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各国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债务率居高不下，各国财政可持续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表明，财政基本赤字与公共债务之间存在非线性，例如，公共债务率越高，政府进行财政整伤的概率越大;公共债务越高，政府反应程度也会越大。因此，如何有效评估一国公共财政可持续?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问题。1978年以来，中国财税体制经历多次改革变迁，财政收支可能会出现非线性特征，本文主要目的是使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中国的财政反应函数，以此评估中国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我们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公共财政非线性诊断上。特别地，我们将运用惩罚样条回归方法估计财政反应函数的时变参数模型。惩罚样条非参数回归。
非参数回归函数形式不定，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已经成为研究非线性模型的重要方法，可适用于任意分布的数据资料，拟合效果一般优于普通参数模型。核估计平滑样条估计和惩罚样条估计是4种常用的非参数回归方法，这里主要介绍惩罚样条非参数方法以及惩罚样条回归是在平滑样条回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实际上都是一种局部建模方法，是按一定的平滑性连接起来的分段多项式。我们先通过下面一个最简单的函数对平滑样条作一说明，然而针对平滑样条估计的缺陷，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时，出台4万亿经济政策，导致中国政府总负债率从2008年的16.96%增加至2010年的33.54% ,二年时间，总负债率增加了几乎一倍。目前中国政府总负债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债务增长速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1978年后，中国出现持续性财政赤字和快速的公共债务积累呢?
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平衡预算开始让位于赤字预算，发展和改革是导致出现结构性赤字和公共债务积累的根本性原因。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公共财政担负着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特别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西方财政是消费支出式财政，中国财政则是投资型财政。由于投资资金庞大、周期长，往往会出现经济已经回升，后续投资却不能中断，这也是中国财政政策具有顺周期性一个重要原因。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实施各项改革措施，而每项改革措施对财政来说不是减收就是增支。中国渐近式改革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放权让利，无论是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还是1988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大包干。由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整个财税体系，财税改革加剧原来的内部矛盾。预算内的规范收人逐渐萎缩，政府人不敷出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最低时1995年的10.8%中央财力不足直接导致1994年的分税制出台;另一方面，支出刚性增长，改革成本逐渐货币化，调整的弹性很小。1988年初，双轨制并轨和价格改革被提上议程，价格工资改革导致成本货币化，财政支出不可避免猛增，直接形成19881989年高通货膨胀预期，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不可避免。
总之，中国财政赤字形成和公共债务积累的原因，主要导源于投资拉动发展模式下的急于求成，基建规模过大，而改革的成本显性化也是赤字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由于改革不到位，分配机制不完善，经济秩序不正常，税源流失严重，财政支出刚性，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预算软约束，在转型过程中会加剧公共财政为持续改革付出的成本，表现出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积累。但是，进人2000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更多受外围经济和国内自身商业周期的影响，2008年美国次货危机引发中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便是明证。所以，不同时期影响中国公共财政状况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这也是导致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率之间非线性关系重要原因。
结论
(1)中国公共财政目前尚可持续。具体而言，公共债务刚刚积累时，由于计划经济平衡预算思想惯性的影响，政府会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管理债务，但是随着改革深人，成本货币化导致赤字扩大、债务积累不可避免，公共财政出现不可持续迹象。但是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或者某一临界值时，将迫使政府减少赤字、降低公共债务率，迫使公共财政重归可持续之路。因此，中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率之间呈现N型非线性关系。
(2)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顺周期。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下滑时，财政盈余减少;经济增速加快时，财政盈余扩大。这既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关，也与中国公共财政中资本性支出所占比重过大有直接关系。
(3)经济转型时期改革成本货币化是中国财政赤字持续存在，公共债务积累的根本原因。放权让利以及分税制财税改革是影响公共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原因，改革的成本显性化也是赤字长期存在的制度因素。
当然仅凭公共债务率或财政基本赤字一个指标判断中国公共财政不可持续不免武断。但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放任各级政府财政挥霍，连年出现赤字，并非明智之举。这不仅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也不利中央政府留出财政空间应对未来可能的困难局面。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不可避免放缓，人日老年化导致财政支出扩大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压力，因此，中国公共财政可持续虽无近忧，却需远虑，中央政府需要未雨绸缪，统筹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