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国，第五大直接投资国。
我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海外国债持有者。两国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互利共赢格局，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将是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问题。美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称，“布什政府相信，如果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将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布什政府高度重视。 美官方估计，知识产权产业对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占美出口总额的一半，创造就业1800万个，工资高于平均水平40%。
美2006年《总统经济报告》称，“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优势产业十分重要，促进经济增长与出口”。美政府高层将保护知识产权上升到维系美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根本利益高度，将打击盗版和造假作为“首要优先目标”。
国内，通过《防止假冒制造产品法案》，将运输假冒标识及包装纳入犯罪处罚对象，要求法庭没收造假收益及设备，并销毁假冒产品。国外，充分利用G
8、OECD、APEC等多边与区域合作机制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计划。为统筹和加强国际知识产权政策，布什总统任命伊斯雷尔为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官，整合商务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海关边境保卫局、国务院等多部门资源。
矛头直指中国。 伊斯雷尔认为，中国是全球知识产权执法中最关注的国家，他将把50%的精力投向中国，表示“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行贸易手段”，并与欧盟和日本合作打击中国盗版行为。
2006年，美特别301报告仍将我国列为重点观察名单首位，理由是“中国国内侵权现象普遍，版权行业盗版率高达85%至93%，是最大的假冒产品出口国，占美国海关截获假货的63%”。在特别301报告提出的世界七大侵权产品市场中，上海襄阳、北京秀水街和浙江义乌批发市场被列入前三名，百度网站被列入三家虚拟侵权市场之一。
同时，美对华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转向地方省份，重点监督广东、北京、浙江和福建等，并对各省展开知识产权司法全面审查。 重视执法效果。
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美采取“效果导向”政策，一方面承认我国所作努力，另一方面认为政策措施收效不佳。美认为，执法不力是我国企业盗版侵权屡见不鲜主因，要求我提高执法威慑力，并取得“实际与透明的成果”。
为此，美专门制订对华知识产权战略，核心政策包括：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进行双边接触；利用各种贸易审议及WTO争端机制；在中美联合联络小组基础上扩大刑事执法合作；发挥私人企业的“耳目”作用。美对华知识产权保护持批评意见的行业有：药品制造协会、出版与软件产业、零售业等，其意见对政府决策有影响。
贸易失衡问题 贸易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2005年中方顺差年增31.1%，由297.4亿美元增加到1141.7亿美元，占我国全部顺差的152.5%。
据美商务部统计，2000-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年增19.65%，由838.8亿美元(不包括服务贸易)增至2017.4亿美元，占逆差总额比重由2000年的18.5%增到2005年的25.8%，我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IMF估计，2006年美经常项目逆差8691亿美元，占GDP的6.6%，中国经常项目顺差1842亿美元，占GDP的7.2%，中美贸易失衡将长期存在。
1.贸易失衡成因复杂。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拉迪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一个复杂而多因素的挑战。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开放的，平均关税已降到2005年10%以下，低于印度的29.1%、墨西哥的18%和巴西的12.4%。中国进口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5%增加到2005年的34%，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3倍。
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有：
(1)生产国际化。加工贸易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
据拉迪统计，中国出口产品的本地生产附加值极低，由进口零部件组装而成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55%，占对美出口的65%，其价值的2/3来自国外，但美在进口时将其全部计在中国名下。由于拥有大量非熟练低工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品的最终组装地，尤其是电子、信息与通讯设备。
拉迪举例说，中国对美出口的笔记本电脑是在大陆的台资企业组装，零部件则来自不同地区：美国处理器芯片、日本硬盘、韩国显示器、台湾内存、新加坡声卡。因此，拉迪认为，传统的原产地贸易统计方式，已经不能反映贸易收支的真实归属。
中方统计数据同样说明这一问题。2005年，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占58.3%，加工贸易占54.7%。
在我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顺差1425亿万美元，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加工贸易顺差，我国逆差将为406亿美元。
(2)东亚产业转移。拉迪指出，导致贸易失衡另一重要原因是，东亚地区产业大量转移。
据拉迪统计，1985-2011年，美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比重由50%降到16%，而对华逆差比重则由零增到24.4%。然而，美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的比重整体下降9.6个百分点。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同这一观点，其报告指出2000-2005年我国占美进口的比重由8.2%增到14.8%，增加6.5个百分点，而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占美进口比重则由21.1%降为14.4%，下降6.7个百分点。东亚整体占美进口总额比重由29.4%降为29.2%，略减0.2个百分点(见表
