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贵州省安龙县的黑苗这一苗族支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山歌在其传承传统文化和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对当地传唱的山歌进行了记录与整理，并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发现山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脉络。笔者认为山歌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展示了黑苗人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如何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如何调适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这对于今天的文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黑苗；山歌；历史记忆
山歌是苗族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前的山歌用苗语传唱，黔西南黑苗称之为“土歌”，由于历史上苗族是有语言无文字的，因此黔西南安龙县所保留的山歌是后来黑苗人用汉语改编记录的。据当地的歌师回忆，大约于嘉庆二年之后黑苗开始大规模将山歌改编成汉语，至今经历三百多年的发展。在山歌的不断改编与创作过程中，很多歌师都不记得最初苗族古歌的内容了，但对于现在的这种“七言四句”歌词形式却爱不释手。这表明深受汉文化熏陶的黑苗人，一方面熟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则对汉族儒家文化较为精通，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元末明初，湘西、黔东北、川东南、鄂西的苗族基本上稳定在现今的居住区内。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确立了“征调则统于诸将，事平则散归各卫”的卫所军事制度，以及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加之明朝中期又实行大规模的“北人南迁”，苗族人民已与其他各族人民有近百年的稳定融合发展阶段。到清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清朝统治者逐步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所采取的单纯的军事镇压和消极封锁防范的政策，开始注重“教化”。即在苗族地区兴办各种教育设施，大力倡导和传播儒学及封建伦理道德，以从精神上维护和稳定对苗族人民的统治，并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这才客观上促进了苗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3]。据安龙县科基黑苗追溯自己祖先的经历，大约于嘉庆二年杨氏黑苗从贵州黄平黔东南等地迁到黔西南安龙，迁于此地之后在地主家做长工，正是由于做诗赢得了汉族地主的重视，将其送入私塾学习儒家文化，进而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此后将七言四句诗作为歌词以黑苗古歌曲调进行演唱成为了黑苗山歌的主要形式。
这种形式的山歌在历经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延续了苗族古歌的十二路歌形式，黑苗人根据唱歌的不同场景将其分为十二路，即“开天辟地歌”、“人生歌”、“开亲歌”“结亲歌”、“走亲歌”、“酒席歌”、“煮酒歌”、“背带歌”、“送彩歌”、“开坛歌”、“分离歌”、“跳跳歌”。山歌无论是在韵律上还是歌词内容上都有严格的要求。歌词的创作大多是每句七言，每首四句，也有个别的特殊情况，在演唱时可以根据曲调增加主语或者叹词。对歌时如果甲是主动一方，乙是被动一方，那么不仅歌意、歌式均由甲方决定，就连歌韵的运用也是由甲方定，乙方只有跟着甲方的灵活多变而变化。假如乙方的歌意、歌式、歌韵不是纯熟到足以随机应变的程度，那算是输了，也就难以成为群众公认的好歌手。人们评判一个人唱山歌的水平，往往会说：“歌编得活”、“很感人”、“他的歌唱的明”，“他的嗓子好”等。首先“歌词编得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它要求用字准确、押韵，听起来流畅、有韵味；例如：
年轻歌：老远看妹穿青来 头插金簪耳带环
生在人间逗人爱 叫哥纵个不想念
老年歌：老远看亲穿身青 头插金簪耳带金
亲们出门巧打扮 有如前朝穆桂英
两首歌词在用词上有所改动，一方面是为了符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压韵脚的需要。如：年轻歌中的“来lai”和“爱ai”；“环huan”和“念nian”，老年歌中的“青qing”、“金jin”和“英ying”。
第二是知识丰富，对本族文化的内涵有较深刻的体悟，并能把文化内涵融合到对日常生活的精彩描述中；对语言运用自如，歌词深入浅出。例如：
曹操领兵过大江，孔明设计在江旁，若要设我连环计，马弱兵少早回乡
大船过海头包巾，只有周瑜这舟沉，不怕风波雨来打，还是孔明最精灵
在黑苗的山歌中诸如穆桂英、祝英台、张飞、赵子龙、岳飞等历史人物常常出现，用来比喻别人，以表示夸奖之意。还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吴刚、韩湘子等用来充实山歌的韵味。这些运用在山歌歌词创作中的传统历史文化元素表现出黑苗人民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儒家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
黑苗山歌不仅记录了其传统文化与汉族儒家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而且对历代封建王朝对苗族地区的残酷统治保留着深刻的历史记忆。例如：
送孙送到大门行，设道边卡来卡人，
这个花杆卡的怪，不卡车子卡我们，
拿我证件给你看，请你收杆我进门。
歌中所唱的“边卡”“证件”等事物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了，它们主要是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对苗族地区实行残酷统治的工具。从史志上看明朝统治者将苗族人划分为生苗和熟苗，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就苗族同汉族的关系而言，是邻近汉区或与汉人杂居区，生活习俗同汉人比较接近，能讲汉话的苗民，谓之熟苗，居住在偏远山区，与汉人关系疏远，语言不通，生活习俗各异的苗民，则被称为生苗。二是就苗族同封建国家的关系而言，即已被纳入户籍，受地方官吏直接管辖，遭受封建国家赋税和徭役剥削的苗族居民，被称为熟苗，反之，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府均鞭长莫及，不能进行直接统治和剥削，仍保持某种自立自主状态的苗民则成为生苗。三是就苗族与土司的关系而言，即处于土司领地之内，受土司管辖、奴役的也算是熟苗，分布于土司管辖范围之外，土司势力亦不能进入的，为生苗[4]。对于生苗地区的统治以武力镇压和军事封锁为主，据史料记载，当时大部分的黑苗地区被视为生苗区。李宗《黔记》载：“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等处，族类甚繁，习俗各殊，衣皆尚黑。”