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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物形象分析篇一
《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回村里做了老师，可是没过几年，他的教师职位就被别人顶替了。
无奈之下，他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
高加林是不甘心的，没想到他寒窗苦读多年，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原点。
他会写东西，有文化，不应该被埋没在黄土地之中。幸运的是，他还真的等到了一个去县城做记者的机会。
那时的他，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因为他优异的表现和出色的外型，没过多久，他就成为了当地的新起之秀。
按理说，一个农民的儿子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一种不错的结果，然而，他依然不甘心。
当黄亚萍向他示爱，表示自己的父亲有能力让他去大城市里做记者时，他心生向往，为了这个所谓的前途，他不惜放弃初恋巧珍，和黄亚萍谈起了恋爱。
有人说，每个士兵都要有一颗做将军的心，事实是，并不是每个士兵都有做将军的条件和资格。
高加林心中装着遥远的星辰和大海，他为了实现这一点，不惜以婚姻为跳板。
可是，捷径虽便捷，却不是保障，别人可以选择给你搭的桥，也可以分分钟选择撤回。
最后的高加林，因为恋爱的事情得罪了别人，结果被革职处理。一时间，他没有了未来，也丢掉了现在。
高加林无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有理想，有知识，有文化，他不愿像无数农民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渴望离开这贫瘠的土地。他高加林接受过新思想教育，血气方刚，热情奔放。有追求自身发展的愿望。
高加林由于受到父辈的影响，他具备天下农民所特有品质朴实。如小说上所描绘的那样：在劳动时，他手磨起了水泡，流出了血，他憨厚、老实，当他第一次和巧珍在大马路上并肩行走时，心呼呼直跳，感到很难为情。也更是这种朴实，使他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这黄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高加林这些性格特点，有时是孤立的，有时又是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高加林以上性格形成，与他生活的社会、家庭、自身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
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物形象分析篇二
高加林，是路遥一九八二年的中篇小说《人生》中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他的身上既表现出当代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又随身携带着这代人所具有的各种精神弱点。
高加林是作为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站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是父亲是县里的什么干部，那么像他的同学那样进县里的广播站、副食品门市部，走入另一种人生轨道也就算不上一回事了，但他的父亲是个黄土地上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于是，这个现实前提就名正言顺地替他安排下这份现实位置。高加林并不怀疑这个其实大可怀疑，但由于沿袭已久，以致具有了天经地义意义的分配原则。当一个当地乡村小学民办教师，这对于一个纯农民血统的晚辈来说，已经够幸运的了，这意味着他可以从艰辛的纯体力劳作的生活中脱身出来，从事精神性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份相对而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性，大队书记也就犯不着为了安插自己的儿子，去串通县里和公社里的有权势者，通过“合法手续”把他从教师队伍中除名了。从教师变成黄土地上的农民，对高加林来说，无疑意味着自己经济地位尤其是社会地位的贬值，这种贬值由于直接导源于有权势的人，因而尤其显得不公平，于是理所当然地激怒了作为当事人的高加林。在一个风雨之夜，他发誓要在社会面前与这些压制他的人一比高低。作为实现誓愿的努力，他写出一封求告信，要求在军队里当副师长的叔叔给他找份工作，这种因为遭到权势作弄而企求更高的权势与之抗衡的心理和行为，是权力至上社会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现象，对高加林说来，则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悖论：他所渴求和利用的，正是他所要反抗的东西。当受到命运打击的时候，高加林采取的并不是联合村民或者向上告发的方式，去扳倒那个不正派的大队书记，而是以下苦力死命劳作和隐忍挎篮子上城叫卖馒头的屈辱，在不公道的现实面前，显示自己不可侵犯的人格和意志。同时，他意外地获得了刘巧珍的爱情，巧珍不仅有着美丽的外表，有着农村姑娘难以企及的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很不平常的精神追求，大胆的爱情表白方式，而且还兼具传统贤良女性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如勤劳、朴实、善良、忠厚……，她以她带有传统美德色彩的真挚爱情，向站在人生起点上失意彷徨的高加林，无偿地提供了温暖的心灵憩所。在爱情中陶醉了一阵的高加林，由于一次进城装粪肥所受到的屈辱，曾愤愤地坐在河边，“眼睛里转着泪花子，望着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屈辱感从反面煽动起一种盲目的报复心理。就在当晚，他如愿以偿地收到了一封信：在军队当副师长的叔叔转业回来了，职务是该地区专署的劳动局长。命运突然向高加林伸出了造福之手，一下子扭转了他失意的生活处境，把他引进县委大院，成为一名县通讯干事，使他那久受压抑的精神文化上的才智得以在新的生活机遇中如鱼得水，尽情进发。