一般是赤膊上阵，只穿一条裤衩，干到下午两三点收工。这些老盐工“不搞什么派性，不搞武斗，嘴里从无时髦的政治说教”;“他们判断人的标准不以流行的‘阶级成分’划线，而是看你是否肯干”。这让我们蓦然感受到：中国底层还有这样一群人！了解了他们几近原生态的生活和为人处事，看到他们未曾污染的纯朴善良，懂得了他们作为人的内心需求，由此也拉近了我们和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距离。当时那些盐工实际上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从事最艰苦的劳动，过着最艰苦的生活，现在他们的处境谅必得到很多改善，我心中一直还无限牵挂！
196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吴喜之于1970年3月被分配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与云南和西藏交界）。他们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和步行，历经10天才到达得荣县城。这个县当时才有一万多人口，除了县城有少量汉族干部（包括教师和医生）外，全是藏族人。县城没有街道和门牌号，最高学府是一所城关小学。与外界没有公路相通，只靠毛驴驮运一些物品;报纸都是相隔十天半月才能驮来一大包，平时只能靠半导体收音机了解外界信息。吴喜之等人下放到这里劳动锻炼和做基层工作，要自己种菜、养鸡、挑水、做饭，等等。他在这里几年，深感“得荣县的藏族人淳朴、知足和虔诚”。藏族妇女特别艰苦卓绝。一个怀孕的妇女队长临产前还上山砍柴，在山上生了孩子，最后自己抱着孩子，背着她砍的一百多斤重的木柴回到家中。藏族同胞对吴喜之等下放大学生非常关心和关照，常常悄悄地帮他们擦洗鞋子和衣服，还煮鸡蛋和鸡肉请他们吃。他在文中这样说：“如果还能够投胎，我愿意投胎成为一个藏族人，生活在大自然的神圣与和谐之中。但愿这种和谐不被外部的贪腐和铜臭所侵蚀。”吴喜之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教授。他在文末还这样深情地写道：“我记得在即将离开得荣县境时，遇到一群民工，他们对我们说：‘叔叔，回来时在这里喝茶啊！’‘好的，一定！’我心酸地允诺着，不无犯罪感。我后来多少年做的最多的梦有两种：离开得荣县和回到得荣县。什么时候还会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来这里长期工作呢？”这是多么感人和富有启迪意义的心里话啊！
全书大多篇章都是北大“老五届”大学生下放边疆、农村、厂矿和农场的呕心沥血、艰险奋斗岁月的真实写照。从中他们也体察到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基层社会的真实状况，许多文章不啻是对我国当时社会史的真实写照。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位“老五届”学子改革开放以来从事历史研究的感悟。赵世超在《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求索之路》中写了一节“重拾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其中谈到：我们至少应该看到，在“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高度集权统一下，会出现扼杀个性、扼杀学术自由的局面;相反，由于控制不严，由于不同政治势力都注重争夺人才，反而给学术自由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来看，我们肯定“统一”，但是不主张绝对的高度集权的“统一”，我们要在坚持统一的前提下，给地方、给个人、尤其是给思想和内在行为留下自由的空间;如果是不给地方、不给个人、不给思想和内在行为任何的自由空间，这种绝对化的高度集权的“统一”本身就埋藏着要将自己炸毁的火药桶，总有一天会使专制统一走向毁灭。“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简单的哲学道理。我们中国历史上存在周期性的循环，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高度的集权，从而使事物走向了反面。该文还谈到关于“等级制”问题，认为：我们既要批判身份等级，又不能否定由管理和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层级结构。由此可见，当今弘扬北大自由、民主、科学、爱国和马克思主义认定的人的解放的优良传统，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清除官本位、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啊！
1973-1978年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从教这五年，心情最复杂，内心时常矛盾重重：一方面出于无奈要反复琢磨如何巧妙应对在课堂上和编写的教材中不得不依然大讲国际共运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对工农兵学员散布“左”毒，实在是罪过深重;另一方面，我毕竟40年代在福州英华中学和老北大先后受到过自由、民主、科学、爱国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启蒙教育，50―60年代又经受过“反右”和“文革”的磨难，我思想深处是有自己的考量和认知的。在这五年里，我并没有盲目跟着“梁效”写作班子的“左”调走，而是在课堂上尽可能巧妙地阐发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学生幡然大悟，原来我讲的有些问题是以古喻今。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这时我已过“知天命”之年（51岁）。我痛定思痛，痛定思改，以燃烧的激情和沸腾的思想迎来了第二个教研青春。1979年教育部责成我主持编写供全日制文科院校使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这一年人大举办“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全校科学讨论会，我提交了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的论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个人迷信，从斯大林起大搞个人迷信，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深重危害，分析了个人崇拜（当时还使用“个人迷信”的译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根源，在思想理论界引起震动。全文发表于《世界历史》同年第4期，并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第10期。1980年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我进而发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的报告，指出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实际上是沙皇君主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种，根本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原则。这两篇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论文，在社会上大有影响，使我于1981年以副教授身份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破格评定为全国第一批、国际共运史专业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当时博导是由各重点大学从教授中遴选最优者报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定，人民大学由于1978年才复校，校内尚未评出教授，1983年我才由国家教委批转为教授）。
我比北大“老五届”学子约年长20岁，当今属于“老一代”。如果说“老五届”学子是“五子”变幻的五彩人生，我则是“七子”变幻的七彩人生。我在“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之外，又多了“靶子”和“黑子”。1957年“反右”和“文革”初期我险些作为“靶子”被击毙，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人视为“黑子”。我想：即便是太阳上的黑子，人们也是无法把它除掉的。实际上，我是极其微小的质子，虽然难以为太阳增辉，但是绝不会为太阳添黑。现在我和北大“老五届”学子一样，都已经成为“赤子”。我竭诚希望大家不仅满足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还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奉献社会，活出精彩人生。应该充分认识到：普通个人也能在历史上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滴水成川，就暗含这个哲理。无数个人的绵力，也会形成历史的巨大合力。愿与大家共勉之。谨此为序。
序末我愿赋七言律诗一首，为北大“老五届”学子平生记实写照。
青春惊喜耀金榜，矢志兴邦拜杏坛。
博雅塔边聆教诲，未名湖畔理疑团。
腥风血雨从天降，剑影刀光遍地寒。
五彩人生堪细绘，根除左祸万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