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列宁 社会主义 看法 改变
[论文摘要]列宁在晚年通过总结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早期的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反思,初步构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框架,给马克思主义传承人认识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
一
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不是突兀引发的,而是他在十月革命后反复思考的理论成果。列宁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自己思想的源头;既然如此,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然依据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结论并非都正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依次经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并分别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形态影随身形;所以,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同生共长。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②就是说,商品经济源于私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那么就不存在商品经济,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列宁在1908年所写的《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就说过:“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③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还是坚持这一观点的,并把它视之为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依据,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产品经济,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非商品经济社会。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回顾说:“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地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④
列宁所说“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大致有两层含义:其一,比较现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的观点,而个中却孕育着后来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说,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即使不处于战争环境,也会沿着这一思路顺理成章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其二,苏俄搞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破天荒的一次伟大试验,而这种试验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的武装干涉,并策动国内反革命叛乱,使苏俄处境危艰,尤其是粮食、煤炭等极度匮乏,难以保证城市和前线的需要。严峻的形势,迫使党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军事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的要害在于:一是由中央总管理局统管全国的生产和分配。国家对粮食、农产品及工业产品实行垄断。严格限制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取缔商业,实行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制,把全体公民组织到生产和消费的公社中,统一分配一切必需品;二是把农民经济性质不恰当地定格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对农民实行剥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⑤出于如此偏颇的理念,党和苏维埃政府按国家需要,强行向农民摊派,征集农民“余粮”,而基本不给农民任何补偿。
军事共产主义推行不久,由此带来的人民不满,少数士兵暴乱,抗击外国干涉军的前线战争失利等许多严重问题接踵而至。随着形势的变化,列宁便洞悉它的弊端,毫不讳言地坦陈“犯了错误”,“遭受惨败”,着手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作了重新认识。
不难看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在理论上,他从认同到怀疑乃至否定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切时宜的观点,正确认识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必经的、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特别是在小农经济占显然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应如此。在实践上,他依据对苏俄国情的重新估量,深深感觉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搞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公有制,尤其是不能把一切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国有化。在个人品格上,他作为郑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所说,不是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成教义,而是方法,而是向导,既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阵地上,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又不胶柱鼓瑟,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在实践中检验它,修正它,推进它,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二
列宁关于根本改变了的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检索他的“" 遗嘱”,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崭新看法。
转移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列宁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⑥无产阶级为了上升到统治地位,要运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但是,在赢得统治地位后,再不能专注于政治斗争,而应当着力于“国内经济关系”,着力于“文化建设”。
为了使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工作重心的转变达成共识,列宁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所谓旧观点的“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既然这样,他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政治作了全新的诠释,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并说:“只要战争允许我们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⑦无产阶级解放这一政治问题的提出,归根到底起源于经济;而它的最终解决,仍然依靠经济。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真正完成政治任务。经济与政治相权,经济不能不处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列宁把政治与经济关系升华到“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在理论上是深刻的,在实践上是有巨大指导价值的,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建立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联系的纽带,是列宁极为重视的另一个问题。俄国是资本帝国主义,但是农民占全国人口80%,小农经济比重极大;所以,党和苏维埃政府能否正确分析和处理个体农民与小农经济,关系到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为此,列宁改正了过去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的错误认识,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可靠的同盟者,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⑨由于明确了农民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朋友,党和苏维埃政府才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取得“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的成就。
至于无产阶级怎样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实现与农民的牢固结合,列宁总结以往的经验,设计出两条重要的途径:
其一是建立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合作社是一种以家庭生产为基础,农民自主经营,保持很大独立性和自主权,只是在生产不同环节和季节以不同形式联合的组织;而这种组织却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也是活跃农村经济,发展城市工业的最好形式。过去,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合作社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列宁纠正了那种错误认识,明确指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并要求“每个人都明白‘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其二是运用自由贸易机制。文明合作社究其实质是商品买卖机关,只有通过它才能使个体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自主处置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换取自己需要的工业产品等,是个体农民的最大愿望,是有效调动个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强发动机,也是个体农民生产资料小私有制在产品分配上得以兑现的重要保证。所以列宁说:“在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尺度。”紧接着,他强调说:“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 解决不了的难题。”⑩
革除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领导体制上的弊端,是列宁反复思考的又一重大问题。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专制制度不能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产生诸多消极的重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领导体制带有军事封闭性缺损,而民主开放性机制不健全。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很好地改造机构一般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新型国家,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事业。”接着他指出:“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了改善机构。”14
怎样“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呢?列宁提出如下几点设想:首先,党政职能分开。列宁针对苏俄以党代政的不良现象,一再要求将党政职能分开。他在《关于对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15党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自己通过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引导政府工作,并以相应的机制保证和监督政府贯彻执行。党对苏维埃政府的行政工作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把不该管的事管起来,势必削弱政府独立自主办事的精神和能力,使政府工作不能正常运转,从而有效履行自己的社会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同时,也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对重大决策的注意力,妨碍自身建设,也不利于主要从政治上实现对政府的领导。党干预甚或代管政府工作,还是沙俄集权的阴影在作祟。
其次,防止个人专断。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敏锐地感到当时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太粗暴”,托洛茨基“过分自负”,从而尖锐地指出:“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16他采取的防止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党的中央领导人实行监督。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认为,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注意任何人的威信都不能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17二是实行一人一票制。中央委员与总书记是一班人与班长的关系,总书记是班长,群龙无首不行;但是,总书记不能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制”,而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至几十人甚或一百人,而在表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18
三
比较好就好在列宁在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时,把经济置于首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由于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因此从政治视角考虑问题竟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尽管又遇到经济问题,但是既不习惯,更不善于处理,往往出现重政治轻经济,甚至以政治代替经济的趋向。迄今为止,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主要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然而,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主要的、最高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尽快增加生产总量;不这样,社会主义便失去物质基础,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就不能不断得到满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只能是海市蜃楼。这种由政治转向经济的认识的变化,虽然是艰难的,甚而是痛苦的;但是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现代国家理念的要求看,又是必须的,至为重要的。我们当然不能忽视政治,也要从政治方面考虑问题,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可是,政治为经济所决定,其目的在于发展经济,因为经济是基础,离开经济政治不仅是一只空壳,而且势必扭曲、变形。正因为如此,列宁提出发展经济,增加产品就是政治。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片面地、过度地强调政治和政治斗争,结果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造成政治恐怖,极大地伤害了苏联人民,而经济除军事工业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时期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埋下了后来苏联解体的祸根。
比较好就好在列宁觉察到并着手改变苏俄某些不良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转型,具有划时代意义。正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经验可资借鉴,所以人们总是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中,简单地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能完全解放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开辟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没有或很少发现体制上可能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生产力的束缚,对人民群众建设热情的挫伤。如邓小平所说的:“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25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当是触及社会主义体制弊端并试图加以改革的开先河的人。他在晚年重病缠身之际,仍殚精竭虑地思考苏俄党和苏维埃政府体制上的缺失,初步提出建立新体制的若干重要措施。所有这些,都为后继者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提供了最初的、重要的思想资料。斯大林继任后,非但未能遵循列宁的较好思路走下去;相反,将苏俄不良体制推向极端,个人高踞于集体领导之上,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唯我独尊,唯权是用,从而严重削弱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大大降低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注 释:
③列宁全集(第15卷)[M]·112
⑤⑦列宁全集(第31卷)[M]·16·336-337
21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139·370
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