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33岁，现任区劳动局副局长兼新疆劳务输出办事处主任。
XX年初，我区筹备组建驻新疆劳务输出办事处，得知这个消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部队转业正想干一番事业的我，主动向领导请缨，赴新疆负责劳务输出工作。心想，这正是实现人生抱负的大好机会！
同年5月，我满怀信心坐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迫不及待地来到我父亲的老战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11团王浩政委的办公室。王政委告诉我“小成啊，我们要的拾花工年龄在40岁以下啊”。这可让我蒙了，我区40岁以下的劳务工都心仪长三角、珠三角。新疆这劳务输出做还是不做？怎么去做？王政委的一席话，真让我始料不及。
第一次赴新疆开展工作，就遇上了这样的难题，我心情特别不好。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想起了那次我随区总工会救灾组赴庆元乡飞龙村，发放救济款和救灾物资时的感人的一幕。当时，一位50多岁的农民大姐对救灾组领导说：“全社水稻收不到一千斤谷子，明年生活是个很大问题。听说政府要组织人员到新疆摘棉花，我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我手脚麻利，不知我们能不能去，找点钱，弥补点损失，我不能老靠政府救济过日子啊！”，想起这位农民大姐这个靠劳动补收的朴实的小小的要求，我的灵魂为之一颤：这就是南川农民的精神，这就是南川人的精神，不等、不靠，只想在政府引导下奔生活奔小康。我急促地走进王政委的办公室，把这个事例耐心的讲给王政委听，王政委当即拍板：“好，小成，我信你一回，破个例。”
新疆方面的工作有了眉目，南川市委、政府为我们在新疆开展的工作也十分满意。但回来组织劳动力时，听说是到新疆摘棉花，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却犹豫了。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市市领导、局领导兵分八路、全面铺开，乡村干部齐动员，磨破了嘴、踏破了鞋，蹲在田间、坐在炕头，向群众保证，到新疆摘棉花是一条赚钱的路子。市委、政府为最大限度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专门出台了以奖代补的办法。——动员工作真难啊！有的群众甚至把我们当作骗子，作为七尺男儿,为组织拾花工赴疆，我都不知道掉过多少次眼泪！即便如此，农民大姐们还是心存疑虑。我只好搬来救兵，请新疆的王政委到南川现场动员，王政委讲到动情处，大声说：“你们放心，你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劳动局全力以赴，我们一定会妥善安置，保证你们有活干、有钱赚、平安返乡。再说，有××××世侄具体负责这件事，我放心，你们应该更放心！”
人员算组织起来了，但安全送达目的地却又成了一个问题。XX多人的拾花工队伍，市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落实公安、卫生、相关乡镇、新闻单位等派人护送；落实交通局，商请涪陵、万盛、武隆等交通运输单位协助，一次性调集了70多辆大巴将拾花工送到了重庆。可重庆到新疆3200多公里，这么庞大的队伍，只有专列才最有序最网安全。我们找到南川籍重庆火车站张正强副站长，请他帮忙落实专列，但落实专列实在太困难了，只能集中购买了十节车箱的车票。尽管赴疆前，劳动局组织了岗前培训，但许多拾花工是第一次赶火车，护送途中，意想不到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古花乡的邓凤英，刚上火车就突发胆结石，痛得直不起腰，浑身大汗，车开不久xxx乡xxx又出现低血糖反应，随队医生xxx立即分别实施救治；列车行驶到第二天，水江镇的xxx在车上到处游走，同一车箱的几个年轻人发现后，立即向我汇报，送随队医生检查，xxx主要是年纪偏大、车内空气质量较差，导致心情烦燥，我们安排专人照顾。经过7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XX多人安全抵达新疆。这让我切身的感受到：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不仅政府能最大限度的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工能实现相互救助。XX年，在汪洋书记的亲自关心下，铁道部为重庆十万拾花工安排了赴疆专列，为我区拾花工赴疆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安全抵达后，妥善安置就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了。