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护士递来的手术刀，与他的手掌轻轻相击。
６号手术室。又一次，老人伸向血肉深处，静静摸索。
剥离、阻断、切除，他双手取出肿瘤，缓缓托起。这一刻，这个重达５斤的肝癌肿瘤，不过是一枚枯萎的毒果，而曾经被它肆意吞噬的肌体，已然跨过重生之门。
这是一双白皙、修长的手，不颤不曲，灵巧有力。唯有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那是常年握止血钳的结果。
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曾在抗战烽火中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描过图，曾被人称为天生的艺术之手。但，它们最终选择在一个与生命最近的地方劳作。
这双手在肝脏的方寸之地破译生命密码，把１万多名病人拉出了人生的绝境。许多患者千里迢迢赶来，仿佛握一握它们，就看到了生之亮光。
这双手属于吴孟超，一个从医６８年的医生，一个有着５５年军龄和党龄的军人、共产党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吴孟超有众多头衔，但病人都叫他“老神仙”，学生们称他“老爷子”。
吴孟超今年８９岁，身高１６２厘米，背有些微驼。他至今仍保持着年平均２００台的手术量——这或许是世界上做手术时间最长的纪录了。
他忘记了时间，时间也忘记了他。
他和时间一起，诠释着那守护生命高地的两个大字：医魂。
柳叶刀尖
“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就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快，准，狠。
——在吴孟超的手上，诞生了享誉中外的“吴氏刀法”。
没有申请专利，但得了真传的弟子外出做手术时常常让同行惊叹：“你是吴孟超的学生吧？”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７日上午，６２岁的费新根躺在了吴孟超的手术台上。
３个月前，在某家医院里，这位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白白地“挨”了一刀——肚子打开，才发现肿瘤长在最复杂、最危险的中肝叶，而且包在主血管上，医生不敢切。要家属签字做肝移植——４０万元，这个普通家庭哪里拿得出来？只好又给缝上了。
面对辗转找来的病人，吴孟超３次Ｂ超查看，召集专家会诊，最后决定：根本不需要肝移植，肿瘤能切除，而且由我来亲自切。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吴孟超时而定睛挥钳，时而探向看不到的地方，摸准了，又是一刀，嘴里还不住嘟囔：“没好好检查就把人家肚子切开……怎么会有这样不负责的医生啊……”
仅仅两个小时，肿瘤成功摘除。患者几周后康复出院时结账，２万元。
并不是所有的手术都波澜不惊。
１９８６年的一次手术中，病人巨大的血管瘤突然破裂，出血不止。助手们想用丝线结扎，但就算用最粗的线，也扎不住瘤子如冻豆腐一般薄脆的壁。
这是此前从未遇到过的险情，病人命悬一线。吴孟超一把取过盐水纱锭，剪下一缕宽布条，扎住了破裂的血管。
在助手严以群的记忆里，这样止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大师才有这般果敢！
手术台上的一幕幕，吴孟超的学生们津津道来。
别人先处理枝蔓，他一上来直奔主题；别人边做边想，他几无停顿；别人两个小时完成的手术，他能缩短为一个钟头。
“手术时间越短，病人的身体恢复越快！”有一年去法国观摩手术，法国医生不紧不慢，吴孟超倒是急出了一身的汗。
他的雷厉风行，像机器设定般熟练精准，又如高山流水作画作诗般一挥而就。
即使是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也难以描绘出肝脏结构的复杂程度。
进出肝脏的４支管道，是肝部血管的主干。主干分出更多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如同一棵大树，枝叶繁茂而难以尽数。
作为内脏中最大的器官，肝脏强大而又脆弱。主干和主要连接是不能碰的，哪一处捅坏了，病人都可能活不了；肝静脉壁更是比纸还薄，钳子一触就破。
肝外科医生们的手术刀，就是在这纵横交错、险象环生的血管间游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斩关夺隘！
“开刀就像编篮子，有的人没编几个就很圆，有的人编了一辈子都是扁的。”吴孟超开玩笑说，外科医生是有天赋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吴老手术厉害，是因为肝脏在他眼里早就是立体、透明的了。”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说。
他清楚每条血管的走向，如同将军了解战场上的每一道河流山川。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肝脏的内部结构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在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吴孟超和同事们反复试验。
怎么做出真正的肝脏血管模型？
１９５９年春天，容国团在世乒赛上为中国夺得首个世界冠军的消息，点燃了吴孟超的灵感。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泡入丙酮溶液，再把溶化后的胶状物注入肝脏血管。
定型成功！肝脏血管构架像珊瑚一样呈现在面前。
