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根据西方主流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的走向趋势，指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就中国而言，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不应该主要通过派政府代表团赴美进行集中采购，而应采取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遵守和利用WTO规则，在充分了解美国政治、经济运作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诸如自动出口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等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贸易逆差 出口产品结构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论是贸易金额，还是商品结构的涵盖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与扩大。
中美贸易额从1977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00亿美元，中美贸易商品结构也由为数有限的产品种类扩大到几乎覆盖所有产品种类。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由当时的完全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到目前的以初加工，甚至精加工产品为主。
这种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同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状况相吻合，即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
展望未来，在WTO的框架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存在着广泛的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可以预料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综观过去25年中美贸易的发展历程，同其他重要或主要的贸易关系一样，中美贸易关系在发展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是一波三折。
新近的一轮贸易摩擦首先发生在美国对中国某些纺织品进行进口限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法院裁决了中国彩电企业对美国倾销。
而后又对从中国进口的家具产品进行反倾销。中美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界与经济界的不安。
我们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纺织品与彩电出口的争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独立的或突发的事件，而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一个表象。而且，如果目前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框架在未来5～10年不变 (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会在将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会继续存在并扩大，目前的这类贸易摩擦也会随之不断加剧与升级，甚至会愈演愈烈。
根据1977-2003年中美贸易的统计数据，我们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就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国从美国进口以及中美贸易平衡状况进行了拟合与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的理论公式如下：Y=α+βX。
这里，Y1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X代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序列；Y2代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α为截距；β作为时间序列的系数，表示变化的方向与数量。 根据1993~2002年中美贸易数据，我们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进行了线性回归拟合。
所得结果如下： 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重要统计检验指标见表1。两个回归模型的β值均为正数，表明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发展。
每年的递增数量分别为 542197.5与16913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检验的结果，即F检验和t检验，都表明X和Y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
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95%和94%。 运用上述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对今后10年中美贸易的走向进行了趋势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出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见表
2)。如表2所示，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增长，不仅如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今后的10年中将继续存在，其数量将从2011年的433亿美元增加到 2013年的806亿美元。
鉴于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和继续扩大，这种贸易逆差给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的、持续的不利影响。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它会成为中美政治经济恶化的触媒。
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逆差存在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将成为维持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拟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从中美两个方面，从政治和经济联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对解决的办法提出看法。
二、文献综述：视角的差异与观点的争执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和美国双方的统计数据不同，认识的角度及所持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看法是： 1.中国实行新重商主义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补贴)，限制进口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具体地说，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出口。
2.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规定，包括银行、保险、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够，使美国的公司没有获得对等的国民待遇。 3.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偏低。
由于汇率原因造成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其结果，直接与间接地造成了美中贸易的逆差。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中方认为： 1.中美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国实行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结果。美国可以从对中国的贸易中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中国则不能从美国买到技术资本密集性的资本类产品，从而使贸易产生不平衡，进而引发贸易纠纷。
2.中美贸易中，中国不存在美国指责的所谓的“倾销”、“通货紧缩输出”、“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等问题。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非全部或大部分产品的价值都是在中国创造的。
据统计，中国出口的产品，65%是中外合资或者外国独资企业生产的，50%以上的贸易属于来料加工，或OEM。其结果是：一方面，出口产品中的许多利润落人了外商的腰包；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亚洲许多国家的逆差也在扩大，美中贸易逆差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
3.中国不追求长期的过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进出口的基本平衡。在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是本着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争端的。
4.中国认为中美贸易是互利互惠的。不仅中国受益，而且美国同样受益。
据摩根斯坦利调查，大量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可节省支出200亿美元。
三、中美贸易流动合理与否的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运作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中美贸易也不例外。考察中美贸易流动的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地必须依据西方的经典贸易理论。
本文拟就3种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贸易流动的适应性和指导意义进行评述。这3种理论分别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David Richar do’s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莱蒙德·弗侬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Raymond Vernon’s Product Life Cycle Hypothesis)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
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labor-intensive product)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s)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通过中美两国的贸易，可以使中美两国都能得到大于本国各自生产两种产品所得的利益。
所以，在现有的自然秉赋条件下，中美的分工格局应该是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而美国则生产并出口资本与密集型产品，如大型高速计算机。 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蒙德·弗侬率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个理论，一件新型的工业产品，要走过新产品(New product)，成熟产品(Maturing product)以及标准化产品(Standardized)3个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对生产、消费以及国际贸易有着不同的影响。以彩电为例，在新产品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一阶段，该产品的主要开发国的生产仅能满足它的国内消费，因此，出口几乎为零。
在该产品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成熟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二阶段。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learning curve effect)使得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其结果是国内的生产产量大大超过国内的消费量，其余额部分销往国际市场。
在该产品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标准化阶段，即图1的第三阶段。产品的生产达到了高度的标准化及流程化。
从而使产品的生产地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而美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进口国。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假说不难看出，中国生产并出口如彩电类已经是标准化的产品，而美国作为该种产品的主要开发国家之一，出口该类生产技术与专利，并进口该产品成为一种可以预计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至于倾销与否，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与冲击。
至于同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的同类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公平竞争问题，是更多地取决于公司对利润率的决定倾向，而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失业性的冲击。各公司的利润率策略是公司市场竞争的需要和结果，只要原产地的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产品销售目的地的价格，就不构成倾销之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与俄林对国际贸易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这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的自然要素秉赋学说。
这一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起因取决于贸易双方的自然秉赋。一个资本和技术相对丰富，而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与国际贸易中自然而然地利用出口其所秉赋的丰富资源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对本国而言稀缺资源生产的外国产品。
举例而言，美国的资本供给与劳动供给的比例大于中国的资本供给和劳动供给的比例，因此，中国应该向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品，因为劳动力是中国的丰富资源。相应地美国应该向中国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资本与技术是美国的丰富资源。
