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与一位律师朋友讨论民间地震预报研究活动的时候，谈到了预报发布的法律问题。
我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而《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13条更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我问这位朋友：近来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杨智敏屡屡通过网络媒体发布个人预报意见（以前还称“只是内部学术交流探索，不要当信息发布”，后来却表态说“宁可错报接受指责，那怕只有1%的希望我还是要说的”）。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是否应认为其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
那位朋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认为：谁有权发布地震预报并不是处于地震灾区的人最关心的问题，而利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压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却可能是历史倒退。这位朋友的话确实反映了目前我国相关领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国家法律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地震预报意见发布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而另一方面公众又迫切希望获知预报信息，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类似的矛盾在医学界同样存在：我国对行医资格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是当肿瘤医院的专家们对癌症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没有行医证的民间术士接收病人开展癌症治疗，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合法？从道德角度来看：所谓“有病乱投医”，当专家们对不治之症束手无策的时候，换一个江湖医师总是多一线希望，哪怕他没有合法的资格。病人维护生命的权力不可以用法律手段剥夺。同样，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不少网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专业机构地震预报不过关的情况下，听听民间人士的预报意见（哪怕是“大仙”也好）没准还能蒙对几个地震，总比坐家等死要强，何必那么顾忌法律上的教条呢？
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标准？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地震预报发布问题上的对立观念正是法律和道德冲突在这一领域的集中表现。众所周知，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从道德意义上讲，公众感受到地震威胁，希望获知地震预报意见，这完全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与关心亲友安全的考虑，这种需求对灾区群众来说尤为强烈。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毕竟更多的人还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他们的利益也应该被维护。如果任由个人散布预报意见，今天杨大仙说西部要震，明天李大师又说东部危险，势必造成股市狂跌、外商撤资、经济衰退、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的动乱局面。要是国际奥委会根据某位大师的预报意见宣布拒绝来京，咱们这奥运会还能不能办？
笔者此处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当年胡万林非法行医一案。事后法律界曾经有人指出：若不是治死人命，胡无证行医严格来说并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11条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年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也就是说，为了发展传统医学，我国法律竟不自觉默许了非法行医行为。只要是传统医学，就可以先治病，后考试。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漏洞，于是便出现了胡万林无证行医的畸形案例。这一事件反过来也说明国家从法律上加强医师执业管理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为了治疑难杂症而放宽对江湖术士们行医资格的要求，不知还要有多少人冤死于“杨万林”、“李万林”之手。那样做从道德上确是给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损害了更多数人的健康利益，这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防震减灾法》对于地震预报意见发布的规定也不是没有漏洞：“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但对于民间爱好者（非专业人员）却没有加以限制。所以国家才会在《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中加上第13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笔者认为，这种规定不应视为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压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相反，《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地震预报的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地震预报水平。”支持民间人士开展地震预报研究，与任其向社会散布预报意见并不是一回事。
笔者以为：法律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只能代表更多数人的利益。目前地震预报管理的现状应该是一个利益均衡的结果，也许日后政府会采取动态发布地震危险等级等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措施，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但作为一名法治社会的成员，我们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首先应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生命无价”便使天平倾向于道德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