他的聪明才智和多方面的能力使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这种目信激起了他在生活中的进取心。这种命运的中途转机，与其说是个人拚命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来自偶然的机遇。当高加林踌躇满志地创造并且享受着这份摆脱了压抑的全新的生活境界时，他又得到了县委干部的女儿、县广播站播音员、自己高中时的同学黄亚萍的垂青，有着“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晴清澈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视剧《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至于黄亚萍自己，则不自觉地充当起冬妮亚的角色。在对生活、对自己作了重新估量之后，高加林与巧珍的爱情，就逐渐被同黄亚萍那高雅而又世俗的恋爱所代替。
县药材公可副经理的控告揭发，表面上看来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高尚目的(因为高加林是依靠“关系”，从“后门”进入县委大院的)，背后的实质则是因为家族利益受到损害而对高加林实施的怨恨(这个副经理原是黄亚萍未婚夫的母亲)，控告使高加林顷刻之间处境一落千丈，失去了踌躇满志舒展才华的舞台，失去了理想的前程，同时也失去了自己选择的爱情。当不断追求，却又一无所有的高加林疲惫不堪地返回老家重新站到原先的生活起点时，刘巧珍已经承受着惨痛之至的被遗弃的命运出嫁了，而德顺老汉则已经守候在村口多时，等待着高加林前来聆听自己的一番宽慰兼训导： “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高加林默默地倾听着，但未置可否。
高加林的这段故事，形象地展示了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冲突。德顺老汉对土地血缘般的亲情，出于一种古朴的观念，那就是从哪里来的就应该在哪里寻求人生的位置，而不得擅自更动这种预定的生存秩序，否则，便会受到某种惩罚，高加林的处境，在德顺老汉看来，正好是这种古朴观念的印证，由此更加深了德顺爷对这种观念的确信。其实，这种观念大可质疑，因为按德顺爷的说法，既然土地养活的不仅仅是高加林一个，而且养活着整个世界，那么，为什么非要高加林回到土地上不可，而世界上其他的人却又无需回到土地上呢?高加林不甘心困守在土地上，要求从土地上出走，走进城市，由简单的劳作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平等、民主的生存观念：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都应该同等地具有人生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力。这种生存观念较之德顺爷们宿命般的、知足常乐的古朴观念，显然要离现代生活方式亲近得多。在某种意义上，高加林离弃刘巧珍，选择黄亚萍也同样体现了上述的冲突。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情，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传统贤良女性在爱情上的无私奉献境界，在这种奉献精神的隐潜面，则是等待着无偿占有，这种在人格上根本缺乏对等性的爱情境界背后，有着一种沉重的因袭的道德规范。而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相爱主要源于精神交流所达到的心灵契合，在人格上彼此大致对等，因此，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离异，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他对传统生活方式和感情模式的抗拒。
在高加林身上，个性开始努力挣脱着历史残留的观念枷锁。高加林的失败，一方面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历史现状，换句话说，历史还没有来得及走到使合理的愿望完全合理，同时使不合理的东西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自身的某种精神缺陷，那就是他将自身执着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仅仅理解为自己世俗社会地位的不断递增，在高加林心目中，则体现为进县城、省城，当记者、干部，似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身份变换为记者、作家、局长之类，才是人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对人自身价值的一种肤浅的理解。其实，人的自身价值并不体现在世俗身份地位的高低之上。不过，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尚未能与社会承认协谐一致，而社会承认又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中介，因此，年轻的追求者以急于提高自身世俗社会地位，急于争取社会承认作为追逐目标，又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高加林处于愿望超越了自己现实障碍的顺境时，自信心便陡然高涨，而一旦现实对他的愿望构成沉重压力时，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便会在他那里一下子变得异常软弱，在他的身上，还欠缺一种真正能主宰自身命运的持久耐力和坚韧意志。此外，在他身上还潜伏着另一种悲剧性的因素，那就是，彼此排斥而又奇妙地糅合为一体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当高加林在乡村人面前采取一种精神上的优越姿态，而在城里人面前又时时摆脱不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时，我们明显感到了他的精神世界所存在着的危机。
