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溥仪传奇人生的影视作品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 《末代皇帝》。影片的后半部分，英若诚扮演的战犯管理所所长被游街批斗，溥仪感念所长的教诲和帮助，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说：“你们弄错了，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好人。”红卫兵昂首问道：“你是谁？”溥仪迟疑片刻，回答：“我是一个园丁。”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台词，新时代已彻底改造溥仪的身份，他终于当上渴望已久的普通公民，也体会了人微言轻的无力感。其实这段情节不尽符合史实，1966年，溥仪已结束在植物园的“劳改”，他当时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但他确实始终以园丁身份为荣，香山植物园园丁是他获得特赦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他意义非凡。这份工作帮助他抹去小皇帝标签，实现了从战犯到劳动人民的过渡，离开很久以后，他还经常回去伺弄花草，常对人说，植物园是他的家。
前一段时间，溥仪在植物园的“家”因长期用作库房引发关注。溥仪当年居住的宿舍仍保持原貌，有市政协委员建议管理单位应尽快腾退旧居，把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时的照片、资料、劳动工具等集中展示，帮助观众了解历史。
游览故宫 “我还得买门票？”
依照周恩来的安排，特赦战犯要先参加一年劳动，培养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感情，再安排正式工作。和溥仪一起获得首批特赦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周振强等国民党将领，他们去了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栽培果树相比于种麦种稻是比较轻的农活，劳动量和技术含量对于征战半生的将领不在话下，对于“皇帝”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个连衣扣都不会系、戴着七百度近视眼镜的人能干什么？确实是件麻烦事。
溥仪自幼喜欢看医书，有一点中医基础，想去医院工作，周恩来觉得溥仪看病万一看出事故，会被人上纲上线。有人建议让溥仪去故宫工作，周恩来说不合适，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都来看皇上怎么办。
周恩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溥仪在故宫不仅可能影响游览秩序，触景伤情对他个人的情绪也是一种刺激。溥仪在特赦后第一次去故宫，是在沈醉、杜聿明、周振强等人的极力邀请下成行的，大家都希望他当导游。到了门口沈醉跑去买票，人手一张，溥仪接过门票诧异地问：“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众人一时无语。
沈醉回忆，溥仪确实如他自己所说，闭着眼睛都能在故宫里找到准确路线，他有时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解，但更多的时候低头不语，怅然若失。“故国不堪回首”，定是勾起许多伤心往事。走进御花园时，游客发现了末代皇帝，纷纷围拢过来，溥仪等人只好结束游览。从那以后，沈醉他们再也不好意思邀请溥仪去故宫。
适合溥仪的工作应该劳动量小，又能学到技术和知识，思前想后，周恩来有了计划。1960年春节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活动上，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打算让溥仪去中科院下属的植物园工作。郭沫若回答：“皇上驾到，当然欢迎。”
也许大家不知道我是当过皇帝的
溥仪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一间屋子，即现在仍然保存完好、改作库房的灰砖房，两名党员工友刘保善和刘宝安与他同住，以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他。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进城，如需用车，由工友武宝印负责。植物园流传一个笑话：皇帝最安全，有三“保”（保善、宝安、宝印）。
