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高指标“禁区”的呼吁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拨乱反正、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1978年5月以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陈云率先对当时经济工作方面冒进的指导思想提出批评，不负众望地担负起冲破高指标“禁区”的重担。
和李先念的联名信：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1979年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务院关于传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5日，陈云又在新华社反映一些工业部门和地区的同志对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表示不满的简报上批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谈话，指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此后，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原已准备下发的国务院通知没有发出。
3月8日，陈云写下《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为即将提出的经济调整决策作理论上的准备。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他很有创新性地提出：市场调节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正式建议实行经济调整。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排名顺序，联名信的署名李先念排在陈云的前头。他们首先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同时，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6点意见，强调“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17日，华国锋将这封信批给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印发政治局同志”。 第一次决策：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最后，陈云谦虚地说：“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他讲了自己的工作方法：“我要有自知之明。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3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布置3年调整工作。李先念在4月5日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中央关于经济调整的决策，就当前经济形势和调整的必要性、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调整的主要任务、调整比例关系的原则措施、继续搞好企业整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具体阐释。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认为必须在前两年多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从今年起集中3年的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它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必须努力打好。”这样，调整的第一次决策就完成了。
第一阶段调整不理想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至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第一阶段调整效果不理想，正如邓小平后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从认识上讲，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于经济中的困难，虽然也普遍感到了，但对于它的严重性，许多人没有切身感受。1979年6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宣布八字调整方针的同时，继续强调“前两年多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指出“我们讲调整，就是要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而没有针对当前工作中的失误。
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领导人对调整工作不甚积极，一下子接受不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的要求。整个情况正如1979年9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汇报的那样：“由于许多地区和部门对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正在贯彻、部署，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同时，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开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因此当前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轻工业生产增长缓慢，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善。”“工业企业的调整工作进展缓慢。一些质量差、消耗高、有亏损的企业，该转的没有转，该并的没有并，该停的没有停。”“基本建设战线长、效果差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目前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仍多达1500个，比计划多了500多个。”“全年财政将有很大赤字。”
第二次决策是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后作出的。8月31日至9月11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经济形势作出乐观的评价。大会审议了《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和《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前一个报告指出：1980年计划正在顺利执行，预计工农业总产值可以超额完成，1981年基本建设总的投资额控制在550亿元左右。后一个报告指出： 1979年我国财政虽然出现赤字，但并未引起货币发行量的大量增加，没有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今后把工作做好了，可以逐步减少赤字，以致最后消灭赤字，做到财政收支平衡。
第二次决策：置之死地而后生
陈云在会上提出：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邓小平说：赞成陈云同志意见；要退，要考虑这个报告退得够不够；退得够一点，也许前进的时间来得快一点。他正式提出放弃长期计划的设想：“赞成只搞5年调整计划，暂时不搞长远规划，十二大就不考虑长远规划了。”邓小平提出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传达这次会议的决策，并强调权力要集中，中央工作会议把道理讲清楚，只讲集中，只讲退，要一切听指挥，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他同时提出“请陈云同志作一篇发言。要带有纲领性的，有鼓舞性的，总结经验性的东西”。
陈云讲了14个要点：（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对外债要分析，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二）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四）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五）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六）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八）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九）节省外汇。（十）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十一）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十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和保证。（十三）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十四）同意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
他最后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100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以上列举了14点，希望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意见的讨论，只会使我们的步骤更加稳妥，更加合理。”
1981年1月，中共中央以1号文件的形式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的讲话发到全国，统一思想，真正拉开国民经济调整的序幕。文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的重大方针。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贯彻执行这一方针，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共同进行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