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将亚当•斯密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学说发展为“比较优势”学说，奠定了广泛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通过改进该模型来探讨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分工的福利分配问题。
一、单纯贸易条件下生产效率差异决定了适宜汇率和合理的福利分配 纸币脱离金本位后，货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贸易变得复杂起来，下面考虑货币汇率及贸易条件，分析国际贸易福利分配问题。
(一)贸易产品定价以进口国国内生产效率和国内价格为基础 如果两国货币的单位价值分别按单位生产要素来定价，并且各有30单位的A币和B币货币存量。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在A国，单位衣服和汽车的价格分别为3单位A币和9单位A币；在B国衣服和汽车的价格分别是2单位B币和5单位B币。
进行国际贸易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出口产品的贸易定价。A国的衣服要出口到B国，其价格不能高于2单位B币，否则B国就会自己进行生产而不从A国进口；对A国而言，能接受的进口汽车的价格为9单位A币，B国商家为获得超额利润，也不愿意降低汽车在A国的销售价格，B国出口到A国的汽车价格应不低于9单位A币。
为达到国际分工前的需求程度，B国出口2单位汽车到A国获得18单位A币；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更需要外汇，A国会鼓励出口6单位衣服到B国获得12单位B币。
(二)不同的汇率水平能够产生不同的国际贸易福利分配效应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A、B两币具有三种汇率数据：一是根据生产要素购买力平价，1单位A币等值于1单位B币；二是根据衣服购买力平价，1单位B币等于1.5单位A币；三是根据汽车购买力平价，1单位B币相当于1.8单位A币。由于国际贸易定价是由贸易对手的国内需求、生产效率和贸易条件决定的，因而无论哪一种汇率安排都不可能改变国际贸易的定价机制。
在定价不充分的情况下，即出口产品定价远小于贸易对手国内同类产品定价时，出口国家汇率升值才有可能提高出口产品价格，这需要视贸易条件和竞争对手的价格情况而定。 1.以生产要素价格为汇率标准，生产条件好的国家能够占有处于劣势国家的利益。
如果当前汇率定为1，则货币当局需要用相同数量的本币兑换国际贸易盈余。对A国而言，货币当局发行12单位A币兑换12单位B币，A国货币存量为24单位A币，物质财富为2单位汽车和4单位衣服，价值30单位A币，A国国民需求变弱，潜在通货紧缩率为20%；B国根据货币汇率发行18单位B币兑换18单位A币，此时B国拥有36单位B币和6单位衣服、4单位汽车价值32单位B币，B国的需求有所扩大，潜在通货膨胀率为12.5%。
同时，经过A、B两国贸易结算，A国货币当局12单位B币只能换取12单位A币，这样B国不仅获得了李嘉图福利，还获得额外的6单位A币的贸易盈余。在这种汇率制度下，经济欠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国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所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一般不会持有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而是通过贸易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等值物品，发达国家的盈余货币回流到欠发展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存量回升至原来水平，但物质财富有所减少，发生通货膨胀可能性增加，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条件同时恶化。 2.以生产条件劣势国家的比较优势产品价格为汇率平价标准，生产条件好的国家能够获得“李嘉图福利”。
如果B国与A国汇率安排为1.5，即衣服购买力平价。对A国而言，货币当局发行18单位A币兑换厂商的12单位B币，国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国内经济条件与国际分工前相同；对B国而言，货币当局发行12单位B币兑换18单位A币，国内货币总量与国际分工前相同，但获得了李嘉图福利，国内产品更为丰富，国民能够享受到来自国际贸易的廉价产品，货币购买力提高6.7%，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通过国际贸易结算，A、B两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3.以生产条件好的国家的比较优势产品价格为汇率标准，生产条件较差的国家牺牲“李嘉图福利”而获得一定的贸易盈余。 如果两国货币汇率按汽车购买力平价确定，即l单位B币等于1.8单位A币。
对A国来说，货币当局需要发行21.6单位A币兑换来自国际贸易的12单位B币，国内货币存量为33.6单位A币，物质财富仍与原来相同，潜在通货膨胀率12%；对B国而言，B国货币当局发行10单位B币兑换18单位A币，B国货币存量为28单位，获得“李嘉图福利”，国内价格进一步降低，货币购买力提高14%；经过国际结算，A国获得2单位B币贸易盈余。
(三)以进口产品生产效率差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给贸易双方带来不同的经济效应 为了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和高科技含量的贸易产品，发展中国家宜采取与进口产品的生产效率差异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由此可见，货币汇率基本决定于生产效率。
在这种汇率安排下，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结构明显不同，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其他产品价格差别以生产效率的差距为基础，发达国家技术占优势行业或产品通过国际贸易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具有较大的贸易优势，并且在制定贸易规则中具有主动权，当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发达国家必定会采取多种措施对该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促其货币升值。
发展中国家货币低估和发达国家货币高估成为国际常态，发展中国家牺牲“李嘉图福利”，获得贸易盈余营造安全的金融和贸易环境，但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如果贸易规则合理，发展中国家通过当前辛勤的劳动和节俭的生活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赢得长期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货币逐步成长为国际储备货币，能够享受铸币税和来自世界贸易的廉价商品，使国民的生活休闲富足，从而享受发展中国家成长的好处。比如B国为保持本币的对内购买力，可以发行2单位B币，能够享受巨大的铸币税。
二、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大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压力，但可以分享一定的福利 货币汇率确定还有极其复杂的影响因素，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在货币汇率按发达国家生产效率最高产品购买力平价确定时，经济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贸易盈余，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李嘉图福利，但其生产要素价格极其低廉。
在上例中，A国的生产要素价值仅相当于B国生产要素的0.56。此时如果A国政治稳定，政策适宜，其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价值能吸引B国劳动密集型或高消耗行业转移至国内。