农民工外出务工，都想早点干活，都想在最能挣钱的地方干活。我们几个负责安置的同志，在解决了他们的食宿后，立即前往兵团洽谈。可是，我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出现了“气候问题”。由于气候原因，棉花花期推迟，估计一周内不能开工，民工们情绪波动较大，有的甚至提出要立即网回家。怎么办？仅靠说服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当时就请求兵团方面另想办法解决花开之前的务工问题，所幸的是当时新疆的蕃茄还未摘完，尚可安排一周内的短期务工。拾花工安排下地后，我们几个负责安置的同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同志们都知道，新疆是我国幅员最大的省区，我们的拾花工分布在东、南、北疆。我的工作区域跨度达1000多公里，一天跑上几百公里那是常有的事。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北疆的五家渠将身患急性胃肠炎的骑龙乡拾花工郑泽淑送医院治疗，那是一夜没合眼。第二天，要火速赶到南疆库尔勒处理拾花工与当地连队的纠纷，行程800多公里，我们驾着兵团的越野车，奔驰在旷野中，跃过一望无际的戈壁、跨过一道道干涸的河流，十多个小时过去，随车的同事很快就困的睡着了，我也上眼皮搭下眼皮，兵团驾车的司机老张见我也也准备合眼，开玩笑说：“你们都睡着了我也会睡着的，到时候咱们都成了彭加木，就请你们局领导来收木乃伊吧！”于是，大家使劲地抽烟，但仍然无济于事。这时，陈万志副局长扯高嗓门打趣的说：“出来20多天了，也不知道老婆干什么去了！”这话让同事们楞住了，是啊，我可在新疆连续呆了50多天了，有点空闲时就总想躺下来睡一会，他这么一说，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家三口温馨的生活，大概是几个大男人在车上的缘故吧，我忘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眼泪竞扑面而来，我没有刻意阻止我的眼泪，让它流吧，为了农民工兄弟姐妹们，流点泪是值得的！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车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睡觉。我想，人活一辈子，要干点事；共产党员活一辈子，更要为群众办点实事！
耕耘了，收获的季节千万不能马虎。凭心而论，以我们南川与新疆方面的关系，农民工按时拿到工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为农民工多争取些报酬。新疆方面规定拾花价格每公斤七角五，由于南川拾花工组织有序，吃苦耐劳，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高，所以我们顺利争取到了每公斤八角八的价格，同志们，这可是全国赴疆拾花工拾花的最高价格。新疆王浩政委用半生不熟的重庆话开玩笑说：“小成啊，这可是我的跳楼价，你硬是要把我逼的跳楼啊！不过，给你们南川拾花工，值！”
XX年以来，我区已向新疆有组织输出拾花工6326人，人均拾花2.5吨，人均收入2300元，累计收入2140万元，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劳务经纪人和拾花能手，打造了“南川拾花工”品牌。还形成了辐射效应，XX年通过我区引导组织在新疆承包土地的承包户有120多户200多人，承包土地8000亩，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平均亩产棉花350公斤，每亩收入400元，累计收入320万元。我区在新疆开辟劳务输出基地，为探索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年龄大、技能低、就业难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央、地方媒体争相报道，新疆兵团卫视、重庆卫视、《重庆日报》全程跟踪报道，今年1月，央视3台新闻调查栏目以《南川模式的劳务输出》为题，专题报道了南川以“劳务经济人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有组织劳务输出模式。重庆市委汪洋书记、市政府鸿举市长等领导还亲切接见了我区4名拾花工代表。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涌上心头，夜阑人静时，我反复品味着王浩政委的话：“小成，以后，你们南川拾花工来多少我接多少”；还有重庆市劳务办洪xx处长的嘱托：“小成，你在新疆的名气比我还大，农六师的事以后就交给你处理了”。这不仅是信任、更是责任。农民工的需要就是我的工作，为了千万个农民工家庭，今天汇报结束后，我又将踏上新的征程！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