这些美丽的珊瑚，开启了吴孟超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历程，也是中国一代代肝胆外科人的启蒙教材。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孟超创立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创立的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提高了世界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他完成了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当人们把“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的美誉送给吴孟超时，他同样对这项事业报以深深的感激。“能用学到的技术为人民解决痛苦，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追求。”
“您已经功成名就，别再做手术了。万一碰上失败，毁了一世名声咋办？”有人劝告耄耋之年的吴孟超。“老爷子”很火：“我的名声和病人的命放在一起，你说哪个更要紧？”
吴孟超至今坚持每周做6－８台手术。哪个星期手术排得少了，他就不高兴。结束得早，他会趴在别的手术室窗户上往里张望，看到不满意的事，还得“骂”两句才走。与那些可以算作自己“孙辈”学生的助手们一起工作，吴孟超觉得自己年轻了，而每挽救一个肝癌病人所带来的愉快，更是无法衡量。
有年春节，护士长程月娥看到吴孟超走出手术室的洗澡间，很是奇怪：“这几天没有手术，您上这儿干吗呀？”
吴孟超捋捋湿漉漉的头发：“没事，来转转。”
程月娥大笑。“老爷子”这是在家里憋慌了，来手术室过把瘾呢！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吴孟超曾担任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
“最不喜欢别人拿着一堆东西找我签字！”吴孟超的性格直爽而简单。常常是会开到一半，他站起来就往外走：“我开刀去了。”碰到不开心的事，他也总说：“开完刀就好了……”
“我是个外科医生。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就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吴孟超离不开手术台，就像战士难舍钢枪，农民恋着自己的庄稼田。
这份爱如此浓烈，尽管步履已不如年轻时轻捷，岁月竟没有在他的双手上留下痕迹。同事们说，跟几十年前相比，吴老的手一点儿不抖，精气神丝毫不退，技术还更加炉火纯青！
“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要是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绝不会上手术台！”吴孟超对自己的能力了然于胸。
不熟悉的人，多少有些疑惑。
日本的同行来过，端着摄像机把吴孟超的手术从头拍到尾，也没能弄清楚他那双手是怎样成就了“第三只眼睛”；
美国的教授来过，手术连看３天，最后还是不相信：“他真的有８０多岁了？”
他是天生的外科医生，他是柳叶刀尖的舞者，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铁汉，他是让时光驻足的强人。
２００５年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下连队，上哨所，白发的将军为年轻的战士们查体看病，成为多少边防军人最温暖的记忆。
９８抗洪，他坚决要求到前线。１０年后的汶川救灾，他又提出和学校医疗队一起奔赴灾区，背包都打好了，最后还是被留在后方救治转运而来的伤员……
２００４年，陈汉教授去世。４年后，裘法祖院士去世。
一个是他的同事与好友，一个是他的恩师与至交。
比他更年轻和比他更老的老头走了。似不经意间，吴孟超向跟随自己２０多年的程月娥说了一句：“我的有生之年恐怕不多了。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手术台上，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给我擦擦，不要让人看见我满头的汗。”
闻者泪湿襟衫，吴孟超的目光却依旧清澈如水。
医者仁心
“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
最终找到东方肝胆医院和吴孟超的，大多是无路可走的重症病人。
２００４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的湖北女孩甜甜生命垂危——她的中肝叶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尽管早在１９６３年，吴孟超就成功实施了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直到２１世纪，仍少有医生敢涉足这一“禁区中的禁区”。
好心人说，上海有个吴孟超，你们找他试试吧。这个２０岁出头的花季姑娘，就这样站在了吴孟超面前。
要进手术室了，父母抓住甜甜的手不肯放，甜甜也告诉自己，这恐怕是今生最后一面了！吴孟超立即弯下腰轻声说：“不要紧张，你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你身边……”
两天后从昏迷中苏醒，甜甜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孟超，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事了”。
生命还在！
甜甜这时才知道，手术做了整整１０个小时，吴老创造的肝门阻断，前所未有地在一个手术中实施了４次，才将那个重达９斤、足足有排球那么大的瘤子切下来。
