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文学大师的萧红女士以其深透纸背的笔触为雪崩般灾难中的民国黎民所承受的苦难进行了逼真的描绘、记录和批判。萧红的价值在于以天纵之才纪录时代，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作为个体生命所遭受的苦难。萧红个人生命呈现出多棱角立体层面，萧红传记电影可以对其进行多种视角的解读，苦难时代、艰难时世、个人情爱、文学杰作等无疑是关键词。我们所处的时代自1992年后是大众文化盛行的20年，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逐渐出现大众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知识分子文化在中国面临日益艰难的生存境遇，艺术电影在大陆、香港、台湾生存均出现危机。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中国艺术电影的深层次结构性缺失，在艺术个性表达和大众趣味认同之间折冲回旋，电影导演尴尬、踌躇乃至首鼠两端。大众文化中的庸俗风气渗透进影片制作中，导演个性化创作的企图也十分强烈，票房利润的压力影响到导演的主题表现和艺术品位。作为一次艺术电影的市场实验，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导演以斑斓的画笔和散漫的结构再现了民国时代作家群像，记录了那个时代年青作家的叛逆、不羁、才华和丰盈个性。民国与今日中国通过萧红搅合在一起，物质主义的今日时代曾经是80年前叛逆一代的遥远梦想和追求，“播下龙种，收得跳蚤”，电影《黄金时代》仿佛一块化石，铭刻了今日与过去的意识形态痕迹，值得我们去追寻、反思和提醒。
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名言――“重要的是叙述历史的年代，而不是历史叙述的年代”成为新历史主义的口号，严谨的哲理真言后来吊诡地演绎为大众影像时代蔚为大观的大众影视作品堂而皇之的理论依据。大师用诗意的语言阐述了历史研究的困境，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无法做到完全地还原历史，历史本相已经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后来者关于历史的叙述其实都是一种历史文本叙事，其中不乏历史学家的推测、迷误和纰漏，历史叙事总会无可奈何地包含想象成分。社会流传的历史叙事背后徘徊着历史学者想象的幽灵，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福柯的名言无疑揭示了历史研究的困境，但是，历史研究却仍然需要科学求真的精神。在后现代文化大潮中，福柯这一至理名言后来粉饰为后现代商业文化随意改写历史的依据。在文化消费时代，影响最为卓著的影视文化中“戏说历史”成为众多历史剧书写方式，在当今喧嚣的中国影视艺术中，竟然罕见科学严谨的历史叙事。
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在上映之前曾经受到众多电影艺术爱好者的积极推荐，引发众多电影网站、微博、朋友圈等电影粉丝生存的网络部落的诸多热门话题。上映之后票房成绩欠佳，却也获得了业界的好评。笔者在仔细阅读之余，观影体验五味杂陈。阿尔都塞曾经倡导“症候式阅读”法，着重对艺术文本的悖论、差错、迷失进行主动批判式阅读，从而发现艺术作者的意识形态问题。笔者拟采用症候式阅读对《黄金时代》进行深层次解读，以飨读者。
