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民主的建设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建设和发展的，都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无论是对民主的价值还是民主的手段，亦或者是民主的技术的探讨，规模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规模对民主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特别是超大规模对于民主建设的影响，文章分析了超大规模对民主建设的影响，以及由此对中国的民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规模与民主;超大规模;民主建设
超大规模国家是一个涉及外在数量和空间面积的概念。从这个意义来讲，超大规模国家就是指人口众多、疆域广阔的国家。但人口、疆域问题背后，又会折射出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因此超大规模国家又是一个涉及内在质量和作用的概念。从这个方面来说，超大规模国家又是一个经济发展程度较快，综合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超大规模对民主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将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超大规模对于民主建设的影响。
一、超大规模对民主选举的影响
一个政治单位的规模会对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影响。无可否认，随着规模的扩大，直接民主将变得难以实现。虽然，现在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即时通信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交流，并进行投票。但是，一旦规模超过一定的限度，通过公民的电子化“会议”实现公民大会式民主将成为空谈。
超大规模对民主选举的影响是有利还是不利很难说的清楚。从直观上看，如果人口基数越大，优秀人才的数量越多的假设前提成立，超大规模对民主选举的最有利影响表现在增加了选举更多优秀代表的机会。但是优秀人才的形成并不仅仅取决于人口基数这一简单因素。另外，在一个小规模政治体系中，由于政治倾向的同质性、利益的一致性，产生竞争的可能性很小。而在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系中，由于政治倾向的异质性，体系内部更倾向于各种力量的竞争性，因此公民更愿意参与政治选举。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分析，具体影响还要结合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考虑。
二、超大规模对民主主体体间的沟通的影响
较大规模的民主体系必须要考虑到以下问题：政治体系的规模越大，公民在说服他人上将必须花费更多的成本。直接面对面沟通将变得困难重重，公民不得不考虑多种沟通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超大规模对于民主体无论是普通公民亦或是上层领导者都不是有益的。一方面公民为了维护或实现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尽可能的采取手段与领导者相互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还要考虑如何在众多意见中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上层领导要想有效的回应公民的要求，就必须要了解公民或公民团体的需求信息。
此外，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在较大规模政治体系中不仅体系的领导者处理信息花费的成本将要增加，而且公民和他的领导人之间的将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对称性，并且这种非对称性会随着规模的扩大变得越来越大。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难以达到相互平衡，更加重了上层领导回应民意的难度。因此，在超大规模的民主体系如何进行良性沟通是民主建设必须面临的问题。
三、超大规模对民主体系的冲突处理能力的影响
在较大规模的民主体系中，居民在政治生活有关的方面，如，地域的忠诚、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将会展现出巨大的差异，为个人、团体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化提供了机会。因此，民主体系的规模越大，由于具有更多的异质性，政治冲突发生的频率也会更为频繁。
另外，在小规模体系中，冲突由于不是频繁的，所以冲突的发生往往可能针对的是某些特定的问题，而不是高度制度化的。小规模体系为应对某种冲突，临时组成的各种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处理冲突时，可能因为缺乏经验而束手无策，人际对抗越演越烈，逐渐达到高潮。“个人之见压抑已久的陈年旧怨突然爆发，冲突的导火线迅速蔓延，就像燃烧的蜡烛，最终还是全部毁灭。”相反的在大规模体系中，由于人际关系的冷漠、缺乏人情味、缺乏直接的联系纽带，减少了人际对抗的可能，使人们长期生活成为可能。同时，在较大规模的民主体系中，冲突发生的频繁，在长期处理冲突所形成的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处理冲突的机制将会在冲突时产生重要作用。
四、对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第一，在民主实现形式上，通过民主的边际增量来实现民主的发展。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形式，如各种听证会、座谈会。以及党内民主实行的“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选举方式，实现对选举结果和过程的有效控制，达到了“党管干部”的目的，使党内民主成为民主发展的一种策略，有效保障了民主建设的稳步发展。
第二，预防民主的冲突与分裂，发展“可持续性民主”。首先，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在冲突扩大之前加以解决，将冲突危害降到最低。其次，建立利益表达制度，保证民众的利益诉求能够被听见。最后，建立化解冲突的制度化机制。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约束利益的作用，从而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
第三，发展“渐进式民主”，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软着陆”。首先，处理好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在发展优先的前提下，推进民主建设，建设“发展性民主”。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建设的稳步推进，而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民主，无增长”模式。其次，完善制度建设，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支撑。最后，实行多中心治理，建设中国特色多中心民主治理体系。要打破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达尔，爱德华・塔夫特.规模与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 唐皇凤.大国民主的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阐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