明万历年间，由西南五寨司地设立“边墙”，以此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史料《明实录》记载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贵州黑苗等叛，命起致仕播州宣慰使杨辉会兵讨之。先是，辉攻夭坝干，既平之后，即其近地弯溪奏立安宁宣抚司，烂土诸夷恶其逼己，至是黑苗等既攻陷夭漂、靖南城堡，遂围安宁宣抚司。翌年二月载：户部臣奏：贵州都匀等处欲征剿生苗及夭坝干黑苗，请预开中云南白、黑井并四川盐课共一十七万五千六百余引…以备军饷。”明朝政府通过设立边墙对黑苗所在的生苗区进行严格的军事封锁。到清朝时期，苗族人民为反抗残酷统治发动了乾嘉起义，清王朝为抵御苗族的反抗，又在原明朝边墙的旧址上大修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这些五花八门的工事组成的防御体系，史称“边卡”。在民族关系紧张时，边卡作为军事防线彻底封闭，以维持熟苗区和汉区的安定。当汉苗关系缓和时，它作为隘口有节制的开放，让融合的扇面平稳地朝生苗区推进。如此可见，山歌将黑苗人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生活经历流传下来，并将其创作改编成亲戚朋友间的玩笑逗乐，这是黑苗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 再以一首歌词为例：
小路没得大路宽 大路没有小路平
小路平平下都匀 雕花绣朵不求官
都匀是当时黑苗的主要聚居地区，在元末明初时期中央政府就开始大规模围剿“苗蛮”，至乾嘉起义五百年间，苗族地区不断被征剿，地方官员则是征剿的主力，苗族人民对其残酷统治恨之入骨，对官员处于敌视的心态也对动乱时势的必然反应。而清朝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均不允许苗人子弟参加考试科举，康熙到雍正年间，随着苗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兴起，清朝统治者逐步改变这一政策，但也仅限于熟苗地区，黑苗则又遭到了排挤。这也是歌词中所唱，雕花绣朵不求官的真实背景，“不求官”不是因为出世的人生态度，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统治者不允许黑苗参加科举。直到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朝统治者在苗疆才进一步采取了苗生参加乡试，另编字号取举人的办法。这也为科基地区黑苗于嘉庆二年之后开始将苗语山歌改编成汉语提供了可能性。
山歌承载的历史记忆多是劳动人民对自己生活的记录，随着时代的发展，山歌在传唱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这是文化变迁的结果，也是劳动人民在适应社会环境过程的自然反应。因此研究山歌不仅要从共时性的比较更要从历时性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去理解其意义。
如今，随着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几乎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免于工业文明和现代信息的浸染，但是由于各民族和地区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不平等性，在全球化的坐标中，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参与的进程不同，因此对全球化的反应是有差别的。当我们在思考全球化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时，要对特定地区特定族群的文化变迁过程做具体的调查和分析，不能轻易下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弱小民族和边缘族群的文化艺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是不争的事实，但全球化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趋同，它也为民族艺术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再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条件。黑苗山歌文化的发展变迁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应对民族融合的个案。黑苗人民主动学习并接受新的文化，将其融入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新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黑苗的山歌文化无论是相对于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文化还是相对于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它都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但边缘并不意味着弱小，边缘也能在特殊的语境中表达出自己的话语。边缘文化往往是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最薄弱的文化，但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延续能力和表达能力。杜维明先生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更好地生存，至少有必要调动三种精神资源：西方文明传统、轴心时代的东方民族文明传统和土著民族的原初文化传统。“原初传统的特点之一是对根的深刻体验，每一种本土宗教传统都植根于一个具体的地方，代表着一种认识方法，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和一种世界观，鉴于启蒙心态造成的始料未及的危害，现代心理定式能从本土宗教传统中获得显著的启示。”[5]这种本土的原初文明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蕴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综合体现为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们成为人类推动文化创新与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因此，从全球化的发展角度而言重视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并对保存着大量“活态”文化的民族地区的重要文化进行人文资源价值的阐发，是保持世界多元文化形态的重要基础，亦可对现代人文世界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参考。二十世纪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只存在一种文明、一种智慧，而是需要多种文明、多种智慧。多样性才是文化得以长久繁荣的保证。保护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多样性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可借鉴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也是民众的信仰、精神的载体和寄托，是重建民间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是人类永远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