1)。中方统计数据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2005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1141.7亿美元，但对我国台湾、韩国、日本和东盟则逆差1358.6亿美元。由此可见，昔日美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已变成今日对华贸易逆差。
表1：东亚部分经济体出口占美国进口比重 单位：%中美-[飞诺网FENO.CN]国别/地区2000年2005年比重变化中国大陆8.214.86.5台湾2.32.1-1.2韩国3.32.6-0.7新加坡1.60.9-0.7香港0.90.5-0.4日本12.08.3-3.8总计29.4①29.2-0.2②资料来源:牛津经济分析中心《中国效应》。①原文数据为29.4%，相加数据应为29.3%。
②原文数据为-0.2%，相减数据应为-0.3%。 2.储蓄与投资失衡是贸易失衡的关键。
过去10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增加5倍，个人储蓄则由1980年的10.3%降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1.3%，企业和个人储蓄率低于投资率6.3个百分点。(见表
2)IMF估计，2006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6.6%，总储蓄率占GDP的13.7%，总投资率占GDP的20.2%，总储蓄率低于总投资率6.6个百分点。一国为其投资活动融资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即非政府部门储蓄、本国财政盈余和外国资本流入。
在财政赤字与低储蓄率情况下，美只能依靠外国资本流入来弥补投资缺口。资本净流入意味着经常项目逆差。
可见，投资与储蓄失衡是导致美贸易逆差的主因。 表2：美国宏观经济数据(1980年-2006年) 单位：%年份投资占GDP比例企业储蓄占GDP比例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贸易逆差占GDP比例198017.09.710.3-2.7-0.7198516.510.09.3-5.1-2.9199016.99.67.2-3.8-1.4199516.811.24.8-2.2-1.3200019.47.52.41.3-3.9200516.811.0-0.5-3.7-5.82006(估计值)20.714.7-0.6-3.3-6.6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美国会联邦预算办公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贸易摩擦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在WTO中，美是对华反倾销的第二大户，中国则是遭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于影响大的产业，制造业首当其冲，如钢铁业、纺织业、电器产业等，主要涉及由中资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制品、纺织品、水产品、家具、电视机等。“非市场经济地位”与“过渡期产品保障措施”是中国外贸的“紧箍咒”。
只要美方愿意，就会以此对我出口商品采取反倾销或特保等措施。 美利益集团是经贸摩擦背后的推手： 1.产业集团批我干预市场，造成不公平贸易。
美国制造业协会认为，“中国政府向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形式包括国有银行政策性贷款以及出口税收优惠等”，因此敦促国会将反补贴法适用范围扩展至非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贸易代表处对中国补贴政策进行全面分析。美国钢铁研究所、钢铁制造业协会、北美特种钢材行会和钢管进口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综合症》报告，诬我国钢铁产业政策违反世贸补贴规则和入世承诺，威胁美国经济稳定与安全，破坏全球环境，怂恿政府在WTO机制下采取行动。
2.劳工组织诬我国剥夺劳工权利，损害美国就业。2011年，美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曾以中国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护为由，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措施，但遭到拒绝。
2006年6月，该组织再次向政府提出类似申请，指责我国不遵守国际劳动标准，不执行国内劳动法，导致工人劳动条件不断恶化。该组织宣称中国劳动权益问题造成123.5万美工人失业，要求布什政府立刻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并与我国劳工保护状况挂钩。
两国贸易摩擦新动向值得关注： 1.摩擦重心由传统产业向知识产权类产业转移。古铁雷斯认为，保护知识产权若有进展，美中贸易关系才能持续。
这意味着，美正在将对华贸易壁垒的重心转到知识产权类产品保护上，此类产品将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重点，并从个别产品转向整体行业。 2.争端领域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扩展。
在限制我国具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如纺织品、鞋类等产品的同时，美越来越关注我国金融、保险、电信、工程、建筑、政府采购、分销、批发、直销等服务行业。 3.关注焦点由微观向宏观层面延伸。
近来，摩擦已由产品、企业等微观层面扩展到政策、体制、行业等宏观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出口管理、税收改革、透明度等“制度性摩擦”将增加。 4.解决摩擦思路由限制进口向扩大出口转变。
美商务部次长富兰克林·拉文强调，“美国增加对华出口，而不是采取针对中国商品的保护主义措施，是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最具建设性的途径。”最近，美就我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向WTO投诉。
5.我国企业“走出去”将成为新的摩擦点。我国很难完全避免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并购美国公司时的遭遇，加之“走出去”的多为国有企业，难免掺杂政治因素。
今后，类似美政府干涉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公司事件将时会发生。 人民币汇率问题 近年，人民币汇率低估被视为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美国内指责我“操纵”人民币汇率时起时落。
拉迪称，“人民币被低估始于2002年美元贬值。到2005年夏季，人民币低估幅度在20%—40%之间。
”2005年7月，我国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并升值2.1%，使美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暂缓。2006年以来，美国内保护主义浪潮再起，不满人民币小幅升值情绪抬头。
