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以日本战后处理贸易摩擦的经验为依据，分析了贸易摩擦对一国产生的正经济效应，其中正经济效应包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规避政策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等。在对贸易摩擦正经济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正经济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中国从日本经验中得到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产业结构；效应；倒逼机制 引言 中国在加入WTO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随之而来，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家对于贸易摩擦的关注，大多侧重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强调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和给企业经济效益带来的损失，谴责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对于贸易摩擦的正面经济效应却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
本文认为对于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应当辩证的看待，特别要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正经济效应。
一、贸易摩擦的正经济效应分析
（一）贸易摩擦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催化剂 20世纪日本与美国在纺织品发生激烈贸易摩擦后，欧美对日本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抵制使日本的出口贸易面临很大的压力，贸易立国的政策受到挑战。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汽车、计算机产业实施了关税税率和进口外汇比例等方面的行政指导，以实现对这些个别产业实施保护的目的。
日本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重化工业贸易摩擦的困扰，加之两次石油危机对重化工业打击很大，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调整的重心放在将重化工业产业结构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并提出“科技立国”战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历了与美国的宏观经济摩擦，《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和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提出“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重心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发挥信息产业的联动作用，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贸易摩擦的压力产生了动力，日本抓住时机调整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配合下，产业结构迅速升级。
纵观日本战后对外贸易史，贸易摩擦是与产业结构调整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二）贸易摩擦有利于规避潜在的政策风险 在《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兑美元汇率在1985年是255∶1，1987年达到152∶1，1988年达到127∶1，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整整升值一倍。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日本央行两年里连续五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从5%降至2.5%。
这种低水平利率坚持到1989年5月，长达27个月。长期低利率促使金融贷款大量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大幅上升，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宏观贸易摩擦促使日本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由出口主导型逐步转向内需主导型。虽然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并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但经济发展战略本身的调整是符合当时日本的境况和利益的。
（三）贸易摩擦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20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数量减少，出口价格由于供求的影响而上升，反而改善了企业的盈利状况。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也是如此，日本在1981年与美国谈判签订了针对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配额使日本汽车出口减少了，但日本汽车的价格却因为市场上供不应求而提高了，1981—1982年几乎每辆汽车售价提高了1 000美元，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日本汽车出口企业收入每年增加20亿美元。
而且，日本汽车出口企业为了维持自愿出口限制前的盈利水平，调整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增加了高价车的出口数量，从而提高了出口汽车整体价格水平。因此，贸易摩擦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
（四）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回避贸易摩擦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将国内纺织工业转移到东南亚各国，以回避与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日本国内的纺织品生产逐步减少，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本土的纺织业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与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基本结束。钢铁企业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并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投资主要集中于亚洲和中南美的国家和地区。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并在汽车、彩电、机床行业与欧美发生激烈摩擦，为了回避摩擦，日本增加了对欧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日本的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等汽车公司相继与美国的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公司合资。
从1986年开始，日本投资大举进入美国，1985年是50亿美元，1986年达到了100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10亿美元，1989年激增达到了320亿美元，四年的时间增长了6倍。
二、贸易摩擦正经济效应产生机理分析 倒逼机制迫使贸易摩擦各利益相关主体采取自救措施。 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当一方成功地限制了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时，它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出口企业的出口量和盈利，进而削弱该产业的竞争力，不利于出口国经济发展。
而且贸易摩擦是一国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加深而愈加频繁。 在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中，日本汽车企业就是通过质量升级的方法增加高质高价车的出口来增加盈利。
另外，日本企业除了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摩擦外，还积极利用公关策略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在日美轻型卡车关税贸易摩擦中，日本企业成功的运用公关策略，以美国通商代表、财政官员为公关目标，使日本轻型卡车与轿车一样以2.5%的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
为此，日本支付了300万美元的酬金，而获得的收益，仅关税一项，日本企业就少缴纳5亿美元。另外，日本的行业协会作为企业的代表，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和咨询等服务，在应对贸易摩擦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多数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低姿态妥协的方式进行自愿出口限制，以缓兵之计阻止贸易摩擦升级，一方面积极进行产业政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扩大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往来，降低对单一国别的市场依赖度，并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主导型”。
日本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日本在贸易摩擦中的处境，不但没有在贸易摩擦中损伤元气，反而使贸易摩擦的正经济效应充分地发挥，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三、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告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倒逼机制的作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1.积极利用贸易摩擦，提升产业结构 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成本优势，即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力军。
但这种成本优势从长期发展来看，并不能持久，依靠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也是不现实的。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出口的产品也大部分属于低端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低下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中国应当以贸易摩擦为契机，积极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和投入，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逐步改变加工贸易独揽大局的局面。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出口品牌，实现出口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把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从价格优势转移到质量、技术和产品差异化等因素上来。 2.积极扩大内需，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目前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增加了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已经从微观摩擦上升到宏观制度摩擦，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已经升值，中国应该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居民购买力也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市场十分庞大。
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扩大内需，提高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改变舍近求远发展外贸的策略，降低外贸依存度。 3.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走国际化道路 在贸易摩擦频繁暴发的情况下，中国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可以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海外并购，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既缓解了摩擦又获得了东道国的资源、技术、市场、人力资本等要素。
而且走国际化道路也是增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咨询、信贷等服务，增加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和动力。 4.适当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 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而且贸易顺差来源国的地理方向比较集中。
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据中国统计，2011年，中美贸易顺差为802.7亿美元，2005年这一数值达到1 141.7亿美元，2006年更上升到1 442亿美元。
与日本在20世纪的经历类似，巨额的贸易顺差成为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在不减少出口的情况下，采取主动扩大进口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顺差，缓解频繁暴发的贸易摩擦。
并根据与各个经济体贸易顺差的不同程度，来决定扩大进口的规模，其中重点扩大对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进口的种类应优先考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国内紧缺产品，以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同时，注意降低出口的地理方向集中度，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孙亚锋.日本产业政策变迁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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