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大规模应急救援告一段落后，二〇〇八年六月，我开始专注于地震预警问题，搜集整理资料，写成《地震预警问题的背后》，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8年8月号。就在文章刊出时，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公布，“2008年8月11日，中国地震局召开全系统视频知识，去纾解愤懑与疑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写作《唐山大地震》，笔者曾对地震预报问题进行过长时间调查和研究。
一九八九年后，我从军队专业到国家地震局，在《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我所服务的报纸，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管，使我有机会和更多的地震科学家近距离接触。时值“国际减灾十年”，我们曾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巨灾问题，编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考证研究了二十世纪中国一百个最大自然灾害的史料。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
我的问题是：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一九七六年在同一区域曾发生松潘、平武大地震（两地分属阿坝州和绵阳市），其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按照信息公开的规定，有关部门有责任公布，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而最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但探讨的主题，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的“地震预警”问题。中国大陆的地震预警，已有四十余年历史。
四十余年中，曾有拯救了数万生命的海城地震成功预警，也有唐山地震等错失临门一脚未能实施预警的惨痛记忆，汶川，则是惨痛事件的最新记录。 我们期待汶川地震的震前资料全面公开。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中国大陆地震预警简史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十二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3] 一九五〇年察隅八点五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烈度高达十二度，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4] 一九六六年，距北京不足四百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八千多人死亡。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5]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产生朦胧的认识，并立刻应用。在七点二级地震发生后仅仅四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六级强余震。
自一九六六年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一九七〇年初，云南通海发生了七点七级大地震。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导致一万五千多人死亡。
地震工作加速发展，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五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6]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他将地震比喻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认为人类应该比敏感的动物更能够清醒感知地震。
词曰：
（一）七十年代伟大，各条战线扬镳。风流人物看今朝，地震力争预报。 肩荷赶超任务，岂容松懈分毫！必须力戒躁与骄，呈出崭新风貌。
（二）翘首西南一角，为陵为谷频传。工农兵学齐上前，高举红旗抗患。 当作帝修看待，大家擦掌摩拳。集中力量将敌歼，敢向地球开战！
（三）地震还同纸虎，虫鱼敏感异常。请看鸟兽犹激昂，岂有人而怅惘？ 总结由来经验，制成规划远长。赤心奉献红太阳，树立全球榜样。
（四）有所发明创造，为毛主席争光。爬行主义太荒唐，祸国殃民无量！ 跃进歌声四起，行军军号悠扬。东风吹送岭梅香，转瞬百花齐放。
[7] 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8]形势逼人。一九七三年二月，四川炉霍发生七点九级地震，两千余人死亡；一九七四年五月，云南永善发生七点一级地震，一千五百多人死亡。
两个地震均无预报。与此同时，华北和东北和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一九七四年六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下发第六十九号文件，[9]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通报震情。 六十九号文件转达了地震工作者的预测意见，如“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
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10] 这是一次国家层级的地震预警，空前绝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不久，地震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即成功地对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作出了预警。一九七四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
[11]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震前二十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二月一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出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二月四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
[12]二月四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
当晚七时三十六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五万人以上死亡。
[13]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一千三百多人。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
[14]龙陵地震包括先后发生的七点三级和七点四级两个强震，震中烈度达九度，毁损房屋约四十二万间。因防范在先，死亡九十八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地震工作者还成功预报了四川盐源一云南宁蒗间的六点四级地震。
[15] 中国地震预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展迅速。“地震预报的研究”，被中科院列为文革困乱时期仅有七项“难得的科研成就”之一。[16]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发布了该地区的短期地震预报。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
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17]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
一九七六年
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七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18]作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七月二十六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
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七月二十七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作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
仅十几小时后，七点八级地震在唐山发生。[19] 未能预警的唐山地震，结局极为惨烈。二十四万余人死亡，十六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作出短期预报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八月六日，四川省发出时间点更精确的临震预报。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两个大地震在松潘、平武相继发生。