５年后，甜甜把自己的婚礼选在了从吴孟超刀下获得新生的那个日子——９月２４日。
国外的文献中，直径４厘米的血管瘤就被定义为“巨大”。然而，吴孟超面对的，几乎都是“超级巨大”的肿瘤。
１９７５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临产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治。１２个小时手术，吴孟超和同事们大汗淋漓地切下一个１８公斤的瘤子。
直到今天，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的肝部血管瘤；直到今天，陆本海仍健康地活着。
翻开吴孟超的履历，他在无数个本可以拒绝的病例中创造出了一连串的“之最”。无论是在几十年前还是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这些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都是难以复制的奇迹。
“做手术不是做病理解剖，而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许多外科手术教程都是这样开头的。“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渡过河。”老师裘法祖的这句话，更是让吴孟超记了一辈子。
一个冬夜，吴孟超忙完一天回到家，已是晚上１１点多。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李捷玮，第一次从吴孟超口中听到了一声叹息：“我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
李捷玮扶着他上了楼，吴家门口却守着好几个病人。一问，都是来请吴孟超看片子的，等了半天了。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吴老也要休息啊！”李捷玮有些生气。
吴孟超也说：“你们能不能明天再来……”话说了一半，又改口：“进屋坐吧。”
一到吴孟超出门诊，门诊部主任满晓波就揪心。好不容易见到大夫，病人总是反反复复地倾诉，生怕医生没听明白自己的病情，但吴老一个上午要看１０个病人，其中大多数还要亲自做Ｂ超呐。
满晓波心疼，偶尔会忍不住打断病人。这个时候，吴孟超总是狠狠地瞪他一眼：“你多什么嘴？”
“一个人得了肝癌，整个家庭往往都垮了。跟病人多说句话，跟他握握手，就能给他和全家人信心。”吴孟超说。
一个日日目睹生命苦难的人，胸怀一定是博大的。否则，他的心怎能盛得下那么多孤注一掷的托付？
冬天查房，吴孟超会叮嘱学生，先把听诊器焐热了。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他都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弯下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每个大年初一早上９点，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双手握住病人的手，一个不落地向每个在这里住院的人道一声：“新年好！”
历经岁月积淀，大医之风成就无数传奇与传说。
医院门口，常有人见到吴孟超就扑通一声跪下，递上带来的ＣＴ片。年近九旬的吴孟超就那么在太阳底下站着，一看就是半个小时，然后朗声道：“还有救，来住院吧！”
对方无不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在很多被病魔折磨的人们心里，吴孟超是神仙，他那双金手轻轻一动，就能让人起死回生。
吴孟超当然不是神仙。怎样才能治病救人？他说，一要爱病人，二要有技术，三要踏实地工作。
对工作的要求，吴孟超近乎完美。
集体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刀。吴孟超会一个个询问，你们都说开刀，麻醉选择什么？器官插管准备好了没？肚子开了拉不上怎么办？他要求大家像放电影般一步步预想手术过程，想好了，才能确定做不做、怎么做。
即使手术方案已经无误，手术前一天，吴孟超还会与Ｂ超室医生一起再次进行病灶确认。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拿着Ｂ超图设想手术部位的三维画面。第二天进了手术室，还要再读一次片。
将军不打无准备之仗，吴孟超不做没把握的手术。
按理说，像吴孟超这样的大师，是不需要全程手术的。助手们把准备工作完成了，病人的腹部打开了，他再来也不迟。
但，吴孟超往往会比所有人提前２０分钟到达。洗手，规定时间３分钟，他要洗上５分钟，还管别人——“你怎么这么快就洗完了？”肿瘤切除了，他还不走，坐下看学生们缝合——“你怎么选那么粗的线？间距是不是太大了？”
对于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的事，吴孟超深恶痛绝。他给自己的医生们定了不少规矩：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能用普通消炎药，决不用高档抗生素；手术缝合尽量手工——吻合器要好几千块，手缝虽然多花２０多分钟时间，不要钱……
在这所医院，肝癌手术所有费用不过２万元左右，远远低于国外和国内大多数医院。一位卖了房产来求医的病人接到账单时感慨：“没想到大上海会有这么低的收费！”
“我们要用技术对病人负责，为病人省钱。”这是吴孟超从医一生的习惯。经营医院，怎能不考虑“创收”？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吴孟超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节约。
纸张用正反两面，会议不提供一次性水杯和茶叶，晚上下班发现走廊的灯还亮着，吴孟超会从头到尾一个个关上……
