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精神危机
相比1980和1990年代的社会结构，新世纪的社会转型无疑更加复杂，复杂之处在于市场化已经比较成熟，大众文化有足够的实力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分庭抗礼，当代中国文化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异和分化导致精神衰退，无力对复杂的现实发言，而是被各种新的文化势力收编、改造。
文学精神的缺席让“伪文学精神”大行其道，严重损害了文学的根基。“伪文学精神”是打着文学精神的旗号出现的，它们要么对历史进行重新装扮与粉饰，要么无节制地利用当代政治资源，要么迎合泛滥的消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大量篡改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现实的理想信仰。《狼图腾》建构了以“狼性”为中心的乌托邦，所用的策略是对现代文明价值进行颠覆，贬低和蔑视农耕文明对人的精神与性格的涵养，试图用“狼的精神”取代“人的精神”，用狼的历史代替人的历史。这种写作迎合的是西方生态意识形态，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炒作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历史观念大加篡改，哗众取宠。还有大量改头换面的“历史小说”，如《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基本上就是将历史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重新组合，迎合了市场和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缺乏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想。而大量谍战、悬疑、玄幻、盗墓、口水诗、青春文学等泡沫式发展，更是加重了文学精神的空虚。这类文学作品甚至被看成纯文学，大有成为主流文学的势头。
文学精神的缺失直接导致文学观念的错位，不能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反而误导生活。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最重要的不是什么艺术手法和技巧，而是思考的深度、判断的能力和精神的高度。《蜗居》表面上对当今高房价、“房奴”现象的反映和揭露，同时涉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底层病态等现象，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但作品在揭露贪腐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批判，而是流露出艳羡的暧昧情绪。从县城来到上海的海萍、海藻等底层人物拼命奋斗、绞尽脑汁，最后靠上官员宋思明才住上大房子，过上“理想生活”。宋思明等官员那种贪婪、跋扈、恶劣的特性被优雅、绅士、浪漫的形象所掩盖，活着可以满足海藻的几乎所有要求，死后还能托关系将海藻送出国外，安享逍遥。为什么文学对现实的揭露软弱无力，那是因为我们暴露本身的动机不是源自求真向善的无畏，而是源自哗众取宠的无耻。
底层文学的兴起也显示着文学精神的危机，因为知识分子已经失去对底层发言的权力和能力。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社会底层，历史上也有形态各异的民间文学，但这些民间文学主要传达的是民间的风情、民俗、文化等，虽然也有“兴、观、群、怨”的价值取向，但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还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民间代言。但底层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底层为底层代言，那些打工者、劳动者难道不想有人替他们代言，难道他们真的更擅长精神生产？当“沉默的大多数”无奈地用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原因必然是本不应沉默的群体集体失语。市场化、商业化的作家姑且不谈，因为他们都去赚钱去了，他们信奉王朔所谓“码字”之观念。
对于文学精神的坚守，我们曾经寄希望于精英作家，但他们对历史发言的气魄显然大于对现实发言的勇气。虽然从文学创作的规律而言，处理历史积淀的经验相对容易，在政治和道义上更加稳妥，但是作家的价值就在于对现实、未来的把握，提供历史和现实无法提供的多种可能性。在少有的一些进行现实关怀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发现另外一种困境――美学的困境。余华的《兄弟》采取了喜剧化和荒诞化、甚至粗鄙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了展示，以“厕所偷窥”、“处美人大赛”等为核心情节的叙事内容。虽然一时被冠以粗俗、色情等批判，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更多的人发现其思想性和现实性的价值和意义。阎连科的小说《风雅颂》对大学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现实处境也进行了荒诞化叙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需要注意的是，余华、阎连科等作家对中国的现实书写为什么会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姿态？如果换一种方式，是否可以，如何可能？
二、文学介入中的精神现实
新世纪文学的“繁盛”与文学的精神衰变是同时发生的，而文学介入现实的艰难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风行几乎同步进行。先锋文学中对哲学的思考、对精神的追问、对人性的批判等深度模式已然消解，艺术形式的难度和创新也被磨平，“现实主义”思潮的泛滥似乎并没有留下现实主义精神的痕迹，而是流入俗世的逻辑。
“现实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界定出现了偏差，忽视了其中的精神性因素。一般的文学观念里，“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手法和创作原则。梁启超、陈独秀、周作人等新文学的倡导者们面对中国濒临凋敝的残酷现实很自然地倡导现实主义文学，将其作为知识分子建构现代国家的理想和行动。在共和国文学一体化进程中，现实主义被加以改造，成为“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虽然“浪漫主义”被放在了前面，但是在“革命”的规训下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基调，而且最大的“现实”是“革命”。20世纪80年代之后，个人经验被日益重视，“现实”中的个人因素增加，“生活”意味逐渐浓厚，“现实主义”开始转向“生活主义”，“新现实主义”诞生。经过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洗礼，新世纪的“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扩展，甚至变异，成为承接历史，面向未来，而又扭曲变形的概念熔炉。正如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的复杂图景，既有现代、甚至现代向后现代转换的幻影，又有前现代向现代移动的艰难步伐。任何叙事都是一种话语实践，也许，无法界定“现实”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妄图涵盖“现实”的“现实主义”，都是无效的。我们考察新世纪文学对于现实的介入，不是看它介入什么，也不是看它如何介入，而是看它介入之后留下了什么精神因素。