综上所述，不论根据以上任何一种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来分析，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彩电；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都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高科技产品。只有这样，两国才能达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
四、中美双边贸易的现行走向 综观过去中美贸易的走向和商品结构，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西方建立的传统的经典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如图2所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反地，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却同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完全吻合，甚至是相悖的。如图2所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理论上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现实是美国并没有向中国出口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相匹配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
虚线框部分说明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对中国应该增加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正是由于这种贸易走向以及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匹配性，甚至是不合理性，导致了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
而新近一轮的在彩电和纺织品行业中的贸易摩擦仅仅是这种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的表象与反映。 造成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即美国选举年效应；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总统、参众两院、州、县、市的选举，是一种定期重复的政治运作机制的一部分。选举制度以及这种选举过程的本身就是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达到新的均衡的基本手段和过程。
在这种定期重复的选举过程中，特别是在总统的定期选举过程中，为了实现当选的目的，参选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当选与否有重要影响的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利益阶层会做出均衡和保护。美国是目前事实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美国有能力采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服从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的做法。而其他各国由于实力的原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无可奈何，而且还要适当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维持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从而维系与美国的良好的、持续的运作关系。
目前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纺织品、彩电和家具制裁也是这种对外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运作的具体表现。不论用上述包括李嘉图、弗侬或赫克歇尔一俄林在内的何种经济理论来分析，美国的纺织业都应该算作一个夕阳产业，已经完成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到了被淘汰出局的时候。
这不仅同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而且也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但是面对着美国近年来由于经济低迷而不断攀高的国内失业率，面对着美国的大选在即，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强势竞争，美国现政府不得不采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措施，即便是如限制部分中国纺织品进口等对美国经济来说更具象征性意义的措施，以安民心，争取选票，均衡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是这种美国国内民主政治，具体地说这种选举机制的一个副产品。 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裁决也不例外。
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出超国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就成为美国经济界，甚至政治界所关注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政治经济气候下，美国彩电同业公会起诉中国的彩电企业，美国法院裁定中国彩电企业倾销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对此，美国政府不仅爱莫能助，而且，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司法界有着同样的观点。虽然，由于经济原因，美国多年前已经停止在本国生产彩电产品，对中国彩电出口的制裁不会为美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是在大选之际，利用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因素争夺选民，仍然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诸如纺织品、彩电及以家具等，进行反倾销裁定，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造成了压力。而产生这种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无法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出口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
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横跨太平洋的中美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单向贸易流动。即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美国需要的劳动密集性产品，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中国出口中国需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造成了中美贸易出现了巨额贸易失衡。
美国的这种对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限制的原因是美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建立在这种意形态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美国朝野无法将中国视为长久的可信赖的政治伙伴。
在中国经济日益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不信任感就也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威胁论”。其结果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对中国的出口资本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限制或管制。
在具体做法上，由冷战时期的对共产国家限制的巴黎委员会(COCOM：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1 Export Controls)下设置的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ttee)负责管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管制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重新签订了华森纳协议(Wassenaar Arrangement)，以此来取代巴黎委员会，继续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具有互补性很强的两个贸易主体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目前的失衡的单向贸易流，其结果是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下贸易摩擦不断。
五、结论与政策 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是安抚政策。具体做法是，当贸易摩擦出现时，政府立即派出高级别的政府采购团，大笔购买美国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产品。
这种应对政策有3大不利之处：第一，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种逆差又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不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所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
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派出采购团只能暂时减缓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这种摩擦的存在与升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或制裁，这种限制或制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第二，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地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从这种安抚中获利，从而摩擦没有通过这种安抚政策得以解决。
比如纺织品贸易摩擦，中国的采购团购买的是美国波音的飞机，这并没有使挑起贸易争端的美国纺织业受益。反而采购激发了他们向美国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购团一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就做出了对纺织品出口限制的决定。
很快美国法院又做出了对中国彩电的倾销一审裁决。这种“头痛治脚”的安抚政策，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
而且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两项安抚采购项目，飞机与汽车来说，中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汽车市场上都不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汽车贸易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抱怨，中国大规模的汽车采购从长远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缓减美国汽车制造业同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矛盾，给以日本为主的国外汽车制造业在国际汽车销售市场上提供一个缓减竞争矛盾的机会。
同理，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的飞机采购，也没有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减缓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同欧洲飞机制造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这种“头痛医脚”的安抚政策是中国对美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
美国经济的运作是以利益独立的私营经济与不同行业为主体的，美国政府是不能通过跨企业与行业的利益转移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得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飞机与汽车采购的利益转移到纺织品和彩电行业上。，因此，购买飞机和汽车不能解决纺织品和彩电贸易纠纷。
第三，这种以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安抚政策，往往还会起到很强的负面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轨，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
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企业所用的设备，会给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种中国还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错误印象，这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WTO成员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形象，从而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贸易事务时对中国施加不利的条件提供了借口。 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
此举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缩小使得信任程度增加，从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得到了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减缓和消除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出超，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
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可以避免在对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上述的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
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中国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可以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海尔成功地在美国投资设厂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厂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第五，遵守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关系现在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就应该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统一公平的规则下进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