这是继海城、龙陵地震后，又一次出色的地震预报。但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防震避震造成人员伤亡，停工停产损失严重。[20] 从唐山地震后到汶川地震前，中国没有发生过死亡超过八百人的地震。
这三十余年间，最大的两个地震，分别是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和一九九六年云南丽江地震。这两个地震，有正确的中长期趋势判断，但前者没有作出短期和临震预报，后者作出了短期预报却没有作出临震预报。[21]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八级大地震在没有预警的状况下突然爆发。
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三十二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至二〇〇七”，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前一个单元，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文革重迭。
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文革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政治，认定“四人帮”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22]改革开放初，“唐山地震未能作出短临漏报，根本的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官方表述。
[2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24]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二〇〇〇年通过国家验收。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刚刚通过验收。
[25]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26] 文革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
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三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二十万人。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在一九七九年后开始整顿，到一九八〇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到五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两万人。[27]文革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一万四千人，文革后叠经整顿，到一九八五年已剩下不足千人。
[28]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各种意义？ 地震科学家张国民等人认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一时期是地震预报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它奠定了地震监测手段和预报方法想象生活和生产秩序。[64]地震预报开始被越来越严格地管理和控制。
在“把地震预报纳入法制轨道”的理念下，从一九七七年颁布《国家地震局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暂行规定》、一九八八年颁布《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到一九九八年颁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65]对地震预报做了一系列约束。一九八八年的规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水平的宣传报导、写实的文艺创作，在发表前应征得国家或省级地震部门的同意。”[66]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地震活动却相对平静。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本地的稳定，对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环境”的负面信息都严加控制。唐山地震后对地震的“过敏”，变成对地震谣言、地震误传和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过敏”。如海城地震和松潘地震前的大规模发动群众公开防震，在这一时期已然绝迹。
一些成功的预警，都可以称之为“秘密预警”。 一九九九年，一个类似海城地震预报的事件，在同一地区重演。在有正确中长期预报的基础上，辽宁省地震局在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省政府发出了海城-岫岩将发生五点五至六级地震的临震预报。
但当时他们仍无完全的把握，提交给省长办公会议的分析意见，一是“临震”，二是“进一步看变化，也可能发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动”。辽宁省地震局前局长徐心同写道： 我们这样的不确定的分析预测意见，提交到省政府常务扩大会上，实际上是给省政府的决策者们出了个难题，在看到省长们决策时为难的样子，而我们又无能为力，处境真是十分尴尬。政府的决策者们面对的是把我们的不确定的预测意见变成是否发布预报、采取预防措施的确定性行为，这是典型的风险决策。
[67] 辽宁省政府决定发布临震预报，但采取了周密的实施方案：按内紧外松原则，各级领导和关键部门做好应急准备，不惊动更大的社会面；在省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险的两个镇，动员居民和师生撤离危旧的住房和校舍，通知井下人员停止作业。政府的预报发出不到两天，二十九日中午，五点六级地震在岫岩-海城交界处发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中缅边境七点三级地震的情形，与岫岩-海城地震相似。
地震工作者在震前三十小时作出了临震预报，政府做好应急准备，在有限定的危险地区公开防震；如命令孟连县的学生撤出校舍，放假防震，在地震到来时避免了重大伤亡。[68] 地震以及其它重大灾难的预警，政府必须有决策。决策不能闭目塞听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后才出。
获得专业部门的概率性预报后，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会、经济甚至国防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警兆”和“警度”作出判断，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讯号。政府的判断，依然是概率性判断。事实上，无论恐怖袭击、化学灾难、疫情爆发还是可监视性已经很强的洪汛、台风，政府即使尽最大努力预先获取准确信息，决策的盲区仍将无可避免地存在。
显然，当前各级政府的灾害预警能力很低。尤为奇缺的，是先进的危机管理思想。 地震界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称为“三要素”，在预测预报中全力追求“三要素”的精确性。
但“三要素”的精确性，并不是政府预警的先决条件。例如，就所释放的能量而言，一个八级地震是七点八级地震的二至三倍，是一个六级地震的九百倍，差别巨大。但是政府预警的最基本举措，却未必一定要有这种精确的“级差”。
当政府对一个可能震级为六级、破坏烈度为七度的地震进行预警时，就应该撤离、疏散人群。这个举措完全覆盖了震级和烈度更高的地震。又如，对一个地震，仅仅有较准确的地点判断，却没有较准确的时间判断，或者相反，预测准了时间却预测错了地点，这从“三要素”的标准衡量是不及格的预报，但对政府的预警却仍有宝贵的价值。
在茫茫的时间/空间海洋中，若干危险点凸显出来。政府可以运用行政力量，作有效防范，弥补地震科学水平的不足。并不精确的预报，却可能达成有减灾实效的预警。
现在问题，恰恰出在把政府预警和科学的预测混淆、等同，深层原因是体制设置错误。中国地震局和各级地震部门，在确定地震预报意见方面，具有法人地位。它兼有“政府”与“科研者”双重身份，既是地震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实施者，也是地震预报的把关人。
事实上，地震部门不可能代替政府实施预警，每一个预报的“球”都踢给了地震部门之上的政府。但政府却没有危机管理指挥中枢。震情严重时，政府常常没有判断能力，一次次问地震部门：“ 你们说呢？”“你们到底有没有准确的意见？”球又被踢回。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地质背景、经济状况、人口密度差别甚大。由中科院院士、著名地震科学家马宗晋领导的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地震灾害分区”概念，提出对我国地震的四种类型——“华北型”、“川滇型”、“西北型”、“江淮型”采取不同的防灾减灾策略。[69]他们还提出了地震灾度的概念，将地震分为微灾（死亡一到九人）、小灾（死亡十到九十九人）、中灾（死亡一百到九百九十九人）、大灾（死亡一千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和巨灾（死亡等于或大于一万人）。
[70] 笔者借用此概念，将“微灾”与“小灾”合并，列出“灾害等级”和“防范等级”的双因子表，显示政府灾害预警的十六种可能的状态：
无防 小防 中防 大防 无害 无害无防 无害小防 无害中防 无害大防 小害 小害无防 小害小防 小害中防 小害大防 中害 中害无防 中害小防 中害中防 中害大防 大害 大害无防 大害小防 大害中防 大害大防