假定B国将1单位汽车生产转移至A国，利用先进的科学和管理技术组织A国的生产要素组织生产，A国生产效率有所提高，6单位生产要素可以生产1单位汽车。B国利用解放出来的5单位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衣服。
此时，在A国内生产1单位汽车，8单位衣服；在B国内，生产5单位汽车和2.5单位衣服，国际福利进一步得到增进。如果A国的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仍假定以该国的成本价格销售产品。
在贸易往来中，B国转移生产1单位汽车和出口1单位汽车，获得贸易收入9单位A币和利润汇回3单位A币。同时，假设A国分享0.5单位衣服的分工福利，出口3.5单位衣服，获得7单位B币贸易盈余，还能获得来自B国相当于6单位A币的B币资本流入。
如果要保持原来的货币汇率1单位B币等于1.8单位A币，则A国有2单位B币贸易盈余和0.33单位B币资本净流入，可见，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入能够加大A国货币的升值压力，而A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产业转移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汇率安排很难继续维持，为平衡国际收支，B国必然要求A国货币升值。
另一方面，如果B国汽车转移生产的生产成本高于本国，则产业转移不会发生，因而其升值上限由B国转移至A国的汽车的生产效率与其本国生产效率差异来决定。在上例中，B币与A币的汇率比值不能低于1.2(6／
5)，否则B国的产业转移就不能带来额外利润，资本流入就会终止。 上述模型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简化分析。
实际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缺乏和就业压力是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入不但能够带来一定的分工福利，还能增加就业，并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另外，由于当前国际资金流动性充足，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资本时刻审视着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投资机会，各国的利率水平、货币供给量和经济贸易条件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导致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影响汇率水平。
三、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加工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升值空间远小于有关经济学家的估计
(一)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入明显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国际收支情况看，2000-2011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加工贸易总顺差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3.6%、67.9%、70.1%、74.1%和77.8%，同期，外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顺差中所占比重依次为56.7%、62.2%、61.8%、73.6%和76.7%。正是在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推动下，2011年我国大陆的加工贸易顺差大幅攀升，2005年达1424.5亿美元；截至2005年末，累计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规模约在6700亿美元，每年吸收6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项下顺差约为600亿元。
可见，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入显著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小于预期，与美元汇率的升值上限应定在1：7.30以上 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报告，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员工工资相当于美国的2.9%，但其劳动增加值相当美国员工的13.7%，这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是中国7.299倍，单位劳动工资是中国的34.48倍，单位劳动成本是中国的4.74倍。按此计算，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应在11.7%左右，远远低于美国有关经济学家估计的人民币平均低估27.5%的水平，而且这种估算是以美国淘汰产业为基础的，如果按信息业等高科技行业估算，人民币低估程度可能更小。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合理确定货币政策目标，促进过剩流动性与经济相融合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升值到加工产品的贸易平价，国际收支也会存在一定的顺差，这种顺差是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入的必然结果，是以牺牲“李嘉图福利”为基础的，国内必然会产生绝对流动性过剩。实际上，这种流动性绝对过剩是一种潜在的对内贬值，即通货膨胀。
可见，当前维护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合理的汇率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因而，当前认为调整我国外贸不平衡的观点会牺牲我国的贸易福利，而适当将维护币值稳定的政策目标转变为促进货币与经济融合更适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二)加大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与应用，促进生产效率与人民币升值相适应 对于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来说，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通过改变技术的使用和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2011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0.71%，研发投入强度连续两年下降，2005年提高到0.76%。
但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依然不足，我国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仅为1.34%，与发达国家科研投入差距依然加大。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制造业成本优势会随着工资的快速增长而缩小甚至消失，从而影响产业转移承接能力，阻滞经济的长期发展。
(三)确定灵活的外汇储备海外投资战略，提高国际储备的利用效率 我国应当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转变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式。其战略选择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外汇储备投资跨国公司股权，派人参与其经营。
当前，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掌握并引导核心技术的发展，并购与投资跨国公司并参与其经营可以分享其成长与扩张的利益；二是投资关键的生产要素资源。储备关键的生产要素资源，不仅能够防止经济发展的瓶颈限制，当生产效率提高时，还能享受基础价值的提高；三是掌握领先技术的发展潮流，推动研发能力的提高和技术、人才的储备及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