最近，美积极利用国际机构和多边合作机制，加大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促IMF加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监督。 人民币升值对平衡中美贸易影响很小。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坦承，人民币升值对美国进口影响不大，只会使美国出口有所增加，即使人民币升值25%，两年内美贸易逆差最多只能减少约100—150亿美元。美财政部次长亚当斯也承认，“贸易失衡是长期问题，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直言：“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增加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那么原来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轻工业品、玩具和各种家用电器将被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取代，对美国的就业没有丝毫好处。
”上世纪80年代，为解决对日贸易逆差，美以“广场协议”压日元升值。1985-1988年，日元升值67%，但日对美贸易顺差反由1985年的560亿美元增到1992年的1370亿美元，美贸易逆差则由1985年的1218亿美元增到1987年的1517亿美元。
可见，汇率变化对贸易失衡影响极小。 美方缘何压人民币升值？ 其一，转移视线需要。
近年来，美从外贸中获益匪浅，居民整体收入增加，但主要被少数高收入者占有。中低收入阶层无法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收入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增长，使一些受损者对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产生非理性抵触。
其二，政治之争需要。美对华经贸态度变化深受国内政治周期影响。
一方面，部分国会议员为赢得声望，以对“选民负责”为由，炒作“人民币操纵论”，换取选举筹码。另一方面，白宫需要用强硬对外政策姿态以取得国内胜算。
其三，抑制东亚货币圈需要。美一贯顾忌亚洲形成独立货币圈，亚洲金融危机时，美曾制止日本欲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设想。
2006年亚洲货币一体化趋势出现新进展，亚行推出亚洲货币单位，且中国所占权重最大。 其四，遏制人民币做大需要。
在实际汇率政策层面，因我国在东亚经济中位置越来越重要，许多东亚国家的货币汇率倾向于钉住人民币。美压人民币升值，可迫使东亚改变钉住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由此动摇人民币地位，削减东亚货币圈的凝聚力。
从趋势看，只要中美贸易失衡存在，只要美国内政治需要，人民币问题将是美“敲打”中国的工具。 能源安全问题 能源安全问题正成为中美关系的新焦点。
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成为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政治的重要力量。美对我国能源外交心存疑虑。
1.担心我国挑战其国际能源霸主地位。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对外依存度升到43%(2005年)。
美能源信息署预计，2025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1420万桶/日，其中75%需要进口。巨大的能源需求使我国与主要产油国联系加深，触及美地缘政治利益。
在中东，我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关系密切，与伊朗、沙特加强能源合作；在中亚，上合组织对里海地区作用上升；在北美，我国加强与加拿大油砂开发合作；在拉美，我国与委内瑞拉、巴西等资源国关系密切。凡此种种引起美对华日益活跃的能源外交忧虑倍增。
2.担心我国打乱由其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美依靠国际市场支配全球能源供应，维护其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领导权。
美认为，我国有石油公司收购海外资源相当于“圈占”国际能源资源，使供应与市场隔绝，破坏国际能源秩序。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试图“封锁”国际能源供应是“固守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3.担心我国能源需求损害其经济利益。2002—2011年，我国占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1/3，被美视作抬高石油价格的主要原因。
4.指责我国与“问题”国家能源合作妨碍其外交政策。2006年初，在中央情报局、国防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及国务院的协助下，美能源部公布了对华能源政策审查报告，认为我国与伊朗、苏丹、缅甸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接触，“与美国关键战略目标冲突”，批评我国为能源利益支持“专制政权”。
然而，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美具有共同的能源利益和合作基础。两国面临相同的长期能源安全挑战，包括避免全球供应中断、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等。
“尤尼科”事件之后，美国内开始反思对华能源合作，要求政府改变相对“随意、被动、消极”的对华能源政策：一是谋求与我国建立能源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3月，时任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向国会提交《2006年能源外交与安全法(草案)》，要求政府将对外能源合作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尤其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的能源合作，建立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从而确保经济和安全利益，并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
二是引导我国在多边机制下发挥作用。美学者积极呼吁邀请我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使其在美国主导的框架下承担国际责任，停止“搭便车”。
在G8内，美明显加大与我国等发展中大国的能源对话力度；在国际能源机构内，美寻求与我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让我国实际参与机构决策过程。三是推动东北亚地区能源安全合作。
美密切关注中日东海油气之争，不愿看到俄利用中日能源竞争提高自身影响力，为此积极筹划各种东北亚能源合作形式，并争取我国支持。同时，美希望通过加强APEC合作机构，强化与中国等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