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与帝王
——读《屈原贾生列传》有感
刘景光
余学史记，每读到屈原贾生列传处，常掩卷沉思，喟然长叹！今以秀才与帝王为题，试辩之。
一 、秀才与帝王的传记同等重要
秀才与帝王是一对君臣关系。秀才要利用帝王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帝王则要利用秀才的才干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王与秀才，虽则社会地位不同，尊卑不同，但是传记同等重要。
一个人的传记，记录了一个人的历史，全部个人的传记，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有眼光的社会学家建议人人写自传，每个人的传记，公之于众都是对社会的贡献。有人说21世纪是传记的时代，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在《史记》人物中，司马迁不只记述了帝王将相，更是把眼光投向了秀才：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学生，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文人雅士，均是司马迁立传记述的对象。他不以血统尊卑和爵位高低为转移，而是侧重於那些对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对于"能有所长"的佞幸；"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俳优；"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乃至刺客、隐士、医卜、日者等，司马迁均选择典型，一一作传，表彰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生存自由、人权平等，这是近三百年来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提出的响亮口号，对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里的司马迁来说，能够对秀才与平民如此重视，不惜笔墨为他们立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屈原、贾谊、司马迁的生命轨迹
屈原、贾谊、司马迁都是盖世英才。屈原和司马迁都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开创楚辞，贾谊开汉赋之先，司马迁开创史记，在他们个人短暂的生命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的生命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各不相同。屈原两次遭流放，贾谊两次被逐出京都，司马迁两度系狱。有鉴于此，司马迁将屈原、贾谊的事迹合为一传，并注入了大量的个人感情色彩，为之树碑，为之抒怀，也可以说，司马迁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通过为屈原、贾生立传，排解自己心中的忧愁与愤满。
我在阅读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自序及部分相关材料之后，觉得他们三人的命运遭际虽然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在实质上却有着极大的区别，现就从秀才与帝王的关系角度作一比较。
楚怀王与屈原是一对悲情君臣。屈原出身贵族，与楚怀王同宗，从血缘关系上本就有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屈原聪慧有才，史记上称赞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很受楚怀王器重。虽然他的官职是左徒，可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比宰相还宰相。在这一时期，楚怀王表现出了一个作为明君的王者风范，从内政到外交，君臣齐心合力使楚国一度欣欣向荣，国富兵强，六国合纵抗秦，公推楚国为合纵长， 楚怀王一时都有点诸侯盟主的味道了。可是，屈原辅佐楚怀王兴图楚国霸业的宏大理想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在内政上与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外交上损害了秦国的利益。这对君臣在这两股强大势力的联手打击下，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悄然降临了。之所以说楚怀王与屈原是一对悲情君臣，是因为纵观楚怀王与屈原的整个交往，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让楚国强盛称霸；有着共同的对立面——外部的强秦与内部的腐朽势力。屈原一生对楚怀王忠心耿耿，楚怀王一生对屈原也有割舍不下的情怀。且按下他们君臣前期密切合作，取得初步成果不表，就是在屈原遭谗被疏之后，楚怀王被秦国张仪欺骗损兵失地，他反省一下，马上起用屈原使齐，重修齐楚之盟。只可叹楚怀王头脑简单不长记性，他本来有一次雪耻的机会，便是秦国为了拉拢楚国攻打齐国，提出让地求和，楚怀王回答："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可张仪二次来楚后，楚怀王竟经不住靳尚与宠妃郑袖的说情，又把张仪放跑了。屈原回问楚王，"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楚怀王对屈原意见的重视。这对君臣的悲剧情节还在向前发展。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楚怀王几乎成了秦国手中的玩物。秦国对楚国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累次诱骗楚国上当，削弱了楚国的政治、军事实力。楚怀王三十年，秦国一面出兵攻打楚国，连取楚国八城；一面写信给楚怀王，约他去秦国武关与秦昭襄王会晤。这显然又是一个骗局。怀王左右为难，"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屈原将怀王的安危时时挂在心上，他坚决劝阻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是个亲秦派，极力主张怀王西行。他说："奈何绝秦欢。"怀王又一次辜负了屈原，而听了他的小儿子的话。这是他们君臣的最后一面，这是一次死亡之旅。果然不出屈原所料，他一进武关便被秦国军队软禁起来，把他押到秦国首都咸阳，秦昭王以番臣礼遇待他逼他割地。这时怀王才后悔没有听屈原的话，可是已经晚了。怀王拒绝割地，却不堪凌辱，悄悄逃到赵国。害怕秦国的赵国不敢收留他，又被秦兵掳去，最终气恨交加，病死在秦国。楚顷襄王继位后，以子兰为令尹。而楚国人民都因为子兰劝怀王西行对子兰十分不满，屈原也想为楚怀王的死讨个说法，于是趁着怀王灵柩运回郢都，举国默哀致祭的机会，拼死揭露了那批祸国殃民的亲秦派的罪行，这使他遭到更沉重的打击，被赶出京城流放到洞庭湖一带。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消息传到江南，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追随楚怀王而去，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
