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当代文坛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冲破现实与历史的阻隔，努力从生活中发掘文化底蕴，使个体生活体验上升到对整体生活的透视。从风俗文化入手，来显现历史文化内涵是您特有的文学行走方式。您的小说一直关注百姓生活，审视社会焦点，您也被评论界称为湖南“底层关怀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您的长篇小说《割爱》、《秘方》，小说集《山里有条弯弯河》、《街上的阿强》、中篇小说《每天都吃南瓜子》、《关于梅德仲的名字解读》等，就充分体现着您对社会底层的关注。请问您平时怎样积累这些素材？而随着社会历史时代的变迁，生活变化万千，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从这些变化中获得小说写作元素与灵感的？又是怎样把作品与历史结合起来的？
小牛：罗曼・罗兰说了，艺术就是从别人司空见惯中发现独特的美。这种“司空见惯”就是身边生活；“发现”就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审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上班的不远处有家小缝纫店，店主是乡下来的大龄女孩，心灵手巧却一直没找到合适对象，因为不愿再找农村小伙，想找城市小伙又并不容易。我就思考了，大批农村青年正在涌入城市，可他们怎么才能融入城市呢？于是写了中篇小说《又是夏天》，小说发表后获了全国“沃野农村题材征文”一等奖。进入本世纪后，我又发现一个新现象：乡下许多农家因青壮年进城少了劳力，而在我生活的城市，有好些下岗工人去乡下给农家打短工。我又在思考，对城乡文化碰撞中的尴尬，人们讨论得很多了，文化话题已成时髦。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会愣一下：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尚未进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就已经在形而下被卡住了，就像一条鲜鱼还没等拎进餐馆让厨师施展炸活鱼手艺，就已经在市场的鱼盆里因缺氧而死掉一样。于是我又写了中篇小说《进城和去乡下打工的》。
这部作品避开城乡文化话题，只讲述农民工进城跟城里人的冲突，城里人下乡跟农民的冲突。这些冲突并非在身份色彩和文化观念所导致的人格立面上撞击，仅仅起于一些最基本的生存矛盾。我想作品对生活的拷问也就在这里：从最初试图打破城乡疆界导致文化冲突，到今天城乡的融合越来越多，但更多冲突却体现在并不需要太大冲突背景的生存矛盾，为什么呢？小说发表后，很快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我想选刊也肯定了我的想法：在哲性思维越来越发达的人类社会，遭遇最基本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了，那么，在今天“和谐”理论几乎能涵盖所有领域时，这个城乡打工的故事是否也可以越出打工题材，将其意义涂抹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画面上呢？
采访者：《割爱》是您近年的力作，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长篇小说，我们很喜欢。小说用富有韵味和色彩的文字，展开了曲折跌宕的情节，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著名作家、编辑家何启治先生评价它“既好读又深刻”，我们深有同感。这部小说的故事特别复杂，且十分悲凉。但我们知道您并不只是为了像琼瑶剧似的赚一把眼泪，那么，您在讲述这复杂和悲凉的故事时，还在思索着什么？您想在这部小说里探求追寻的是什么？
小牛：博尔赫斯说他写的故事只是为了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这话有点忽悠人，他的作品其实直指人心。不过我很认同他的“消遣感动”论，小说首先要给人带来阅读快感，要拨动人的心弦。我在《割爱》里讲述主人公魏真曲折复杂的情感经历，就是要铺展一个好看的故事。何启治老师说他是一口气读完的；我还有一位诗人朋友说我害了他的睡眠，因为他白天太忙，晚上捧着《割爱》就不想放下。这让我有点欣慰，当然更欣慰的是何启治老师肯定了作品的“深刻”。
今天“深刻”被很多人嗤之以鼻，我在《割爱》自序里就说了：世界一片喧嚣一片泡沫，连空气都知道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成分变化，这种时候谁还要眼里装点深思脸上摆出凝重，被人嗤笑就不奇怪了。但问题是这世界喧嚣着泡沫着的同时，又没法甩得掉凝重，凝重总是像钉子一样，顽固地牢牢扎在世界一切暗处的皱褶里，时不时就闯入人们的目光，甚至狠狠扎进人的心里去。魏真童年时因为一部美丽动人的电影《洛神》，使他的心灵里植入美的向往，他对女性的审美理想也成了人生的美丽追求。然而在喧嚣肤浅的现实世界，魏真这一美丽追求却常常被自己的世俗之欲所击垮，他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最后当那个曾被他视为洛神化身却被他错过的女人，终于带着诗一般的光彩又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能再让自己的人性弱点制造错误了，毅然以惊世骇俗的壮举来捍卫自己追求美丽的神圣。