他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
农民、工人、学生……吴孟超救治过的病人，很多成了他一生的朋友。
蒋声和两次手术时隔３３年，都是吴孟超主刀。医院大楼建成，吴孟超过生日，这位八旬老人都会从浙江赶来。
５年前成功手术的女孩尚蕾蕾，结婚时给吴孟超寄来喜糖，生了孩子又送来红蛋。
还有朱科娜，来到吴孟超身边当了一名护士。２８年前，当她是一个出生仅４个月的婴孩时，正是吴爷爷冒着巨大风险为她切除了肝脏肿瘤。
——那次手术，又是一次震惊医学界的“世界之最”！
“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吴孟超说，“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如果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无数病人就可能在我们的犹豫中抱憾离世。”
大爱无言。
国家使命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我们建议，以‘两弹一星’和‘神舟六号’攻关精神和运行机制为榜样，组成打破部门界限、学科界限的肝癌攻关协作组……”
２００６年春天，吴孟超联合其他６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报告。
此时，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学家。
站在人生辉煌的顶点上，吴孟超牵挂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中国集中了占全世界半数左右的肝癌病人，每年有新发肝癌病例近４０万。尽管我国肝癌术后５年生存率已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的１５％提到了今天的５０％至６０％，仅靠手术和各个单位的分散工作，发病率的下降和治愈率的提高仍然十分有限。
报告引起重视。很快，卫生部将肝病研究纳入“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２０１０年的最后一天，“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式落户上海。吴孟超多年来设想的“集团会战”有了全国性的项目和平台，中国肝癌治疗的“航空母舰”即将起航。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从吴孟超发出第一声追问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
“吴老迈出的每一步，都紧扣时代脉搏，是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里程碑。”第二军医大学政委陈锦华说。
半个世纪前，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正是从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手中艰难起步。
世界第一例肝脏手术发生在１００多年前的德国。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初，中国的肝胆外科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访华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的水平，至少也要二三十年！
在听到这句话的当晚，吴孟超向学校写报告，阐述向肝脏外科禁区进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末了，写上１６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很快，他率领“三人小组”开始了肝脏外科的探索。
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吴孟超，欣喜地迎接着科学的春天。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吴孟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先后培养出的２６０多名硕士生、博士生，成为了我国肝胆外科的骨干。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在吴孟超的建议下，肝胆外科扩充为肝胆外科医院。又过了几年，这所医院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医院和研究所。这个世界一流、国内最大的“院所合一”肝胆基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的科研没有理由不站到世界的最前沿！”这是一位卓越医生的大志，这是一位科学大家的眼光，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情怀！
“开刀顶多是开一个、救一个，没有基础研究，我们就不能真正搞通导致肝癌的病因病理，更找不出彻底解决肝癌的办法。”吴孟超坚信，临床与基础研究是肿瘤诊治的两翼。
“文革”结束，当人们都对“手术刀”充满向往时，他却鼓励一些学生转向基础研究。
他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实验室。就是从那间逢下雨就变成一片汪洋的小平房里，走出了王红阳、郭亚军、从文铭、沈锋、钱其军等基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