“黄金时代”作为电影《黄金时代》的片名成为一种悖论，而主题表现的迷失导致电影意义指向的混沌。何谓黄金时代？或是经济大繁荣，或是文化大发展，诸如文艺复兴、康乾盛世、1950―1960年代西方经济繁荣期等。宏观上来说，萧红生活的年代在中国国力积贫积弱，被日本入侵导致亿万中国人颠沛流离，根本谈不上是黄金时代。微观上来说，萧红个人在东北是左翼作家遭受日本迫害，日本入侵上海、南京、武汉导致流落到太原、西安，后来因为道路选择不同以致发生两萧爱情悲剧，生命终点流落到香港直接遭遇日本入侵，治疗耽搁而与世长辞。艰难而凄惨的人生与所谓“黄金时代”毫无关联。电影中提到“黄金时代”只是萧红在日本滞留期间偶然对自身人生境遇的感悟，这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发生滑移导致电影片名的意义阐释顿时模糊，空洞的能指消解于无形，主题表达陷入困境。萧红的价值在于以逼真的笔触描绘了苦难中国的不幸与灾难，“黄金时代”这一称谓无疑与之形成反讽。在《黄金时代》这一充分体现编剧个人特色的电影中，作家传记片需要深入其灵魂，对作家的个人独特艺术理念、人生态度和艺术趣味作独到的理解和表达，如同《时时刻刻》之于弗吉尼亚・伍尔夫。萧红的艺术世界呈现了民国破碎时代个人艰难世事，《黄金时代》对于作家文学成就和家国春秋擦肩而过，语焉不详，电影名称的空洞化已经注定了电影主题的迷离。
引起诸多争议的是导演采用的角色面对观众交代事件，将众多作家所见证的萧红的生平事迹向观众做直接陈述，传主许多重要事件均通过直接陈述进行交代，在影片中也发挥了串联作用。电影拍摄时一大忌讳就是演员看镜头，这会形成角色与观众之间的直接交流。《黄金时代》导演这一尝试无疑有创新价值。但是，这一手法打破类似于戏剧“第四堵墙”的独立电影时空。电影独立时空的价值在于形成观众与电影之间的距离，使得观众对电影进行凝视、体验与阅读，观众进入电影时空的做法成为禁忌。譬如3D电影带来的影像奇观曾经令人震惊，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观众进入电影的立体空间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不适和晕眩。电影距离感的打破只会让影院的普通观众无所适从，创新之举也需要符合电影审美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电影中的角色对观众陈述剧情，显得格外突兀，对于观众而言，观影行为变成了对话行为，观众变成了对话者，这一身份转换令人困惑，也阻滞了观众的接受行为。角色直接陈述固然可以使得导演进行跳跃式叙事，同时也打破了独立电影时空叙事的流畅性，流畅叙事是商业电影一大特色，也是好莱坞电影叙事的不二法门。打破叙事流程让观众“思考人生”，其实影响了观众的观影快感，电影体验碎片化。电影上映后从网上评论中可以发现，众多普通观众难以与电影《黄金时代》进行顺畅交流，导致观众离场为数不少。文艺片与电影票房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电影目前面临的世纪难题，固然需要艺术的创新，但是违反电影基本观影规律的技巧创新只会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最终影响票房成绩。
历史传记片也是好莱坞电影一种重要类型，《巴顿将军》《勇敢的心》《玛丽皇后》《凯撒大帝》等脍炙人口，对传主进行形神毕至的表现，建基于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史诗叙事展现传主风云激荡的人生波澜，往往风靡全球，收获惊人的票房成绩。对比反思可以发现，《黄金时代》采用的碎片叙事，提及传主文学作品却只见封面，不见内涵，萧红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丝毫不见体现，个人坎坷人生经历只见情爱不见内心，对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毫无揭示，更不见解读，《黄金时代》在精神内涵方面远离萧红，远离民国当时境况。对传主艺术世界的疏离是作为文艺片的《黄金时代》最大的内伤，电影思想性存在明显的缺憾。观影之后，观众对身为作家的萧红印象模糊。《黄金时代》宣称不专注萧红的个人情史，实际上全片叙事核心线索即是萧红情史，片尾在萧红生命的终点遗言不是著名的“我将与蓝天碧海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世人看。