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展低碳经济是生态脆弱地区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生态脆弱民族地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生态环境的制约性与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现实困境。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应坚持重点开发与有效保护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市场配置相协调、结构调整与自主创新相融合，加快低碳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生态脆弱地区 民族地区 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2-0106-04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四川民族地区发展县域低碳经济的对策研究”（编号：xyzx1415）。
[作者简介] 甘路有（1975 ― ），四川洪雅人，绵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盖凯程（1978 ― ），山东莱阳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为生态脆弱地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指明了方向。
一、发展低碳经济是生态脆弱地区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生态脆弱地区也被称为生态交错区（Ecotone），是指生态环境本底差，弹性差的地区，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也是经济发展最慢地区。脆弱生态环境分布（生态脆弱地区），占到全部国土面积的15.3%，是我国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人民生活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必须把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一）低碳经济能够有效防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我国生态脆弱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地带的区域，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当地水土流失、土地荒漠、植被锐减、湖泊萎缩、草场退化等生态问题不断加剧，从而使得珍稀物种濒临灭绝、地质灾害日益频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长期以来，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显著下降，生态脆弱地区土地荒漠化、沙化形势严峻。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导致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濒危程度不断提高。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建立健全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税收反哺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生态脆弱地区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低碳经济能够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合理化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低碳经济的战略选择，不仅有利于我国加速推进“两型社会”的建立，而且还能够有效地防范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发展性危机”、“两歧性矛盾”。
（三）低碳经济能够不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生态脆弱地区基本上都处于我国“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之内，客观上要求这些区域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减少碳排放强度。生态脆弱地区发展低碳经济，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区域自然条件依赖性强、资源投入量大、能源消耗量高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传统的种植、放牧、砍伐、采掘、冶炼、加工等发展中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废气排放少、环境污染小的发展新路子。
二、生态脆弱地区发展低碳经济
面临的困境――以四川为例
四川民族地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系法律概念上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涵盖甘孜、阿坝、凉山等区域的51个县（市），辖区面积30.5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2.92%。从区域位置来看，民族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横断山区结合部，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过渡地带，既是我国“三江源”上游的生态屏障，又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这种脆弱的生态环境，必然会给民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带来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一）生态功能定位与经济利益冲突
民族地区地貌特征十分复杂，多为高山、高原、山地，属于典型的高原生态脆弱区，具有破坏易、恢复难等特点。民族地区大部分区域都被划入重点生态功能区与禁止开发区范围。然而，民族地区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耕地、草场、水能、森林、矿藏、旅游、珍稀动植物、野生中药材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四川民族地区集中了全省90%以上的保护区与草地资源、60%以上的林地资源，河流水面占全省的39%，全省1万千瓦以上河流共781条，95%分布在流经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岷江、嘉陵江流域。居于资源富集高地的民族地区已经成为四川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巨大的经济利益必然会对其作为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带来严峻的冲击。
（二）生态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作为经济欠发达和贫困相对集中的区域，民族地区日益面临着经济边缘化与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挑战。民族地区贫困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与当地生态环境的状况几乎是相伴而生，区域贫困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在地理空间上竟然如此高度耦合。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区域贫困和贫困人口的不断增长。截止到2013年，四川民族地区仍有国家级贫困县19个，占到四川省36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52.78%，占到西部37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5.07%，占到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3.21%。另外，四川省贫困总人口也达到601万，其中民族地区就有86.82万人，占到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14.45%。民族地区如果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利益驱动而采取“杀鸡取卵”的掠夺式开发，必然使得越来越多的生态脆弱地区陷入了“越开发，越贫困；越贫困，越开发”的怪圈，进而形成了“贫困落后→掠夺开发→环境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这种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尖锐矛盾，为民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资源依赖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增长主导型发展战略的主导下，依靠区域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走上了一条资源开发导向型的传统工业化老路，大量的森林资源被盗伐，矿产资源被滥采，生态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环境污染程度加深，而一些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始终发展缓慢。面对着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革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民族地区由于传统产业结构调整迟缓，从而导致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的技术断层以及资源产品结构与需求之间的错位，使得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仍然较强。如果民族地区不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会进一步加剧资源依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矛盾。
三、生态脆弱地区
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构建
民族地区只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低碳经济发展，才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断缩小与我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一）坚持重点开发与有效保护相结合
民族地区既是我国资源的富集区域，又是我国生态环境的敏感区和脆弱区。只有始终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原则，才能把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功能定位有机结合起来。
1. 科学划分经济区域及主体功能，努力实现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区域空间发展规划，明确划定工矿业、农牧业、水电业、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空间开发管制界限，特别规定禁止开发区的重要生态功能地位，有效地引导和约束各类“开发冲动”行为。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要求，严格控制好土地资源有序开发、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能资源合理配置、旅游资源持续发展，坚决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红线，更好地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者有机地统一。
2. 加大补偿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效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间的矛盾。民族地区拥有广袤的森林植被、草场牧区等“碳汇”（Carbon Sink）资源，要按照“受益者付费、损益者赔偿”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生态利益共享及相关责任分担机制。在对生态服务价值进行科学计量和评估的基础上，政府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向生态供应区域内居民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实物等方面的补偿，有效缓解当地居民在入学、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3.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法规制度，积极推进生态保护相关保障机制构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律规范的确立和相关保障机制的构建。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环境造成危害的个人或单位征收相应的资源税、排污税。同时，加大生态保护相关保障机制的构建，建立切实可行的行业准入机制、财政金融的支持机制、技术质检部门的监督机制以及落后产能的淘汰机制，为县域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夯实低碳经济的发展基础。
1. 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面对着产业集聚在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大群体、小规模、低档次”的发展阶段，走的是一条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恶化环境为高昂代价的发展路子。通过民族产业集聚区建设，把在地理空间上分散的企业集中起来，共同分享资金、人才、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提升产业市场综合竞争实力，进而达到降低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的目的。
2. 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大力增强民族地区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跨越“贫困陷阱”，不能仅仅依靠资本、技术等外生性因素来实现持续增长，关键要把外生力量转换为内生性因素的“造血”能力。为此，必须根据民族地区的自然状况、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的特殊性，不断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援助的体制机制，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培训、技术创新、生态恢复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
3.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努力实现民族地区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林地、牧场、矿产、水电和旅游等市场要素的产权制度改革，消除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和市场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首先，对于土地、林业、牧场等市场要素，可以在坚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依法流转土地、林权制度改革、牧场承包经营等多种发展模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对于矿产、水电、旅游等市场要素，遵循“规划是前提、保护是核心、管理是关键”的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多元投资、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发展思路，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坚持结构调整与自主创新相融合
1. 强化节能减排，加快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虽然我国在2007年就成立了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也制定了《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以及节约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目前的节能减排的政策体系、绩效考核体系以及执法监管体系仍然很不完善。为此，民族地区相关职能部门必须严格执行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同时，民族地区要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大局出发，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积极发展风能、水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能源，不断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2. 发展碳汇产业，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民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遏制“碳源”的排放，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碳汇”产业。要通过大力发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积极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碳源―碳汇”交易方面的合作，争取注册更多的CDM项目，获得更多的碳交易资金和技术，最终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加强技术创新，增强民族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民族地区一方面要逐渐降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积极发展低碳、环保、清洁能源，加快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建设。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完善资金、技术、人才的市场化配置的政策环境，鼓励和支持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争取在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化石燃料的清洁高效、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综合回收、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等重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进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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