初到植物园，溥仪心情忐忑，他在一篇感想中写道：“如果植物园的干部和职工知道了我是谁以后，会不会因为我的历史罪恶，对我产生憎恶和歧视呢？”当发现干部职工都对他特别热情关心，他还默默地想，也许大家还不知道我就是当过皇帝的那个溥仪，只当我是一个新调入的干部吧。
溥仪真是想多了。普天之下，谁还不知道宣统那些事儿。他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毕竟还是特殊身份，植物园早就开过全体会议向职工通报，溥仪要来园劳动锻炼，职工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对外不要宣传，要提高警惕，建立登记制度，掌握他的交往对象，不能向他透露国家机密。植物园职工能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呢？大家觉得有些好笑，对皇帝的到来充满好奇和期待。
至于如何称呼他，职工大会进行了一番讨论，直呼其名不太合适，叫同志似乎他还差了一点儿，最后决定叫他“溥仪先生”。实际交往中，职工忍不住会拿他开玩笑，叫他“皇上”，“宣统”。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溥仪深知在当前社会劳动人民光荣，帝王将相可耻，他最不喜欢别人拿他开这种玩笑，谁叫一声皇上他要闹心半天，往往正色道：“我现在是公民的一员，跟你们一样的。”不过，职工闲聊时说起宫廷趣闻，溥仪丝毫不避讳，经常主动讲些自己当小皇帝时的滑稽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若有人对历史掌故、紫禁城建筑细节持不同说法，溥仪必滔滔不绝以权威自居，激动起来要争得面红耳赤，让人不禁感叹，“皇上”情绪难测。
都怪我太笨了
这些工作不算复杂，从没干过活的溥仪学起来还是经常付出“血的代价”，用刀削插条时难免伤手。溥仪很在意自己的劳动表现，生怕让人觉得他搞特殊，轻伤不下火线，口头禅是“都怪我太笨了”。在溥仪的遗物中，有一个本子，贴满溥仪亲手收集的各色植物标本，下面详细标注着科属、产地、性质和特征，劳动之余他反复阅读植物学书籍，写了几十页心得，可见溥仪确实下了苦功想成为一个专业园丁。植物园一年多的工作，使溥仪爱花成癖，养花成了他晚年主要的业余爱好。
植物园尽量给他安排轻巧的活，他不愿意被照顾，总说这样影响他的改造。按照规定，溥仪只要完成上午的分内工作就可以了，但副业生产他也抢着参加，戴着大草帽插红薯秧、收玉米、种秋菜、打猪草。溥仪参加了除四害运动，挖苍蝇蛹。溥仪很怕死，为了积德从不杀生，过去连落在身上的苍蝇都不打，现在能去挖蛹，自己也承认迈出了一大步。他甚至极力争取参加了植物园的民兵组织，45岁以上的干部是不必参加民兵的，溥仪当时已经将近55岁，扛着国产半自动步枪，戴着近视眼镜，硬是挤进年轻人的队列里。
吃十二根冰棍充饥
溥仪学习生活自理比学干活费劲得多，他不是不想自己照顾自己，实在是缺乏基本生活常识。入植物园刚两天，他报告说枕巾丢了，第二天又找到了，原来是他穿衣服时把枕巾夹在了棉裤和衬裤之间，干了一天活也没察觉。溥仪觉得不好意思，以后虽然还是常丢东西，怕人笑话他，都默不作声，找不到就算了，饭票丢了，宁可饿着也不说。有一次他的金壳怀表丢了，这只表跟随他大半生，对他有重要纪念意义，溥仪很着急，忍不住报告了，植物园的青年职工听说了全都出动帮他找，最后终于在去香山的路上找到。
溥仪用的行李都是从战犯管理所带来的，天长日久已经非常破旧，赚到工资后，他买了布面和棉花，请同事帮忙做了被子，他抱着被子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劳动所得为自己购置生活用品。
伪满时期，溥仪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多，夜里两三点睡，昼夜颠倒，加之颠沛流离，又总怀疑有人要谋害他，渐渐患上神经衰弱症，入睡必须服安眠药。刚到植物园时，他早上起不来，晚上熄灯又不睡，两个室友都有意见。时间长了，他白天辛勤劳动学习，晚上睡着自己买的被子，病症不治自愈，沾枕头就能睡着。
室友对他关怀备至，溥仪也学着关心他们，天气突变时跑出去把他们晒的被褥收回来，看到人家有脏衣服帮忙泡在盆里。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于让人伺候了大半辈子的溥仪来说，能主动想到做这些事，实属不易。