我想，在今天太多人容易折断自己的心灵翅膀时，一种追求不懈的执着和守护信仰的凛然，不说令人震撼，至少也会让人瞠目吧。
采访者：很多像您这一辈的作家对爱情题材都触及较少，而您却涉猎很多，除了《割爱》，《街上的阿强》、《红绿》、《引诱》、《二OO二年的第二场雪》等中篇小说都有色彩很浓的爱情故事。您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的一次讲座中，提到“爱情是文学创作中历久弥新的母题，但只是以性爱情爱为噱头的作品不是好作品，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是那些透过爱情深刻地揭示世道人心且指引人们求真向善的作品。”对于爱情题材，您能否结合您的作品再具体谈谈？对于这类题材，您以后是否去尝试着有新的突破？
小牛：我自认不算善写爱情，虽然以爱情为故事主线的作品确有不少。生活中的爱情话题本来就多，“食色性也”并不是一个低俗的人生结论。只是我以为，人既然离不开纷繁复杂的社会，爱情故事就必定要被社会染上各种色彩，这各种色彩或许就折射出世道人心甚至时代气象。就以你提到的《二OO二年的第二场雪》为例，小说通过一个爱红脸的中年女子和一个曾为知青战友的男子，他们久别重逢生出的微妙情感和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揭示当代城市中年人的情感世界，并力图在笔触中拽出一种现代文明下的心灵尴尬和苍凉。还有中篇小说《引诱》，讲述一个发生在极左年代类似三角情感的男女故事，通过这个貌似“另类”的男女情感故事，似乎能看到一种在扭曲时代顽强绽放的爱情山花，还看到一种被时代扭曲了的怪异人性。至于男女情爱的细节描写，我不太喜欢纯自然主义的手法，我认为小说在呈现生活质感的同时，还应有一种形而上的审美意象。 今后怎么在爱情题材上作出突破，这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因为我并没将自己的写作定位在“爱情题材”上，什么时候写，写什么，全看生活中有什么触动了我，让我有什么感悟。当然无论写什么，总想让作品与过去有所不同吧。
采访者：您以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基层生态与民间韵味的写实型描述，细致深入地描写了基层乡村和小城镇生存状态的风俗性画面，并全面整合了作者对于基层社会生态的关注与思考。而您的新作《三叫》却描绘了官场生活，这能否看做您欲转轨官场题材的迹象？以后您是否会尝试再进行一个新的领域的探求？
小牛：我自小生活在小县城和乡村，现在定居的城市规模也不大，一直呼吸着带泥土味的空气，接触着相对底层的群体，所以笔墨一直泼在平民中。虽然我长期在“体制内”供职，对官场也多有了解，但是否转型进入官场题材写作，我还没有规划式的打算，已经有王跃文、阎真等优秀作家将官场写得十分精妙了，我自觉难以超越他们。我只有一部名为《调查》的中篇小说，集中笔墨抨击的是官场盛行的“政绩思维”。其他几部涉及到“官”的作品，只是需要“官”配合主人公扯出一幅图景，展示当下名利场中的某种灵魂色彩。《三叫》里的“官配角”也只是个科长，他因一点小权力而过分自恋，这的确有官场的典型心态。但他毕竟是配角，我的笔尖始终瞄准那个叫田辉的小伙子，讲述田辉与科长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心理变化，其用意并非只为展示体制弊端，要向人剖析的是一种人性之恶，这种人性之恶，不仅在我们的民族劣根性里多有表现，其实也是人类的通病。现实主义作品的价值在其批判力量，但批判深度不应只停留在社会批判层面，而应该深入到文化批判层面，扩展人格世界的精神纬度。
至于是否考虑新的题材转型，我也没做规划。人在生活中，生活太多彩，写什么要靠生活中的发现。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还说“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我只能在生活中去努力勘探可供写作的矿藏，去发现写作的材料，再通过写作去发现生活的流变和本质。
采访者：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有观点认为，相对稳定的语言特点是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构成要素和重要标志。“客观深处的沉重”、“幽默背后的冷峻”，是您较突出的语言风格，但您的新作《三叫》与之前的《煞气》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语言色彩，使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人之手。这种变化，是一次改变风格的尝试吗？
小牛：我经常听到“作家在自己的语言风格中成熟”之类观点，但也听到“成熟的作家应该十八般武艺样样能使”之类说法。而我最认同的，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很活跃的作家说的话，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写作的题材或生活场景要像染缸，将作家的叙述语言浸染出不同色彩。
