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疾苦，国之要事，我们要竭尽全力，坚决把民生底线兜住兜牢。”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从铁腕治污到医疗卫生，从精准扶贫到社会保障，处处透露着民生情怀，一一回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维护好百姓的环境权益
2015年，碧水蓝天的日子有望越来越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并明确目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让老百姓享受更多没有雾霾的日子，喝到更加纯净的饮用水。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金长征看来，地方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群众的幸福指数，“必须竭力维护好群众的环境权益。”
她认为，保护环境，一要进行科学谋划，严格落实好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以及专家评价和公众评议“两评”结合的环境准入制度，大力引进发展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二要注重执法监管，充实基层环境监管力量;三要加快制度建设，对不符合环保指标和要求的项目一律实施劝退，严格划定生态红线。
“对于空气污染问题，首先要查明原因，到底有多少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认为，治理汽车尾气污染，可从3个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油品等级，统一使用国五标准汽柴油，提高喷油嘴的质量，提高汽柴油的燃烧率，从而降低汽车尾气污染;二是提高尾气排放环保标准，建议政府把轻型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统一提高到欧V，对目前达不到要求的在用车辆通过加装尾气过滤装置，减少尾气污染;三是加大对尾气排放的监管力度，严禁排放不合格的车辆上路。
全国人大代表、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带来了治霾新招。“减少源头污染是根本之道，但这条路时间长、见效慢。”傅企平说，如果从加大雾霾吸收力度着手，培育、种植具有较强吸收雾霾功能的树种，是一条相对速度较快的治理道路。
傅企平说，国家要投入专项科研费用，按照不同区域的气候、水文特征，按照华北、华南、西北等不同区域，培育出适合不同区域生长的防雾霾树种，在行道树、公益林、小区绿化等绿化工程中优先重点选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经济激励，通过建立环境税、补贴、排污权交易和环境基金等经济政策，旨在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实现最有效的环境保护，取得了良好效果。”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浙江省杭州市副主委、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指出，我国环境保护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遵循“谁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获益”的基本原则，实行约束与激励并举，变环境保护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
他建议，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增加违规成本。“一方面，要加大超标排污的处罚力度，强化重点污染源监管。另一方面，环境监管重心要上移，强化中央环境保护部门对区域和相关部门的统筹能力;在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过程中，环境保护不仅不能放权，反而必须要加强。”
不让困难地区群众掉队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持续打好扶贫攻坚战，深入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贫困地区是“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新春伊始，我省淳安等26个县（市、区）集体摘掉“欠发达县”帽子。摘帽，既是对这些地方过去成绩的肯定，又是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新征程的起点。
“滕头村也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当初被称为‘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到现在‘口袋富，脑袋富，家家都是小康户’，其中的关键是坚持绿色发展。”傅企平说，滕头村较早发展乡村旅游，2014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亿元。
傅企平表示，“摘帽”的地区普遍生态良好，具有绿水青山的环境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从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有机农业等方面挖掘潜力，走生态富民之路。”
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认为，对“摘帽”地区的支持方式，应从过去的“输血”向“造血”转变，从资金帮扶为主向产业帮扶转变，从物资帮扶为主向智力帮扶转变，从经济帮扶为主向民生保障帮扶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建德市杨村桥精品草莓科技示范基地经理吴东良从事草莓种植20余年。他认为，如果只是单纯“种点口粮、卖些余粮”，农民脱贫增收困难很大。他指出，各地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给农民创造致富机会，扶持农民创业、引导产业发展。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确保居民脱贫增收不打折扣。“地方政府要切实将符合标准的低收入农户做到‘应保尽保’。”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建议，要完善医疗救助政策，设立医疗救助专项基金，实现低收入农户新农合参保率达到全覆盖，并扩大重大疾病保障范围，着力解决因病致贫。要建立健全低收入家庭学生资助制度，避免因学致贫。
让人人成为“健康中国”受益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健康中国”概念，将民生健康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健康是老百姓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我对‘健康中国’充满期待。”全国人大代表、宁波维科家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员工杨晓霞说，农民工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虽然这些年各项医疗保障水平越来越高，但农民工、特别是跨省务工人员因病致困、因病致贫的情况时有发生。
“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医保体系，比如建立健全实时实地医保报销制度，农民工大病救助机制等，让每一个群体都成为‘健康中国’的受益者。”杨晓霞说。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认为，现行医疗卫生体制侧重于疾病救治，在预防方面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和措施保障。“如我国的恶性肿瘤治疗生存率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预防体系不够完善，如疾病筛查和早诊早治机制等。”
“如果能够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很多重病可以在最初阶段被诊断，实现未病先防、已病早治。这方面，需要政府加大财政、医保资金支付力度，制定可操作性的措施，促进预防、早期干预、合理治疗的有机结合。”葛明华说。
从2015年3月起，《浙江省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正式施行。今后，更多的医生可以在单位上班之余，到别的医院为病人看病。
“每一位患者都渴望获得优质的医疗救治。”王鸣认为，办法实施后，能够让大型医疗机构的专家更多地走进偏远山区、海岛，有效缓解这些地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专家名医更难的问题。
有人担心，医生多点执业后，影响医生本职工作，甚至可能扰乱医院的正常秩序。对此，葛明华认为，办法实施后，如何保障第一执业地医疗机构的利益，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关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的规定，对医师多点执业行为进行有效管理，不能影响第一执业医疗机构的正常运作是政策明确规定的。同时，医疗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绩效考核办法，既保护多点执业的积极性，又体现公平原则。”葛明华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下放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收费定价权。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表示，这对于医药产业发展是一个好消息。“价格放开后，绝大部分药品价格将由市场决定，对于那些坚持科研，做创新药的药企来说，将有助于其新药的自主定价。而且，老百姓也不用担心会加重负担，因为市场机制会进行自然调节。”丁列明说。
现有国家医保目录每4―5年才调整一次，新药上市后只能等待下一次的目录调整才可能有机会进入。丁列明认为，这显然不适应当前新药研发上市速度和民众对更佳治疗效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