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物形象分析篇三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中塑造的男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仍然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生活经验还不丰富，思想还不够成熟的还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和坚定信念的青年形象。他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憎恨；他既可爱，又可悲。在他身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品质：自尊，自卑，脆弱，勇敢，朴实，虚荣，坚毅，浮躁等。在他身上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人生》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当代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形象。高加林这个形象，内涵丰富，又具有较大普遍性，他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性格矛盾又统一的活生生的人。他的生活遭际和思想面貌，在八十年代青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既不像过去那些先进的新农村青年那样，脚踏实地的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奉献力量，也不是热衷于建设自己的安乐窝，或者为谋取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庸碌之小辈。在高加林身上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交织着时代变革新引起的追求和矛盾。
高加林是幸运的，他有理想，有知识，有文化。学校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城市为他打开了另一个更为绚丽多彩的世界的窗口，他曾对现代文明怀着炽热的向往。他不愿庸庸碌碌的生活，极想有所作为；他又是那么不幸运，他毕竟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儿子，理想同现实间存在太大的距离。这些使他在人生的十子路口一直徘徊、郁闷，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他深爱着生他养他的故乡的土地和亲人，但他十几年拼命苦读，就是为了不向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他深知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内心深处也从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却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时时渴望离开这贫瘠的土地；他编织着美丽的梦想，但却违背了现实。毕竟他不应该蔑视孕育生命的土地；而最终成为一个孤独的失败者。当然小说中高加林生活之路并没有走完，他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艰苦的跋涉者，他的思想仍处在急剧的变动中，而不是一个走完人生之路失败者。日后，他经过正确人生观的指引，他是可以成为推动生活前进的一种力量的。[2]p2
通过阅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高加林具有如下性格特征：
高加林接受过新思想教育，血气方刚，热情奔放。有追求自身发展的愿望。从小又受父母的娇生惯养，父母用辛勤汗水换钱供他上学。他身上的泥土味已冲刷得差不多了。因而会不自觉地感到自己不比别人差。在他被撤了教师职务后，表现极为强烈，他想只要高加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更强。去县城掏粪时与克南妈争吵后，眼里噙着了泪花，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暗暗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的年轻人那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3]p32此时反映出高加林如此强烈的自尊。从小说中可以看出，高加林是有能力的人，连高明楼这样的“大能人”也不能不感到一种威慑，不能不感到“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高加林是优秀的，自信心可使他进取，但也可扭曲他的灵魂。于是我们在他自信的背后，发现了一种隐藏更深的自卑感。在他第一次去卖馍，却因为是熟人，而不愿去做那笔生意。当遇到老同学张克南和黄亚萍时，对他们所说的话非常敏感。即使他们是很真诚的，但在他看来，是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优越性。高加林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精神处于一种藐视的状态，说话时不时的讽刺、挖苦。最终老同学不欢而散。在卖馍的过程中，他后悔不该来。感到自己象一个真正的乡巴老。觉得周围的人
都在看他，他低着头，什么也不敢看，连叫卖也不敢。心里难受得象无数个虫子在咬。在城里掏粪时，紧张防备周围，鬼鬼祟祟象做贼一样，恐怕被熟人看见丢面子。每当看见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从河对面公路奔驰而过，雪白的的确凉衬衫，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身影时，他的心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苦涩的味儿顿涌心头。就像吞了一口难咽的中药，难受极了。即使和巧珍在一起，他也会认为那是堕落和消极的表现。他的自卑是强烈的。
