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请法律来护航◆张俊目前我国推行污染责任保险的状况用“知易行难”表述再准确不过。其推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勿庸置疑，但实践起来却面临种种阻力和困难。
我国当前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这些事故威胁的人群有时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之众，受损的环境资源、财产更是难以计数。
虽然这些事件的责任人有些被处理，但他们却无力承担损害后果和赔偿责任，国家、政府和受害者的权益被肆意侵害。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并直面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和与之不相适应的防范机制后，运用经济手段、尤其是绿色保险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防范环境风险，建立社会化的损害赔偿制度显得尤为紧迫。
2007年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定下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路线图。此后各地大胆实践，尝试用不同方法、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湖南省率先推出了保险产品，确定了化工、有色、钢铁等18家重点企业；江苏省2008年推出了船舶污染责任保险；云南省昆明市规定，从2009年10月1日起，将全市25个主要污染行业全部纳入投保范围；辽宁省沈阳市率先在地方立法实现突破，在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沈阳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中规定:支持和鼓励保险企业设立危险废物污染损害责任险种……这些均彰显了国家、环保部门及地方政府推行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决心和智慧。然而，本报记者在对河北、江苏和昆明市推行污染责任保险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采访后却发现，在这几个政府力推污染责任险的地区却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河北省至今没有一家企业投保绿色保险；昆明投保企业仅占应投保排污企业总数的7.8%；而在先从船舶污染责任保险试水的江苏，实收保费710万元后，至今未有赔付。种种迹象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行状况不容乐观，但应该说，这种状况也在意料之中。
早在出台《意见》之初，环保部门领导即分析道:“当理论的前瞻性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环境经济政策就难免知易行难。”从技术上来说，损害范围的确定和评估、保险费率的核算、索赔时效等都还有待探索和解决；从大多数污染企业来说，还不能接受为污染事故的风险和损害埋单，还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从发达国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践来看，因环境责任保险承担的赔付金额过大，承保的范围又过窄，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大大高于其他商业保险，保险公司的热情也不是太高。
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特色”。综观发达国家绿色保险实施现状，美国和瑞典实行的是强制责任保险，法国是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保险为辅，德国则兼用了强制责任保险、财务保证、担保相结合的制度。
以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公众环境权益状况来说，都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没有后路可以退，而只能大力向前推进，其最好的办法即是国家进行立法支持，实现环境污染赔付责任的法规化。与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险种交强险相比，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更大，其后果肇事企业和个人更难以承担。
那么，为什么不能对那些高危行业、污染企业实行强制性的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做出强制投保的规定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正从理论走向实践，方向已经确定，这些先行的省市正用略带蹒跚的步伐，艰难地“摸着石头过河”。他们迫切需要支持，需要国家立法为他们分担一些阻力，为驶向绿色之中国开道护航。
河北两年没有一家企业投保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轨◆中国环境报 记者曹培锋 周迎久记者日前从河北省环保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河北省将探索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初步建立重点行业基于环境风险程度投保企业或设施目录以及污染损害赔偿标准，发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和经济补偿功能，为推行绿色保险奠定技术政策基础。被称为“绿色保险”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目前在河北进展如何？如何保障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顺利推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与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关的企业、环保人士以及相关专家。