我自己追求一种语言总体风格，即质朴、生动、有韵律美而又略带冷幽默。这是一种刻意的追求，而心中装进一个题材时，这题材的确有点像染缸，其中的色彩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自己的语感；加之自己还有个“刻意”：想尝试一下别的腔调，在自己过去的语言面前制造一点陌生感，这就来兴致了。如中篇小说《峡谷半空那金黄色》，是个工业题材，在十分紧张的气氛里，我用的是一种颇富力度和硬度感、具有短促而铿锵韵律的语言；又如中篇小说《街上的阿强》，是高校毕业生就业话题，便在活泼跳跃的叙事语调中，溢出当代年轻人的青春气息。再如短篇小说《喧哗与骚动与牛》，用的是两种叙述口吻，一种纯客观的新闻报道，一种活跳而不乏幽默的现场描述，二者交错平行又相互补充，于较短的篇幅里拓展一个较大的故事时空，从而增大题材的张力。
至于你提到《煞气》和《三叫》，二者语言区别的确更大，《煞气》讲述的故事年代久远，情节相对平缓，我希望叙述语言在凝练疏朗中显得客观而又平静，将一种惊悚隐藏在祥宁的表象下。而《三叫》的生活场景处在喧嚣浮华的当下，叙述口吻是一个不肯安分的年轻人，我就采用一种有较大跳跃性和较大情绪色彩，节奏感类似流行乐的腔调，还在叙述中不时引入网络热词，自己也觉得跟故事配合应该效果不错。
采访者：您创作的《女子乘务组》电视连续剧剧本，被摄制播出后获第23届飞天奖，中篇小说《街上的阿强》改编成电影在中央电视台《家庭影院》播出。您如何看待其他媒体对于作品的推动？现在越来越接近媒体与视听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很少看纸质读物，甚至很少看文学作品，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我们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认为作家面对市场的变化，应该怎么应对？
小牛：我并不太想触电，因为心有疙瘩。《女子乘务组》是电影制片单位找我去写剧本的，之前找别人写的本子被否决了。我在深入体验生活后，写出一个全新的本子，在人物塑造、故事结构、情节设计、语言色彩等方面都使出了写小说练的功夫，好些电影界专家看了本子评价颇高。没想片子播出后，我的“编剧”竟变成“改编”。我质问制片方，制片方解释是考虑到用了原来的片名，再三向我道歉，还给我一个公函证明我是唯一编剧。电视剧获飞天奖后，制片方又打电话来说”主要是你的剧本写得好”，爱听好话的毛病就让我原谅对方了。但自此以后不想再搞影视剧创作，《街上的阿强》，是北京几家影视机构找上来希望改编高清电影，我将改编权交给其中一家，再也没管。我还有另两部中篇小说，曾经也有导演想拍成电影，终因市场原因而流产了。
从文字到影像的媒介转换，是当今传播市场的一个火爆形式，这种形式肯定会推助原著的影响力。但我认为，不是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适合改编影视片，而很多从文学转换来的影视片也并不成功。今天读书的人的确没有过去多了，不过甘守青灯黄卷的人虽然会越来越少，但将读书作为人生重要情趣者永远会有。一个作家也不必硬要兜着让作品变成影视片的目的去写作，套用贾宝玉在怡红院里的感叹：“我不能得天下所有人的眼泪了，个人得个人应份的吧。”你就为爱读书的人写，为认同你作品的人写嘛。
采访者：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对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和评价的能力，有敢冲云天、俯瞰人类的气势和纵横捭阖、雍容大气的风度，例如路遥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著称，莫言则以他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展开民族文化与风情的画卷。相对而言，您的风格是否有点“小家碧玉”？您怎样看待这一风格？您认为作品风格与作家的历史使命的关系怎样？ 小牛：坦率说我不太认同“作家应该具有对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和评价的能力”这一观点，没有哪个作家能做到“全知全能”。当然我十分钦佩那些笔底风云磅礴纸上气象恢弘的作家，但我同时也极为钦佩那些笔蘸小墨而墨韵悠长的作家。鲁迅好像没写过“恢弘”作品；汪曾祺作品也都是生活“小场面”，但他们作品的生命力何其强大！
我得承认自己缺乏磅礴恢弘的生活和铺展史诗的能力，我唯一挨得上“恢弘磅礴”的中篇小说就是《峡谷半空那金黄色》，中国作协一位研究中短篇小说的评论家看了颇为激动，还写了评论。其他作品大多只能归入“生活小场景”，但我在审视这些“小场景”时总要睁着眼睛，去发现藏在“小”中的“大”，努力注入作品的深意和多义。比如短篇小说《喧哗与骚动与牛》，只用数千字写了一场发生在县城的惊牛事件，有读者说看到了当今社会的喧嚣，更有读者说能因此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跨进的民族心理细作品咂；又如中篇小说《龙卷风》，通过从某处乡村扫荡而过的龙卷风所引发的故事，将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与当今政治现象糅合起来，喻示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与紧迫性。我细数一下自己的作品，艺术品位多有羞愧，内涵倒是没有一篇干瘪的。