高加林之所以有这样的自卑感，与他的思想意思是分不开的。他一心想离开这贫瘠的土地。他不愿象他父亲一样当一辈子土地的奴隶。害怕的贫困、愚昧。他始终渴望到大城市去，渴望施展“抱负“。因此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在当教师时，不断发表文章，刻苦钻研。并且得到了认可―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师。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周围的人没有去承认他，发展他，而是让社会的不良之风，深深伤害他，使他回到了黄土地上。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我们社会的肌体是健全的，假如社会主义阳光照耀在每一个角落，那么高加林周围的环境力量就有可能不段完善他的性格，而他本人或许能够避免他的悲剧命运。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完全确立的青年。由于社会尚不是由他们来开拓，他们的视野就显得过于狭窄，往往容易被生活表象所迷惑。而当他们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这一影响就更不能低估。在以高加林为典型意义的青年形象中，自信和自卑彼此排斥却又紧密胶合在一起。这正是他性格中潜伏着的悲剧性的危机。
高加林是自信的。而当现实扼制了他的“欲望”，他又变得灰溜溜的，一蹶不振。他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本身化为现实的真正动力。他只能在顺境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貌似强者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却是一颗脆弱的、不稳定的自我。
高加林的脆弱性在他两次大的人生转折中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当高加林被挤掉教师职务，第一次复归到土地上当农民时，他感到理想破灭。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无法冷静下来。三年的教书生涯，美好的梦想顷刻间就变成了泡沫。他的脸痛苦的抽搐着，一只手很很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流下来。他不思茶饭，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自己。或许他的拼命劳动只是希望用极度的疲劳来消弥骚动的“欲望”。当他走后门当了县委通讯干事，而事情败漏，他又一次被谴回农村时，又一次感到孤零零的自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不知自己从什么路上走来，又向什么路上走去…。想到破灭的不仅是那远走高飞的幻想，也是与黄亚萍那并不牢靠的“爱情”。又想到自己以后贫穷的农民生活，他痛不欲生，想叫叫不出，想喊喊不出。他甚至想到死。。然而这一切怨谁呢？想来想去，反而恨起了自己：他两只手疯狂地揪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纽扣“崩崩”地颗颗飞掉……。在波涛起伏、曲折不平的人生道路上，高加林就是这样地失败了。当他孤魂般走在大马河川道上时，山坡上传来的是孩子们辛辣而直率的信天游歌声：“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这利剑般闪射着冷峻真理光辉的古老歌谣，虽然从孩子们口里唱出，但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他感到惊心动魄。只有在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有了五内俱焚的痛悔。高加林是一个彷徨与人生十字路口，生活阅历还不丰富的青年。遇到挫折不能积极面对，只会痛苦、流泪、抱怨、后悔。表现出极度的脆弱。但只要受到别人的安慰，鼓励，他会作深刻的自我反省，对生活产生希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他还会振作起来，前途还是美好的。
尽管在逆境中高加林往往表现的很脆弱。但在顺境时，他往往表现的很勇敢，积极进取，具有一种冒险精神。
高加林痛苦于农村落后，渴望现代文明的春风吹到这闭塞的地方。因此，在他当上农民以后，与因循守旧的古老生活方式发生了反抗力。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特有的力量与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挑战：他鼓励巧珍刷牙；闹了一场“卫生革命”；藐视农村“明媒正娶”的传统道德，和巧珍大胆公开彼此的爱情，公开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巧珍骑着一个车子去逛县城。可见，高加林是以一种勇敢、挑战的姿态，冲击着农村的平静，和古朴的生活方式。憧憬着现代文明的生活。
在到南马河公社采访时，他的勇敢精神表现的也很明显。南马河几个村庄都被洪水淹没。高加林没有骑车子，黄昏才出发。没走几里，天就黑了。此时他并不害怕，他精力充沛、动作敏捷。一刹那间需要牺牲什么，他就会献出什么。到了南马河，脚上流着血，但没有休息。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高加林这种勇敢精神与他自身的性格和经历有关。首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受过新思想的影响，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当面临这样的大灾难，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一种责任感让他冲在了前面。再者，高加林是一个要强、好胜、狂热、有自尊心的人。这一次采访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表现机会……。当他听到那篇没被改动的第一篇报道时，一种幸福顿涌心头，忍不住轻轻地高吹起了口哨。
高加林由于受到父辈的影响，他具备天下农民所特有品质―朴实。如小说上所描绘的那样：在劳动时，他手磨起了水泡，流出了血，他仍然挺着。在县城掏粪时，哪个厕所要是没粪，他立刻失望丧气，哪个厕所粪多，就高兴想笑，像是发现了金子。在失去教师职业后，他抽的烟由纸烟变为旱烟，表现出他生活的节约。他憨厚、老实，当他第一次和巧珍在大马路上并肩行走时，心呼呼直跳，感到很难为情。也是这种朴实，才使巧珍和他走近。也正是这种朴实，使他主动上地里给父亲帮忙；给母亲拉风箱。并且还养了兔子，想搞点副业。。他忙忙碌碌，俨然象个过光景的庄稼汉。也更是这种朴实，使他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这黄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高加林还拥有农民儿子质朴的责任感和内疚感。虽然他在精神上承受压抑和痛苦，但看到在劳动中的母亲满头的白发；瘸腿的父亲一轻一重地出山……。想到庄稼人的吃苦精神，眼里流出了泪水。在作品下篇，我们看到，当他和黄亚萍在一起时，猛然想到巧珍，心如刀绞，情绪的热情忽至冰点。内心深处，是一种深深的愧疚与谴责。