对于吴孟超这位严师，学生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被他“骂”得越多的学生越有出息，如果不挨“骂”，就说明你没有前途了。
博士生杨田把自己将在国外杂志发表的文章校样交给老师审阅。此前已经看过这篇文章的吴孟超伸出食指点着字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逗号，应该改成分号。”
杨田听了没作声。这算是哪门子的错误啊？
吴孟超知道他的心思。“不能小看这多一点少一点。我们做手术，少一点，肿瘤就切不干净，多一点，可能弄破别的血管！”
这个经常“骂”人的可爱老头，也有着慈父的一面。
一次手术，李爱军一针下去，扎在了吴孟超的食指关节上，皮都揪掉了一块。没想到，吴孟超换掉手套再次上台后，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还反复叮嘱：“你们还年轻，以后千万要注意，别被扎着了……”
“我的技术没有专利。”“衡量导师是否合格，最终的标准是学生能否超过自己。”吴孟超就是这样为一代代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生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是吴孟超送到国外深造的学生之一。１９９６年冬天，正在德国科学院工作的她接到吴孟超电话，说自己在德国出差，要来看看她。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气温低至零下２０多摄氏度。直到晚上１０点多，吴孟超才赶到王红阳的住处。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冰雪，顾不上喝口热水，老师从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病例交给她：“这是国内最新的典型病例，你可能用得上……”
吴孟超盼着他们学成归国。在与学生们的通话中，他会一遍遍讲——“医院新楼已经盖好了，马上就要搬进去了！”“我们今年的门诊量和手术量翻倍啦！”“新的学科刚刚起步，你们大有可为！”
一批批学子如约归来。多年前，吸引着吴孟超回到祖国的，同样是这激情似火的召唤。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英勇作战的事迹，成为马来西亚华侨们的热议话题。吴孟超和同学们把毕业聚餐的钱捐给延安的八路军总部，竟然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回信。
初中毕业，１８岁的吴孟超和６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到达云南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他们一时去不了延安，只好留在昆明求学。
发生在回国途中的一幕，吴孟超至今无法抹去。
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
“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我们会英文，会中文，会写自己的名字！”吴孟超质问验关员。
“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法国人吼道。
吴孟超紧咬下唇，不让泪水流下来！为中华民族争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回国，从医，入党，参军……
国外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劝说，你这么大的名气，出来办医院，早就是大富翁了！
吴孟超淡淡一笑，他志不在此。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从目睹解放上海的大军露宿街头的那一刻起，他已为自己的忠诚、自己的挚爱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从１９９６年起，他就将个人积蓄和社会捐赠的资金设立基金，用于鼓励和表彰年轻的科研人员。目前，基金已发展为“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总额达到１５００万元。
１９７９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的发言，让世界肝胆外科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今天，我国的肝病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位居世界领先，中国人当之无愧地攀上了肝胆外科的峰巅！
吴孟超不愿停下来。在他的蓝图里，５到１０年间，肝癌术后５年生存率要提高到８０％，３０年到５０年间，中国人要为全世界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
又一个春天悄然来临。５５年前，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吴孟超先后参军、入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旗党旗下发出的庄严誓言，与他从医时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在吴孟超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正是这些铭记誓言的人们，筑成了一个国家前行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