至于作品风格与作家的历史使命的关系，我以为没有很机械的牵连。有句极富哲理的话：宇宙有三千世界，微尘也有三千世界。我深以为然。
采访者：您说的颇有道理，福克纳就一直在写“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而中国很多杰出的作家也都构建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比如沈从文的凤凰，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等。您的小说也有不少关于家乡题材的，比如《小镇》、《上路谣》、《白果林》等，都是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您觉得家乡或乡土对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乡土在未来作为作家的写作资源，还能持续多久？
小牛：我的老家武冈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而我现在生活的娄底，原本就跟我老家同属邵阳地区，都处于梅山文化的覆盖下，有着浓郁而鲜艳的民俗、民性、民情。如果可以将底层风韵和民间品质比作营养，我就是靠这种营养在成长，因此我的作品大多是描摹小城或乡村的民生状态，试图从这样的状态中作一种人性发掘和历史探寻。中篇小说《小镇》，就以荒僻时代的邵阳为背景，写一群底层人的聪明、倔强、善良、狡黠，以及他们在外力挤压下的高度团结和平静环境里的相互算计。自己觉得审视这个群体，似乎能摸到民族性格中的软肋。中篇小说《上路谣》的人物原型，来自县城一位专为医院太平间服务的殓尸老人，而故事材料则取自我自己下乡时，去为丧事唱夜歌的经历。小说塑造一个送死者上路的老人，一生充满辛酸，却用深邃目光和超脱心态去平衡狰狞世事，用安抚亡灵的歌谣向生者唱出人生哲理。
还想提一部中篇小说《腰鼓》，主人公的设计灵感，就缘于一位曾是我母亲学生的女人，作品力图塑造一个文学画廊里较为稀少的人物。这个人物心本善良，经历坎坷，但她不甘卑微和默默无闻，一有机会就要在生活中突出自己，达到高高在上的目的，再居高临下地给别人以施舍，用别人的感激来涂抹自己的人格光彩，用别人的喝彩来凸显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样一个人物，是否能引发人们对一种生活现象，乃至对一种文化人格和政治品格作点思索？
当然，我也意识到，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乡土材料作为作家写作的加工原料或许会日渐减少。然而乡土情怀作为作家写作的心灵色彩，是不会褪化的。
采访者：您的博客名字是“永远的小牛”，是否意在要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永远保持一股旺盛的生命力？事实上您也的确充满激情和活力，您的小说主人公也总是被赋予一种自强不息、自我奋斗的精神。您笔下的平民百姓，大都是抗争者、奋斗者。他们理解自己的命运，敢于承担自己的命运，他们在与命运的搏击中体现自己超乎寻常的生命意志。让人不由想起海明威《老人与海》中“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以被击败”的人生信条和鲁迅的“反抗绝望”。您的人生经历和内化的生命体验对您的性格和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您那股子“牛劲”会一直存在吗？
小牛：我的父母亲生前都是教师，给我取名“小牛”就借自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含义。我自小就吃过很多苦，家庭在极左年代破散后，我小小年纪就干苦力挣生活。记得有个夏天我去深山砍箭竹，要卖给笔杆厂换生活费。一条青绿色的蛇正缠在头顶竹枝上朝我吐信子，我吓得朝后一退，一只脚踩在尖利的竹桩上，血流如注。我解下系在腰间的长汗巾，将受伤的脚板紧紧扎住，硬是咬牙将一担箭竹挑出山去。下乡后，我住的茅屋逢雨就漏，蹲在灶前做饭都得身背蓑衣头戴斗笠，但我嘴里却大声唱着样板戏。后来有位省城的编辑问过我，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我说一半是天性，一半是认识，因为我如果挡不住生活的沉重，我就不能自己再添一份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秉性加认识吧，我笔下的许多主人公，都被注入一种不愿在灰暗命运中趴下的精神特质。
小说大师汪曾祺曾给我写了两句话：勤负轭，不畏虎。我自觉辜负了汪老，很不勤奋，从来没给自己树立文学路上的大目标；“不畏虎”我倒是一直牢记，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我就始终把自己当成小牛犊，既有“小”的自知之明，又不畏惧人生路上的各种“虎”。我把博客名定为“永远的小牛”，就是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