汉文帝与贾谊是一对相知君臣。贾谊乃一时名士，史记载他"年十八，能诵诗属文闻于郡中。吴廷尉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即位不久，求贤访良，河南守吴公的政绩很好，"治平为天下第一",文帝特召为廷尉。吴公又向帝竭力推荐贾谊，说他"博通书藉，可备资询。"文帝乃复召贾谊为博士。这对君臣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贾谊一到京师，果然不同凡响。在朝班中，论年令，贾谊最小；论能力，贾谊最强。皇帝每让讨论一项诏令，只要贾谊一发言，其他人都觉得无话可说了。大家都认为他们的能力赶不上贾谊，所以贾谊甚得文帝喜爱，被破格提拔，传言中有一日连升三级的说法可见文帝对贾谊的欣赏程度。
就像屈原受楚怀王重用遭到腐朽贵族的谗言陷害一样，贾谊为汉文帝推行的改革政策同样受到了朝中老臣绛（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冯敬之属的打击与迫害。他们趁汉文帝提议让贾谊任公卿之位的机会，联合起来向文帝发难，说贾谊年纪轻轻，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他所做的努力都是想独揽大权，扰乱朝纲。文帝迫于权臣压力，不得已忍痛割爱，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绛、灌之属乃何等人物，他们是随高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汉文帝刘恒的皇帝宝座也主要依懒绛、灌们从诸吕手中夺回权力。但令史家叹息的是："随（何）、陆（贾）无武，绛、灌无文。"绛、灌是英明的军事将领，在开国辟疆、捍卫皇权方面功劳盖世，可是他们治国乏术，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才能。之所以说汉文帝与贾谊是一对相知君臣，是因为汉文帝与楚怀王不同，他有主见，并不全为权臣所左右，虽然他出于无奈，把贾谊贬出了京师，但他敏锐地觉察到贾谊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他仍是将贾谊的建议逐步采纳，付诸实施。宋朝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有诗赞贾谊云：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对于贾谊作出了很高的也是正确的评价。表面上看，绛灌们阻拦了贾谊晋升的步伐，把他挡在了朝阁之外，可实质上，汉文帝在施政过程中，总是采用贾诒的主张，"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绛灌们爵位虽高，但他们的"言"被"废用",并没有给文帝治国提出什么有益的帮助，只好被劝退，回家养老去了。相反，贾谊虽然没有当上三公九卿，可文帝在内政外交上遇到麻烦时（内部淮南王北济王叛乱，外部匈奴侵扰），他却专门下旨召回贾谊，商讨对策。这便是有名的宣室夜对的故事。李商隐有诗赞云；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
饶有趣味的是，贾谊不是在上朝之时（办公时间）谨见皇帝，而是在文帝祭祀神灵祈求福祉时被接待，这就很有些私密的味道。并不摆天子龙威的尊严，而是像老朋友会面一样随意亲切，君臣二人促膝密谈，从眼下的鬼神之事切入，逐渐地进入商讨国计民生的主题。史记载"贾生因具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故事：贾谊全部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不仅提出了应该怎么办，而且陈述了为什么要这么办。说者滔滔不绝，听者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中已到了半夜三更，过程中文帝竟然不由自主地向贾生靠拢，极近亲昵之状。会谈结束后，文帝很有感慨地说："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过了不久，文帝特聘贾谊为梁怀王太傅。须知梁王乃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通过梁王这层关系贾谊与文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谊实际上成了汉文帝的高级幕僚与智囊人物，有点类似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关系。
宣室夜对之后，贾谊向朝庭上了《陈政事疏》，也就是历史上常常论及的《治安策》。我个人认为，贾谊受汉文帝宣室召见，谈话是即兴而发，内容却极其广泛，会谈之后，贾生感觉事关重大，便慎密思考，梳理成文，形成《治安策》，向朝庭献出。所以说，治安策也如后来的隆中对一样，是贾谊根椐皇帝的提问，对国内外局势所作的分析与判断，对事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或者说，它也是贾谊与汉文帝会谈的一份备忘录。
遗憾的是，这对君臣的合作才正式起步，贾谊所悉心教导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梁王在驰往京城的途中坠马而死，让贾谊悲伤自责不已，而过早地消融了自己的生命。所幸的是，汉文帝及后来的景帝即使在贾谊死后，也依然坚持推行贾谊所倡导的重本抑末、加强和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藩邦势力的政治路线。文、景二帝都能崇尚贤才，任用精通历法的张苍为丞相，以治军谨严著称的周亚夫为全国军队的统帅，任用贾谊遗志的继承者晁错为御史大夫，励精图治，使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一个空前鼎盛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司马迁与汉武帝是一对强强对抗的君臣。汉武帝雄才大略，傲视天下；司马迁承袭史官，洞察古今。两强相遇，互不相让。汉武帝要用强权使司马迁屈从，司马迁要以史官的责任对社会对历史负责，这样一来，司马迁与汉武帝就成为冤家对头了。