生平受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而是预言自己的情史将会永久流传。这更是影片点睛之笔。《黄金时代》用散笔的方式展现萧红的情路坎坷，霍建起的《萧红》用经典叙事的方式展现其爱情波澜。两者都神奇地掉进了萧红的预言。萧红之不朽在于其文学的杰出，后世对其不朽之处集体失语，对其人生细琐乐此不疲，不能以艺术家之视域解读艺术大师，无疑是极大的悲哀。 远离民国，远离萧红，电影《黄金时代》呈现的叙事细节大都是编剧想象的结果，其中“症候式细节”有三处。一是影片中有大量吸烟动作，影片被称为塑造了民国作家的群像，群像的共同之处在于作家们都酷爱吸烟，诸位男明星摆出各种抽烟造型，萧红本人也吸烟。二是影片中有大量的饭局，从东北到青岛、上海、西安、临汾、香港，各种聚会，各种饭局，饭局成为民国左翼作家的集体爱好。三是鲁迅先生与萧红、萧军的交往是重点内容，鲁迅先生的台词源于其文章，所用词汇采撷自其影响深远的杂文，虽有民国气味，却与诸位青年作家之间形成缝隙。吸烟细节的大量运用姑且不论其真实度，中国目前尚未有电影禁止吸烟的管理条文，西方电影对电影中出现的吸烟情节时间都有严格规定。《黄金时代》中吸烟动作的大量运用目的大抵是展示作家风范，在中国现实中却是一种“失范”行为，这种动作设计无非是源于当前中国世俗社会和影视圈人群的吸烟有利于塑造冷酷成熟形象的理由。将基于现世的想象附加到民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中，其中逻辑链条的断裂细思之下却令人无语。大量饭局的出现与中国电视剧情节极其相似，也暗通中国现世生活。身为著名作家的萧红生前经济极为拮据，经常依靠朋友接济才能延续生活。饥饿的胃成为萧红写作身体经验和原始动力。在萧红传记片中大量出现饭局，一方面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也有对前辈之不敬嫌疑。鲁迅先生的慢速民国文言文的出现，为影片增加了一些民国的味道，但他与诸位作家之间台词的“缝隙”却彰显了影片《黄金时代》的尴尬。鲁迅台词固然属于民国，这也证明了其他人的台词属于现在。台词的龃龉暴露了历史传记片《黄金时代》台词写作的想象性。关于《黄金时代》叙事细节的症候分析，充分说明其关于历史写作的想象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黄金时代》展现的无非是现代人庸俗想象的民国和萧红。这种想象植根于当前现实而不是历史场景，这也反映了当前电影艺术家因为忽略历史而导致的叙事困境。《黄金时代》的导演和编剧无意识运用了大众文化的策略简单重构民国作家生活。
《黄金时代》在叙事策略方面选择的是纪录片式碎片叙事，摒弃了经典叙事套路，通过角色/演员的直接陈述进行串联，勾连萧红情路往事和艺术奇遇。电影中并没有常见的高潮、人物鲜明个性、跌宕起伏情节、勾连突转、悬念、意外、巧合等常见商业电影叙事元素。导演/编剧创作理念走向具有独特性的创作方式，采用纪录片式结构模式和叙事方式，影片长达漫长的3小时。纪录片式叙事也可以强调叙事方式，恰当地运用叙事技巧可以使得相对抽象内蕴的纪录片较易为人接受。零碎平淡的叙事对观众来说是一场灾难。这也意味着《黄金时代》一种内在的二律背反：电影集团大投资的利润追求和艺术片导演/编剧个人审美旨趣表达之间的矛盾。正如前所述，在叙事细节上采用大众化方式，在叙事策略上却孤心苦诣导致难以引起观众共鸣，直接影响到电影票房。这样的矛盾也是当前中国艺术电影导演共同的困境。法国有相当成熟的艺术电影院线，小众化的艺术观众取向提供了一定的票房保证，也为电影导演专心致志玩味艺术提供了条件。中国目前并没有进行电影观众分流，艺术电影需要挤进商业电影院线与同期热映的大众电影竞争，个中无奈与苦涩业内人士深有体味却莫奈其何。特别是大投资的艺术电影面临巨大风险。同期热映的《心花路放》首周即创纪录获得6亿票房。带有鲜明网络喜剧色彩的《心花路放》在艺术上并无追求，对照之下，艺术电影《黄金时代》何其凄惶。
