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几乎一直未曾远离战火。待到被文学家们用文字转述时，大约是抗战文学开始的战争叙事。在接下来的文学链条上，相继出现了解放区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和17年时期的战争书写，逐渐形成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战争文学传统，其影响之大，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才开始发生改变。显然这是一种宏大叙事，其特点可用利奥塔的一段话描述。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本是为了指明：那些具有现代性质的科学一直在利用历史哲学的元话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支撑元话语的就是宏大叙事，包括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与远大目标。①
在由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和17年文学所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有关战争的宏大叙事正体现出上述特征。即在某种历史哲学的引导下，文学在表现战争生活时，以高于生活的写作姿态，力求从战争中提炼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军（士兵）民（农民）为主角，汇成一曲雄壮的集体大合唱，响彻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在这样的战争文学书写中，都市中的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状态被忽略了。可是，当我们仔细捡拾一番现当代文学史，在大一统的文学格局中，也能发现少数“他者”的身影；在震耳欲聋的合唱之外，还有几许尽管微弱，却也足够另类的声音。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就是其中之一。
张爱玲一向疏离乃至颠覆宏大叙事，可是这并不妨碍她也来写战争。考察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会发现，战争与张爱玲的写作命运有一种吊诡的联系：战争带来的某种空隙（文学的、政治的、文化语境的等等），让张爱玲可以放恣地写小我及其私人空间，催生她井喷般的写作灵感，在乱世中观世相，她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表意方式，并且迅速走上自己的文学巅峰；然而另一方面，战争使得人生变得难以把握，从而引发她对人类前途未卜的喟叹与惶恐。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她不止一次提及自己时常感到 “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之中的威胁”。当此时，拼命抓住日常生活成为获得自我确认的有效途径。所以到战争中闻听寻常人生的真实回声，也是张爱玲不能错过的选择。尽管她曾自称“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但是和战争直接有关的篇目并非没有，这里拣出《烬余录》《封锁》《倾城之恋》三篇作品进行解读。虽然体裁有别（1篇散文、2篇小说），却包含有共同的因素：现代战争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沪港）个体及其日常生活。这就可能使我们对她笔下的战争书写认识拓展到这样的层面：即反观现代战争中普通人的“常”与“变”，张爱玲是以都市个体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为切入口。三篇作品的命名也颇有意味：“烬余”“倾城”“封锁”，无一例外是对战争造成的人性与文明的破坏的像喻：包含了废墟、毁灭、荒原、孤绝之意。
一 、《烬余录》：“不相干的”战争
“碎片”――小历史
谈《烬余录》不能不说她和香港的渊源。从成名到离开大陆，沪港两地的双城生活是张爱玲重要的写作资源。1939年，19岁的张爱玲辗转香港大学读书，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她在纷飞战火中捱到1942年，不得已中止了大学生涯，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此时上海也沦为孤岛。直到抗战胜利，张爱玲蛰伏沪上，在一种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学时代。
这篇战争回忆录写于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1944年。此时，距离港战发生已过去两年。然而战争给她带来的生命震荡似乎记忆犹新，一向处变不惊到冷漠地步的张爱玲提起笔来，仍有痛定思痛之感：“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 “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这种看似颇为矛盾的表述，恰恰包含其个人的一种历史观在内：“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因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全不相干”的印象与记忆，正是张爱玲式的叙述历史的起点。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郑重其事的“声明”：“一般所说的‘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小说里……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是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②
张爱玲的见解当中，也包含一个女性在回望/叙述历史时所持的性别姿态――对细节、“生趣”所蕴含的寻常人生的倚重。需要注意，张爱玲所代表的女性身份有点特殊，既非五四精英/激进知识分子，也非鸳鸯蝴蝶派式的市民知识分子，更非一般城市小市民，（尽管她曾坦言自己最喜欢承认自己是小市民，但小说家言不可尽信，是否故意挑战“大”市民？或是出于反讽的语言策略都有可能）。换言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谱系和小市民谱系中均无法安放张爱玲，张爱玲的身份可以用她自己发明的一个称谓来指代，那就是女性“轻性知识分子”。
那么这样的“轻性知识分子”大致有如下特点：葆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自立果敢，有一种机智清平的见识；去除了一般知书识字者咬文嚼字的积习，偏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人生；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乐趣，却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日常生活有同情的理解，但不沉溺颓废，不会堕落。（关于这一身份的发现、梳理与研究，倪文尖有过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定位，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或打开张爱玲战争书写视角的钥匙。
现当代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李欧梵曾指出：“描写中国人民抗日受难的故事很多，但大多数是有血有泪的伤感式叙述，感人有余，但‘剧力’不足，因为没有‘距离感’，更没有任何反讽或讽刺的意味。”③如果说，那些作品呈现的是一个个不畏牺牲英勇赴死的血性战士和“血色浪漫”世界，张爱玲的《烬余录》所讲述的全然是一个平常到有点“不对”的世界。张爱玲以近乎冷漠的声音和旁观者的姿态，集讲述者与记录者于一身，坦言她的战争感观。她把镜头聚焦于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都市，如实再现香港围城18天发生的 “战事”――那是一些“低到尘埃里去”、琐屑到不能再琐屑的人生零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