青少年时代的司马迁，与屈原贾谊的生命轨迹类似，顺风顺水。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他的各种活动都与汉武帝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密切相关，在这强化中央集权、抗击外来侵扰、并且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司马迁在学习、漫游活动中走完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又在步入中年后，顺利入仕，参加了汉武帝直接指挥的统一事业，在他正式成为史官之前，他已经成熟了。
公元前108年， 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之职，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这是他成为以学术著作和思想影响社会的治学者的开始。他对担任这个职务曾是相当满意的，开始在国家藏书处阅读和整理各种史料。由于太史令兼天官之职，汉武帝外出祭祀天地的各种典礼仪式还必须由他来筹划，所以司马迁在任太史令至受宫刑这十年间，他是十分繁忙的。而且这期间，在公元前104年，他又倡议修改历法的工作，为尽到职责，司马迁主持了太初改历的重要活动。在这一时期， 司马迁竭力为汉武帝服务，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汉武帝也非常赏识司马迁的才能，常常在接见外宾时把司马迁这样的学者当做自己的资本向外炫耀。
司马迁与屈原贾谊遭遇所不同的是， 屈原贾谊当红时，受到了同僚的嫉妒、打击和排挤，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官职，不治民，不参政，所以他与汉武帝属下的文武群臣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可是，站在司马迁对面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好大喜功、专横跋扈的封建帝王，他思想理论界推行唯我独尊的政策，要不断提高作为皇帝的个人权利地位。他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那自以为是的骄傲心理也在不断加强，他那急于为自己树碑立传，宣扬自己功威满天下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于是他开始注意史官修史，希望史官歌功颂德，把自己吹捧成"圣人"、"明君",成为可以与三皇五帝、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历史上的光辉榜样并驾齐驱者。然而，他遇到的史官是司马迁，他的意图一时很难贯彻。司马迁自认为有"世典周史"的光荣家世，又有父子相承的史学事业，对史学的功能和史官的责任看得很重，而不能完全听凭统治者摆布。况且，司马迁是天才的思想家，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他从小就有造反精神，他要"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他有藐视一切的霸气，他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所有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深刻的思考与冷静的评判。这样以来，他与汉武帝强强相撞，势必矛盾重重，日积月累，他的悲惨结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三、《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春秋笔法
鲁迅先生给《史记》作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离骚》是屈原放逐之后，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屈原在《离骚》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主观认识。那末，司马迁在《史记》中，是不是也注入了他本人的人生体验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本文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点出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末差，历史人物楚怀王的真实形像也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昏庸，只所以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概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了春秋笔法，让楚怀王替汉武帝背了黑锅而已。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评议：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这段议论，铿锵有声，酣畅淋漓，激情膨湃，一泻而下。初次一看，是在批评楚怀王不辨忠奸，不明事理，自酿人祸，忠臣受害，自食其果。可是，仔细一回味，不对呀！楚怀王中奸被骗到秦国后，他没有做出丧权辱国的事，他表现出了一个大国国君的风范，宁死也不签卖国条约。在楚怀王的本传《楚世家》中，明明写着楚怀王的遗体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历史真像是楚怀王在本国人气很旺，全国民众都为楚怀王的死节悲痛哀悼，楚怀王的葬礼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国葬。就是在诸侯各国，也都因为楚怀王的死节一事而义愤填膺，重新合纵，于次年多国联合起来向秦发兵。同样出于司马迁之笔，怎么到这儿就变成了"为天下笑"呢？很显然，司马迁在这里表达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汉武帝是当朝天子，他有许多批评汉武帝的话不便明说，便借着楚怀王说事，表面上是在抨击楚怀王昏庸，实质上是刺向汉武帝的利刃。在司马迁的眼中，汉武帝是和秦始皇差不多一样的昏君暴君，而且，作为先知的思想家，他已明察出西汉王朝的诸多弊端，予感到不可避免的颓势。所以，这段议论，是司马迁在胸中压抑已久对汉武帝的愤满怨气怒气的大喷发，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昏庸无道的揭露与鞭笞。楚怀王替汉武帝背了黑锅。
（这是一篇学习心得，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黄新亚先生所著《司马迁评传》中的许多成果。自己初学《史记》，谬误之处难免，恳望读者诸君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