由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乃至突发事件，在破坏性上相似，因此政府的预警策略亦具有兼容性。表中的“无害无防”、“小害小防”、 “中害中防”、“大害大防”是四种“最好”的状态；“无害大防”、“大害无防”是两种“最坏”的状态；而“小害大防”、“大害小防”、“中害不防”、“无害中防”是四种“较坏”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应倾力追求，最坏和较坏的状态要努力避免。
在付出努力后，可能得到的另六种“中间状态”。 “小害无防”、“无害小防”、“中害小防”、“小害中防”乃至“大害中防”、“中害大防”，是现阶段科学水平和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下较有可能经常出现。中间状态并不理想，对灾害判断不准，或是反应过度，形成惊扰，或是反应不足，造成损失。
但这是需要接受的现实。 汶川地震属最坏状态：“大害无防”。这一次，中国没有重演海城地震成功的预报和预防（“大害大防”）；也没有重演松潘、平武地震付出代价、有深刻教训、但毕竟发生了的预报和预防（“中害大防”）；也没有出现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
在汶川地震前的两年间，如果确有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判断，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中期预警举措？在汶川地震前夕，如果确无精确的 “三要素”预报，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从地震部门获得欠精确的预报意见？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处置这些“欠精确”预报的？有没有“内紧外松”的应急措施？有没有小范围或特定目标的局部防范？是否有过犹疑、彷徨、顾忌、争论，直至最终未能实施预警？ 深入详尽的分析，有待信息全部公开。需要指出，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有的地区甚至直接由军队领导。
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六十九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三十二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困难。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时到二十四时将发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
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功能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八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 故事中小学生。
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甘肃玉门五点九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三百五十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
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八千多人冻伤患病。[78]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
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
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离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
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发布临震预报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难度。公众的忧震、恐震心理，公众对地震专家、政府的期望与信任，与整体上临震预测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极易传播“扰动”社会正常秩序。
[79]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新工具为包括“临震应急”在内的公共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然而传播中的信息“放大”效应，也成为政府地震预警必须正视的新困扰。 结语：地震预警的现实选择 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应对灾害的社会素质，均亟待提高。 二十世纪，中国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以上，而美国在二十世纪七级以上地震总共二十次，总死亡人数一千三百八十人。
中国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地震预警。 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地震预警问题，笔者以为，下列诸点尤为重要： 一，彻底改革巨灾应急体制。政府在灾难预警中处于最关键位置，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
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我国亟需建立常设紧急事务部门，统筹职能区分明确的灾害情报信息系统和减灾事务管理系统。[80]包括中国地震局在内的各级灾害情报系统，负责向此常设机构呈递特定灾种的预报。
依据损失最小化原则，是否宣布预警，在什么范围、实施何种等级的预警，由此预警枢纽（必要时由政府首脑）决断。 二，给地震科学研究充分的学术自由。政府的责任归政府，科学的天职归科学。
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灾害情报系统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
在政府支持地震预报同时，要探讨市场（保险业）和民间组织（包括非赢利基金）资助的可能。要重新审视文革时期的地震工作“群测群防”模式和防震抗震科普宣传模式，探讨在新的社会格局下，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地震观测的新方式。 三，增加震情信息开放度。
全国和各省的地震活动背景、长期地震活动趋势、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应编成面向公众的通俗宣传品。中期预报意见，应在媒体向社会披露，通过政府部门、科学界各种非政府组织向公众进行防震科普宣传（包括辨识地震谣言）。在经济、文化较发达、同时存在地震危险的首都圈和沿海地区，此事宜早不宜迟。
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送达政府后，如决定预警，应在特定范围、以特定方式传布。 四，减压。当前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
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应密切沟通。全体社会成员同舟共济，宽容，务实，沉着面对巨灾威胁；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共担必要代价。
在地震预警的困局面前，将急切的诉求，转为理性期待和积极参与。 五，建立预警过程的“复盘核查”制度。预警的决策结果必须允许失误，但预警的决策过程决不容存漏洞，事后必须检验，不要让决策的巨大难度，成为玩忽职守者逃避责任的理由。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中国地震局正式展开汶川地震的科学总结与反思工作。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容纳一切意见，特别是中国地震界学术异见人士的意见，真正做到民主和公正。反思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任何机构和阶层的专利。
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信守中国政府关于信息公开的承诺，向社会公开，接纳社会参与，让媒体充分报道。笔者呼吁，尽早公开没有任何理由视为“秘密”的汶川地震震前资料，全面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化惨痛教训为公共治理的宝贵知识资源。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修订于香港大学圣约翰学院
论文怎样预报松潘7.2级地震的》，《四川地震》，2007年9月；陈焕新：《成都平原的动荡》；《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页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77] 陈焕新：《成都平原的动荡》；《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页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78] 陈颙等：《“十一·五”期间中国重大地震灾害预测预警和防治对策》，《灾害学》2005年3月 [79] 参见罗灼礼、杨懋源：《临震预报与公共管理的思考》，《国际地震动态》，1998年3月 [80] 参见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页1
60、165，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