我们知道，高加林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不甘不如人。始终渴望到大城市去，渴望施展“抱负”，其目的仅仅是实现自我价值？还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这在高加林思想上显然是相当模糊的。于是，在这特定的环境中，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度膨胀：当巧珍要把狗皮褥子拿到县城给他时，他有点严厉地说：“我不冷！你千万别拿来，人家笑话哩！”[7]p35在县通讯处的那些日子里，他不断陶醉在事业的成功中。他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骄傲和自豪，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甚至和同志们说话都言词尖刻，才气外露，得意之情溢于表。但他有时也会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他有更大、更高的抱负和想法。不能满足于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甚至在省城的大街上，看到公园里一队对挽胳膊走路的青年男女，也幻想着自己
令人神往的富于彩色的大城市生活。高加林的内心是虚荣的，他的所谓个人抱负和个人前程，始终是他内心深处最萦绕关注的东西。正是这个日夜困绕着他内心的幽灵，指使着他走错一步，再走错一步。人生的道路是复杂的，社会的矛盾也是错综的，然而决定一个人性格面貌的，毕竟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操。[8]p32当他和黄亚萍旧情复萌，重新恋爱，以及在这种爱情矛盾的厉害权衡中，“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成为最重要、最有分量的“砝码”。于是“权衡了一切后”他“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黄亚萍远走高飞”。纯真的爱情终于被压倒在内心的虚荣之中。他无情地抛弃了巧珍这个天真纯洁姑娘赤诚如火的爱情，卑劣地伤害了一颗纯正坦直的心灵，也暴露出他灵魂深处潜伏着很不美妙的污垢！我们可以看出高加林对刘巧珍和黄亚萍的选择，并不是由爱决定的，而是由内心的虚荣决定的。谁能满足他的虚荣，他就会选择谁。思想意识的错误，致使最终陷入痛苦深渊。
高加林这些性格特点，有时是孤立的，有时又是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高加林以上性格形成，与他生活的社会、家庭、自身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高加林生活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气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的习俗的城镇郊区，一个交织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生活环境。也是现代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碰撞最激烈的时期。他的理想与现实、性格与环境交织的错综复杂，又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副令人不可思议的画面：一个明明有才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却被别的有权势的人同过“合法手续”而从教师队伍中除名；随后他又依靠自己的“关系”，进入县委大院，而“纪律检察委员会”又以合法的途径将他重新除退。生活在这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环境中，高加林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有的只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还有家庭环境、自身思想意识对他性格的形成也起很重要的作用。农村的落后、贫穷及父母对他的精心培养，创造了他一心离开黄土地的自身条件。我们从作品中可看出，形成他复杂性格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身的思想意识。由于刚步入社会，对生活认识不清。错误地把个人的欲望当作理想，不能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过分强调个人的需要。缺乏扎根土地，在家乡的土壤上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这些思想意识，促使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矛盾重重，徘徊不前。
高加林的悲剧不是偶然，大量的偶然性中显示出了生活的某种必然性：传统的生活已经容纳不下这一代青年对人生的追求，而他们又往往不太理解通往新的生活的正确而又艰难的道路。他们理想大于现实，盲目追求实际上不能得到的东西，得到的必然是一种对人生扭曲的认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像高加林这样的青年也并不少见。文学是一面镜子，高加林这样具有丰富内涵和典型意义的形象，无论他的逆境、顺境、长处、弱点、教训和悲剧，都具有发人深思的鉴戒的力量。希望那些徘徊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们从高加林的形象中得到启发，正确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诚恳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让人生的理想之花开得更加鲜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