食堂是皇帝笑话出得最多的地方。从出生起溥仪大概都没什么机会自己亲手付钱买东西，算清钱都困难，繁杂的粗细粮票、肉票、菜票更搞得他晕头转向。每次到食堂打饭，他一着急就抓出一团票，放在窗口让师傅自己挑，后来索性由同宿舍的刘保善、刘宝安帮他买，问清他要吃什么，买回来再帮他算账。直到离开植物园去政协工作，溥仪依然不能熟练打饭，沈醉回忆，溥仪在主食窗口买完米饭，放在桌上，再去买炒菜，回过头在人海茫茫的食堂就找不到自己的米饭了，只好再去重新买一份。常常是食堂人流散去，某个桌子上躺着一碗没动过的米饭，工作人员都知道是溥仪的，便帮他收好，明天加热再给他。
植物园的政治标本
古往今来，前朝废帝往往沦为阶下囚，或在革命大潮中以头祭旗。把皇帝改造成劳动者，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举。谈到新中国对旧人的改造，国家领导常要举溥仪为例，并建议外宾去植物园实地看看，毛泽东曾对外宾说：“你们有兴趣可以集体找溥仪谈一谈。我们也并不杀他，改造好了，还有工作能力，只是不能做国王就是了。”
从溥仪来植物园的第一个月，前来参观末代皇帝新生活的国际友人就络绎不绝。溥仪俨然是植物园最著名的“标本”。
劝溥杰离婚 为廖沫沙辩护
1961年春，溥仪依依不舍离开植物园。室友刘宝安把自己的一张彩色照片留赠溥仪，被溥仪小心珍藏。照片背面写着：“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意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轻的朋友：刘宝安。”半生称孤道寡，寄人篱下，溥仪大概从没有结下过这样真诚的友谊。
当初来植物园就讲好是过渡一年，但溥仪和那些在红星人民公社的国民党将领一样，都已适应单纯平静的生活，不再奢望其他，只愿在劳动中度过残生。溥仪在植物园受到了尊重，交到了朋友，他甚至写了一封长信向上级表示，自己真心愿意留在植物园。
不过周恩来已有了安排，让劳动满一年的特赦战犯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工资由原来的60元涨到100元，撰稿另有稿费。在植物园劳动期间，溥仪和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结为至交，田老喜欢藏书和文物，常去逛古董市场，溥仪帮他鉴定清朝文物，眼力与专家相差不大。田裕民当时就说，以溥仪的知识也许能从事文史工作，没想到还真的说准了。
植物园给溥仪做的鉴定里肯定了他的进步和努力，批评他“腐朽的生活作风还时有表现”，比如用钱没有计划，十月就借花了十一月的生活费，还花十六七元买高级糖吃。鉴定特别写道，在处理家族旧关系时，他能够分清是非，但“对别人帮助方式简单。最近，他几次劝说溥杰和日本爱人离婚，引起溥杰的反感……”
1961年5月，在周恩来关照下，溥杰妻子嵯峨浩带着女儿离开日本，取道香港来到北京。溥仪抵制溥杰婚姻有复杂的背景，早年他就认为这是一桩日本人强加的政治婚姻，现在他又一心想与过去划清界限，为显示进步，全然不顾及溥杰夫妇深厚的感情。由于统战部门再三做工作，溥仪渐渐不再那么排斥嵯峨浩，兄弟俩与在北京的亲戚时常聚会见面。
晚年的溥仪有些爱说教，亲戚中如有一些“封建”的言论和举动，他总要当面纠正，过后还要向外人说起亲戚如何落后，自己如何进步。他如此努力地紧跟时代，以致有时显得为人“欠厚道”。然而有时，他又会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天真。
1966年，政协召开批判三家村的会议，溥仪迟来一步，一进门就连哭带骂地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捆绑的东西。但车开得很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话未说完，溥仪就哭起来。廖沫沙担任北京市统战部部长时，给予特赦人员很多鼓励和照顾。满座哑口无言。学习小组组长王耀武想把话头岔开，站起来劝溥仪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要相信文件上指出的罪行不会是没有根据的。溥仪听不进去，一个劲地说：“那两位 （指吴晗和邓拓） 我们不清楚，廖部长和我接触那么久，能像文件上说的那样吗？你们相信，我就是不相信。”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站出来说“他是好人”，并非全然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