1992年后中国影视文化格局是主流电影、艺术电影和大众电影三足鼎立，新世纪后迎来了文化消费时代，大众影视逐渐独领风骚。主流电影逐渐解魅，失去了昔日号召力，艺术电影1980年代后好景不再，第五代导演纷纷改弦易张，第六代导演地下潜行多年，浮出水面后因为票房惨淡见光死，新世纪特立独行艺术导演已属稀有。艺术电影面临极大的生存困境。电视艺术方面主流电视艺术与大众电视艺术共享空间，表现艺术个性的电视艺术基本已经销声匿迹。大文化格局中的影视艺术竞争背后是影视话语的表达，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各自属于不同的“文化星云”（利奥塔德语），也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话语方式。在《黄金时代》中可以发现大众电影话语与艺术电影话语之间的龃龉与媾和。在追求艺术电影的个性表述中暗含大众文化话语的庸俗想象，在追求票房的商业电影套路中坚持艺术个性的独特表达。首鼠两端的结果是票房的失败和艺术的迷航，电影艺术爱好者从中无法欣赏到艺术之美，大众电影观众从中也无法获得浅层次的审美快感。这其实是当今艺术电影的困境，也是中国电影的困境。电影艺术院线的建设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当务之急，国家对艺术电影的资金扶持也是必需之举。对于中国艺术电影创作者而言，或者走单纯的艺术电影路线，或者走类似吕克・贝松艺术与商业成功结合的路线，或者完全摒弃艺术电影路线走向商业电影创作之路。艺术与商业之间的跨界中如果首鼠两端会隐藏着极大的风险，这是《黄金时代》给我们的警示。
通过症候式阅读，揭开《黄金时代》种种文化症候之后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喧嚣的文化消费时代难以避免的困境，这一问题属于时代而不只是属于个人。在艺术与商业相互抵牾的内在文本困境中，《黄金时代》对历史的书写方式值得商榷。2014年张艺谋携艺术电影《归来》收获上亿票房，在艺术创作上与张巩再次联手，态度极其真诚严肃，艺术上不失水准，电影内容也引起广泛共鸣，关于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引人深思，可以给人思想的启迪、情感的共鸣和艺术的熏陶。对照之下可以发现《黄金时代》思想和艺术上的缺失。艺术讲究“悦目、悦耳、悦心”，“悦目、悦耳”是视听愉悦，“悦心”才是艺术审美的内核。文化消费时代的艺术固然在追求浅层次的“悦目、悦耳”，心灵上难以引起共鸣则是所谓艺术电影的重大失误。习近平主席在10月15日文艺座谈会上鲜明地指出，社会价值是艺术创作的首要目的。艺术电影创作的目的应该是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黄金时代》因为主题的模糊、叙事的零碎、细节的日常化和想象式历史写作导致社会意义的缺失。拍摄著名作家萧红的传记电影却放弃对作家内心世界的追寻和反思，放弃对民国时代悲剧的深度解读，放弃对左翼作家历史命运的群像描摹，放弃对民族危机深重的众多政治思潮的艺术辩难。“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浮躁的文化消费时代执着于作家情感分分合合，庸俗细节的想象写作忽略作家悲剧内在的生存困境与挣扎，沉溺于导演/编剧的个人写作趣味忽略大众艺术的接受规律，在首鼠两端中失落于艺术，也失落于票房。中国目前迎来了商业电影的勃兴时期，票房成绩直线增长，中国电影也迎来了更新换代时期，新生导演成井喷态势。相对而言，而严肃的艺术电影遭遇冰河。艺术电影削足适履迎合大众低俗需求并不可取，需要对电影作品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对历史价值进行合理解读和对人物心灵进行深层次解剖，以求观众获得社会意义的积极阅读，从而生产洪钟大吕式的艺术电影以求对民众精神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