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防治腐败的思考
经济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也是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发源地。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应重视研究解决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逐步铲除经济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经济领域滋生腐败的主要因素
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存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经济领域滋生腐败的主要因素有四：
第一个因素：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在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全面到位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运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导致腐败的重要源头。各国经验说明，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适当的干预和控制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行政干预，就会制约经济发展活力，甚至产生一些消极腐败问题。近几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削减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把配置资源的权力更多地让位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权力寻租”问题。但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项目，由于有的还没有科学规范管理，“权力寻租”问题仍然存在。对行政审批权力有一个再清理、再规范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行业和部门垄断。其主要是借助非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市场垄断，以谋取高额利润。一些行业表面上看似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但实际上是在搞行政垄断，谋取部门利益，使部门既得利益固定化。行业垄断导致主管部门行为企业化，产生大量的收费，加重了企业和个人负担，也导致了分配不公和行业间收入的巨大差距。
第三个因素：体制制度的空隙。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健全完善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法律制度还不健全，使腐败行为在经济领域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比如：商业贿赂问题的滋生蔓延，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律制度不健全有关。我国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的立法不够完善，目前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善的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经济转轨时期的法律制度缺失与滞后，很多应该得到法律制裁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很多应该得到制度规范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规范，这也是经济领域腐败现象得以滋生的原因之一。
第四个因素：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各个层级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凸显，分配不公带来人们的心理失衡，利益冲突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也是腐败问题滋生的内在动因。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收入较低，相当数量的人心理失衡，有的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与企业打交道中谋取私利，大捞不义之财；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发展，搞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有的企业为了获取市场交易机会或有利交易条件，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大肆进行商业贿赂等。
防治经济领域腐败的拓展方向
从源头上防治经济领域腐败，应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某些领域取得成效之后，应拓展防治的广度和深度，拓宽领域和范围。
一是实现由流通领域向生产、分配、消费领域的拓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流通是生产的自然延续，生产与流通相比，生产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分配、消费环节都是再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为生产、流通提供了条件。我们在流通环节治理商业贿赂取得明显成效后，就应当逐步将防治腐败的触角延伸到生产领域、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应注重解决生产领域中存在的以制造假货、破坏环境、安全事故等相关的腐败问题；在分配领域应注重解决税收流失、分配不公等相关的腐败问题。在消费领域应注重解决售假坑害消费者、市场垄断等相关的腐败问题。
二是实现由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的拓展。过去我们把防治腐败的重点集中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在这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和遏制后，应将防治腐败的触角延伸到私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去年１１月底，全国私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３８０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占ｇｄｐ比重已经超过二分之一。从发展趋势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其占ｇｄｐ的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这说明，私营企业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单元。应延伸反腐败的触角到私营企业，进行有效规制。
三是实现由“需求方”向“供给方”拓展。以往反腐败重点在“需求方”，主要是对公共部门的官员进行监督制约和严肃查处，而对“供给方”监督不够、惩处不力。反腐败不仅要对公共部门的官员进行监督制约，还要用法律和道德规范企业的商业行为，创造良好的商业竞争环境。不仅要着眼于腐败的“需求方”———收受腐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还要着眼于腐败的“供给方”———腐败资金的来源；既要反对和惩治接受方，又要打击和惩处供应方。斩断供给，遏制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