在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介入中，新世纪文学大多停留于道德立场，无法提供超越性思考。陈应松的《太平狗》，曹征路的《霓虹》，王祥夫的《街头》等，在展现社会底层民众的悲苦生活、劳资冲突、暴力反抗、歧视屈辱等问题的同时，在审美评判上徜徉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同情与怜悯层面，创作的姿态和精神的高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对现实发出知识分子应有的声音，愤怒多于良知，无奈多于灼见。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以暴制暴、以恶抗恶、以堕落抵抗绝望等行为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是文学的价值不仅是报道他们（那是媒体的职责所在），而是要深入人性深处、体制内部和哲学层面进行反思。否则，文学介入就成了隔靴搔痒。 在对都市文学介入中，新世纪文学迷失在消费文化的迷雾里，消费化、感官化、时尚化等因素成为文学的核心要素，人性本能的欲望被消费主义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放纵与宣泄。中国诗坛“下半身写作”横空出世，宣称“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沈浩的《一把好乳》对女性胸部的极度关注和滥情描述展现出文学的“低贱化”、“粗鄙化”、“庸俗化”倾向，当沈浩等把地痞流氓的邪情当成津津有味的纯情的时候，文学就变成了人性堕落的借口和无耻欲望的排泄口。就连爱情也不能幸免，情感在欲望都市只是一种工具和筹码，成为物质利益和俗世生存的点缀品。
在对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介入中，新世纪文学不仅抹去了知识分子神圣的光环，而且扯下了知识分子最后的遮羞布。张者的《桃李》、《桃花》，邱华栋的《教授》，阎连科的《风雅颂》，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等，这些作品对大学发生的生活腐化、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等进行了“精彩”的演绎，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人格在物欲书写中烟飞云散。那些高尚的价值、优雅的情调、美好的情怀变得无足轻重，失去了干预的力量和生存的勇气。新世纪文学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没有超越钱钟书的《围城》，甚至在艺术上还有倒退的趋势，脸谱化、戏谑化成了一贯的手法，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哪怕知识分子全都消失了，文学也应该有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的勇气，而不是对这种精神蜕化推波助澜。这是文学应有的价值和尊严。
三、审美承担中的精神重生
我们之所以如此企盼新世纪文学的精神重生，是因为中国的精神现实迫切需要文学的救治和导引；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状况之所以让人忧虑，是因为文学失去了追问自我、灵魂、存在、世界真相的勇气和姿态。新世纪文学的精神问题，直接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坍塌，本质上是现实的精神问题与文学精神的现实问题的同构，也是文化现代性缺失的表现之一，还是历史意识缺乏的征兆。
文学精神的重生其实是继续完成被打断的现代性，最需要的是提升审美品位和文学价值，在最容易恢复文学精神的领域和题材去重点突破。我们的主张不是面对所有文学及其生产者，这样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我们主要针对具有示范意义和带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家和作品。具体而言，就是将现实生存的细节上升到人类生存的境遇，将琐碎的生活经验上升到简约的生命精神，将世俗的语言形式上升到历史意识。
回顾新世纪文学创作，这类作品并不是没有，而是太少，而且很多都不彻底。张炜的《九月寓言》、《刺猬歌》等作品，以城乡对抗的形式展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但这种人文精神最终的结果是回归土地，从土地中汲取力量和信仰，土地象征着质朴、自由和生命。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用“我”、丁一、史铁生合二为一的叙事组合方式传达出情―爱―性――自由的精神寻求脉络，将灵与肉、心与身的矛盾统一到生命的痛苦与快乐。毕飞宇的《推拿》将视角放在不被社会和文学关注的盲人推拿师的身上，独特的心灵世界透视人情世态，展现出独特、敏感、复杂的生命体验。麦家的《风语》、李洱的《花腔》等将创作凝聚点放在个人身上，“以个人视角去触摸历史，凸显出对于革命化历史的独立思考和深度追问” 。
新世纪底层文学中部分作品带有康德道德哲学意味，可以看成是对欲望写书的反驳，也体现了文学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罗伟章的《大嫂谣》中的大嫂50多岁了，还要出去打工为小叔子和儿子赚学费，小叔子掌握知识后成为城市中底层，不仅无力改变父兄的状况，而且连自己的妻儿都难以养活。这个作品在揭示知识分子的无力的同时，让我们感觉到大嫂所代表的超越阶层的人性光辉，大嫂并不指望自己的付出得到多少回报，改变命运；而是一直对于知识的尊重与追求让她勇于承担种种艰辛与屈辱。方方的《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任劳任怨地照顾着仇视自己的公婆和儿子，个体情感的好恶被道德自律的力量所掩盖，普通的李宝莉就有了“大善”的形象。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中赵小穗不能原谅物质条件优越但背叛自己的男友，在她的心中有一种朴素但坚强的羞耻感，她对高贵人性的追求让那些蝇营狗苟、阴暗鄙俗的行为无地自容。
新世纪爱情题材作品中出现某些回归爱情本体的迹象，爱情本身的形而上的价值得到重新张扬。尤凤伟的《风雪迷蒙》写五个寡妇在利益和爱情（也是亲情）之间的选择，其中三人选择了金钱，舍弃了丈夫，却获得俗世的艳羡，贫困就如一张无形的大网，迷蒙了人性。而作者重点突出的是满玉在犹豫中想到了与丈夫的爱情记忆和亲情场景，逐渐坚定了爱情信念而舍弃金钱的选择，守护了人性的尊严。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写奈月无望等待的苦恋，尽管几乎没有任何结果的爱情守护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但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爱情追求让人动容。
新世纪文学中带有宗教精神倾向的作品表现出欲望化时代的独特追求，显示了纯粹信仰的魅力。艾伟的《爱人有罪》、东西的《后悔录》、北村的《愤怒》等作品呈现出原罪、忏悔的重视，主人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善和忏悔来实现自我的救赎和提升，并从“自救”的“小善”上升到“救世”的“大善”。李佩甫的《城的灯》、张炜的《刺猬歌》则描写了信仰的高大形象和超强力量，这种信仰不是源自宗教，而是源于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